《百花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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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淑琴的报告文学《魏国元和他的兄弟》印象
在抗战胜利80周年的历史坐标上回望，马淑琴的报告文学《魏国元和他的兄弟》首发在2025年《北京文学》第一期，作者以细致与史诗性的笔触，掘开了平西抗日根据地尘封的记忆。这部作品是一部扎实、真实、生动的作品，在充分尊重历史事实的基础上，在历史真实与文学抒写的交界处构建了一个充满张力的叙事空间，用诸多细节把在岁月中消失的一部以家族血脉为经纬、以地域文化为底色的抗战精神图谱。作者以魏国元四兄弟为核心，将个人命运与民族存亡紧密缝合，呈现出一种“家国同构”的叙事张力——青白口村的药铺与北平的烟袋锅胡同，宛平县委的密室与冀东战场的硝烟，通过魏氏兄弟的足迹连缀成一条隐秘而壮烈的红色动脉。
马淑琴的写作带着鲜明的“在地性”特质。文本不仅写出他们惊心动魄的抗战经历，而且写出了他们的人性与精神世界。作者像一位手持洛阳铲的田野调查者，从《人民日报》的讣告碎片到八宝山墓碑上的五角星，从“一元春药铺”的暗号到佛岩村鸽子石塘的枪械残痕，以实物考证与口述史互证的方式，还原了地下工作者的细腻与琢磨。尤其对“沿河城深山造枪”的描写，在报告文学叙事的中意义罗列，比如核桃木枪托的纹理、柳编笸箩渡河的颤悠、石匠师义昌的轮轴模具，这些细节让历史不再是教科书上的粗线条，而有了手工业者掌心的温度。这种写法令人联想到白烨对《白鹿原》的评点——“用庄稼汉的锄头挖开了历史的冻土层”。而当索振勇将103支藏于山崖的步枪郑重交还魏国元时，一个关于承诺与信仰的闭环就此完成，这种跨越时空的呼应，正是报告文学最动人的史诗性瞬间。
作者对人物关系的处理极具张力。魏国元与庞勉的婚姻被赋予双重隐喻：既是知识分子与乡土中国的结合，更是革命理想对封建桎梏的突围。当庞勉在监狱中烧毁文件时“随着余烟的熄灭，一颗悬着的心也落了地”，这个场景与魏国元“宁死堂上，不死堂下”的字条形成精神对位，道出了革命者特有的情感语法——爱欲必须让位于信仰，柔情终将淬炼成铁血。更令人唏嘘的是四兄弟的命运变奏，即魏国元的运筹帷幄、魏国臣的沙场喋血、魏国相的无声消失、魏国杰的救死扶伤，恰似抗战交响曲中的四个声部。当陈群在青白口为魏国臣召开追悼会，上千人同唱“秋风吹来真凄凉”的挽歌时，个体生命的消逝升华为集体记忆的铸就，这种叙事策略与白烨推崇的“民间记忆的仪式化书写”不谋而合。
确乎可以肯定的是，越是在历史的曲折幽深和现实的漩涡惊骇之中，往往越是能够见证人性，更能见出精神的持守与灵魂的质地。在历史观的呈现上，马淑琴跳出了传统抗战叙事的二元框架。她并未将笔墨局限于敌我对抗，而是敏锐捕捉到平西地区的复杂生态：郑大麻子这样的土匪势力在红色交通线上的暧昧角色，谭天元、平兆斌等地方豪强的政治投机，甚至普通村民面对“捡枪”与“交枪”时的生存算计，共同构成了抗战时期的微观政治图谱。这种写法暗合白烨所说的“历史的多孔性”——革命洪流中始终存在着无数细小的裂隙与协商。而魏国元处理孩子夭折事件时那句“要考虑到干群关系”，则揭示了革命伦理中残酷而必要的理性抉择，这种不回避历史褶皱的诚实，正是非虚构写作的尊严所在。
作为抗战胜利80周年的献礼之作，该文的当代性恰恰体现在对“遗忘机制”的抵抗。当作者写道“63个春秋是多么的静默和漫长，已超越墓主人生前的54载时光”，实则是以文学之力对抗时间的熵增。文中那些极具象征意味的物件——曹桂山终未能佩戴的党徽、庞勉珍藏半个世纪的汆儿面手艺、从佛岩村山洞取出的生锈枪管，都成为记忆的载体。这种“物的叙事”与近年兴起的“微观史”研究形成对话，也让作品超越了地域党史的范畴，成为整个民族精神考古的样本。
马淑琴以学者般的考据功夫和诗人般的意象营造，让这部作品既是一部宛平地区的《战争与和平》，也是一曲太行山版的《群星闪耀时》。
当2025年的阳光再次掠过八宝山革命公墓的松柏，魏国元与闻一多相邻而立的墓碑，恰好构成一个意味深长的历史隐喻：无论是知识分子的呐喊还是农民党员的坚守，最终都汇入了民族救亡的星河。马淑琴用这部作品告诉我们——记住那些“前脚跨出大门，后脚就不准备再跨进大门”的人，不仅是对抗战胜利80周年的最好纪念，更是对“刚柔相济”的荆楚精神（魏国元母系源自湖北）在平西大地上的创造性转化。这种转化正如文中那只既装药材又传情报的“蓝花包袱”，同时也意味着人物主体内部的精神净化，以及在幽深历史和残酷现实中的气性品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