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花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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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栓柱
南京，是六朝古都，上世纪20年代，国民政府也定都于此。然而，1937年12月13日，这座千年古都瞬间陷入历史上最恐怖、最至暗、最痛苦时刻，日本侵略者从这天起对南京进行了长达6周惨无人道大浩劫、大屠杀，30多万中国人惨遭杀害。这是日本侵略者对手无寸铁的中国军民实施灭绝人性大屠杀事件，也是“二战”史上入侵者在一段时间内集中屠杀一国一地人数最多的事件。日本侵略者到底多么残忍凶恶？他们是如何残害屠杀中国人民的？时至今日，日本对南京大屠杀为什么百般遮掩、回避抵赖？张纯如著《南京大屠杀》（谭春霞 焦国林译，中信出版社）一书，以充分详实的历史证据回答了上述问题，同时将日军泯灭人性、道德和国际战时法则的魔鬼般罪行，及战后“选择性失忆”险恶嘴脸昭告于世。
《南京大屠杀》分为10章，该书从日本对中国有计划入侵、中国政府无力保护民众和欧美人士亲眼所见日军种种暴行三个视角，向世人讲述了日军攻陷南京后对中国军民无差别杀害，战后一段时间“在亚洲以外的人几乎不知道南京大屠杀的恐怖”情形，以及包括“美国出版的大部分历史文献，都忽略了这一历史事件”等许多鲜为人知内容情节。
■日军暴行世所罕见，南京之殇民族之痛
很多人都看过影片《南京照相馆》，这部影片揭示了日军南京大屠杀种种暴行，但影片展示的仅仅是“冰山一角”。翻开《南京大屠杀》一书，日军屠杀中国军民之残忍恐怖镜像，不仅随处可见，自始至终充斥着残忍、凶暴、恶毒、野蛮、血腥和泯灭人性味道。而且是几十年来中国人挥之不去的屈辱伤痛，即便在“二战”史上也实属罕见。何以不在中国人心中埋下深深愤怒和仇恨？如，日军在幕府山附近的那一次集体大屠杀，就有57000名平民和缴械士兵惨遭集体性杀害。日军为毁尸灭迹，还在死亡者尸体上浇上汽油进行焚烧。日本随军记者今井正冈在记录中写道：“在下关码头，尸体堆积成了黑乎乎的小山。50—100人在那里干苦力，将尸体抛入长江。尸体还滴着血，甚至有人还活着，四肢抽搐，并发出微弱的呻吟。”侥幸逃生的市民唐顺山回忆说，一天，他亲眼看见日本兵两人一组进行“杀人比赛”，一人用刺刀砍下人头，一人捡起来扔到一旁堆起来，还有人拿着相机拍照。
一位历史学家估算，如果南京大屠杀的罹难者手牵手站在一起，总距离长达200英里（320余公里）左右，他们身上的血液总重量可达1200吨，尸体可以装满2500节火车车厢。日军在南京一地残杀的人数，远远超过一些欧洲国家二战期间平民伤亡总人数。这些数字的背后是什么？“是一伙灭绝人性、穷凶极恶的野蛮罪犯对一群和平、友好、守法的人民进行劫掠和屠杀的故事……这种恶行在现代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乔治·非奇肯定地说。
日军对中国军民施行的屠杀手段，残忍且无所不用其极，枪杀、刀劈、砍头、活埋、火烧、水淹、狗咬、铁钉钉、肢解、剖腹挖内脏，等等。除了法西斯式大屠杀，强暴妇女之邪恶之兽性，更加令人不齿、令人作呕。可以说，其凶残暴戾、肮脏丑恶程度，在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日军士兵田所耕三回忆说：“妇女不论老幼，都逃脱不了被强暴的命运。”日本老兵东史郎更是直言不讳：“我们先是对她们说一些淫秽的话，像是‘屁看看’……然后就会有人说‘今天该我泡澡’之类的话，轮奸开始了。”有些日军强暴妇女后，还挖出她们的内脏，割掉她们的乳房，将她们活活钉在墙上。岂止士兵如此，各级军官同样魔鬼般疯狂，师团长谷寿夫这样的高级将领，就对20名妇女施暴强奸过。
日军强暴妇女不仅不分老幼，而且不分时间、地点场所，连尼姑庵、教堂、神学院这样的地方，都有他们罪恶的身影，其兽性行径无处不在。有目击者讲，日军强暴妇女的时间三分之一发生在白天，甚至在大庭广众面前，当街掰开受害者双腿暴力强奸。17个日本士兵在神学院广场轮奸一名妇女的有过，3个日本兵轮奸一个14岁女孩的有过，在大街上强奸10岁以下的小女孩有过，强迫父亲强暴自己的女儿、兄弟强暴自己姐妹的有过，日军强暴妇女后将木棍、树枝、酒瓶等物插塞进女人下体的还有过……何等的下作卑鄙！何等的没有人性！詹姆斯·麦卡伦在日记中说：“我之前从未听闻如此野蛮的暴行。强奸！强奸！我们估计，每天晚上至少会发生1000起强奸案，甚至光天化日之下也会屡屡发生。”约翰·马吉在日记中写道：“简直无法想象，现代世界居然会有如此残暴的人存在……似乎只有‘开膛手’杰克这种罕见的疯子才会干出这种事。”试问，日军就是以这么卑鄙的行径“效忠天皇”的吗？如果那些作恶的日军家人知道他们在干这种禽兽不如勾当，作何感受？那些被奸杀的女人的冤魂能放过他们吗？美国学者苏珊·布朗米勒激愤地说，发生在南京的强暴（妇女恶行），可能是战争期间强暴平民所有事件中最恶劣的一桩。
世界人民和日本人了解日军暴行吗？南京大屠杀之初的几天，美国记者弗兰克·提尔曼·德丁、阿奇博尔德·司迪尔和C·耶茨·迈克尔丹尼，就见证了日军射杀中国人，野狗啃食尸体等凄惨场景。日本报纸刊登的大量消息、照片，也对屠杀中国人和尸体堆积如山等场景，以及日本记者深感震惊评论做出了报道。而日本政府、日本人看了这些报道又是何种表现呢？是“深感自豪”，万民欢庆。及至日军将美国“帕奈”号炮艇击沉的消息传到欧美人耳边，国际社会发出强烈谴责声音，日本才对“丑闻带来的舆论压力”有所触动。但“舆论压力”并未终止日军大屠杀、大浩劫，南京依然在流血。
■国际友人挺膺担当，正义必将战胜邪恶
在南京横遭兵燹，数十万中国平民惨遭杀戮、陷入绝望那段日子里，20几个外国人毅然决然站了出来，他们冒着生命危险在大使馆、金陵大学所在地建起安全区，接纳并解救了20多万中国难民。他们是德国商人约翰·拉贝，美国医生罗伯特·威尔逊，美国传教士威廉明娜·魏特琳，牧师约翰·马吉、欧内斯特·福斯特，德国工程师斯蒂安·克勒格尔，美国基督教成员詹姆斯·麦卡伦，安全区委员会秘书刘易斯·史迈士，南京基督教青年会领导人乔治·非奇等。这些外国人的肤色、信仰与我们或许不同，但他们信守正义、道德的精神与我们完全一致。我们必须记住他们，感谢他们。
时年55岁的拉贝，是安全区里深受大家信任的领导者，在中国人心中更是一位英雄勇士，是“中国的辛德勒”。当时，拉贝目睹日军暴行后，先后给希特勒和一位朋友发去电报，意在请求希特勒能“从中调停”。他还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多次与日本外交官进行交涉，试图阻止日军惨无人道的行为。但事与愿违。在恐吓、危险面前，拉贝不但没有放弃，与同事拼尽全力救助挣扎在死亡线上的中国人，还将日军所犯罪行记录在日记中。威尔逊是当时安全区里唯一的外科医生，他对日军烧杀劫掠、强暴妇女等恶行怒火中烧，但他无力阻止。他要做的就是夜以继日、一刻不停地为病人做手术，和大家坚守岗位照顾病人，尽最大努力确保医院免遭日军破坏，挽救和保护中国人。机敏过人的马吉，用手中摄影机记录下日军刺杀一名中国孕妇至少17刀、一小男孩被刺和一名颈部几乎被砍断妇女等罪行。1991年10月，“马吉影片”在日本每日放送电视台一经播放，瞬间引起朝野和民间大轰动。被人们誉为“南京活菩萨”的魏特琳，是彼时留在南京屈指可数的西方女性之一，那时她51岁。南京大屠杀的经历，严重损害了她的身体健康，而远甚于身体伤害的，是日复一日承受的精神折磨。日军对妇女的强暴杀戮，让她无助、愤恨，内心滴血。她在日记中向日本人发问：“如果日本妇女知道日军的各种暴行，她们该会多么羞愧啊！”她不时地鼓励难民：“你们中国人不用担心，日本一定会战败，中国不会灭亡。”“中国还没有灭亡，而且永远都不会灭亡。日本注定要失败。”魏特琳所言没错，中国绝不会灭亡，日本注定要失败。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制造南京大屠杀事件，残杀中国人民的刽子手最终都认罪伏法，受到审判和处决。
■日本必须直面历史，承认事实深刻反省
但是，战后几十年来，日本政府对南京大屠杀一直没有悔意，大多数日本民众、青少年对南京大屠杀，不是“不知道”就是“不清楚”。日本民众知道什么？只知道广岛、长崎被原子弹轰炸。为什么广岛、长崎被轰炸？还是不知道、不清楚。何种原因所致？有理由证实，一是美国从中作梗。日本投降后，美国从日本获取了日军细菌研制等秘密资料，成为唯一可以操控日本的受益者，故而对日本战后反省侵略罪行之态度，装聋作哑、暧昧有加。二是战后日本对所犯罪行态度与德国截然相反。德国承认纳粹分子个人有罪，政府对战争罪行负有责任。德国法律还规定，如果教师不对学生讲述或删除残害犹太人那段历史，要被判违法。日本则是百般抵赖狡辩，不仅刻意在教科书中删除和模糊“七七事变”“南京大屠杀”等历史，对民众和青少年极力灌输邻国“威胁”论调，而且大言不惭地说，当年“参战（侵略）是为了确保自身的生存”，是“将亚洲从西方帝国主义国家的控制下解放出来”。何等的厚颜无耻。
日本真的没有善恶分明、坚持正义的人吗？当然不是。日本前首相村山早年就明确指出，日本必须对“殖民统治和侵略”“表示深刻反省和由衷的歉意”；前首相鸠山由纪夫也表示，日本决不能回避历史事实，要勇于承认并纠正错误。坚守正义的日本律师土屋公献，更是一位有担当、有勇气，敢于直面历史的日本人。1995年起，他组织200多名日本律师奔走中国多地调查取证，为中国受害者进行辩护。他不仅坚持主张彻底清算日本侵略者罪行，向中国及亚洲战争受害者进行谢罪赔偿，恢复受害者名誉和尊严，而且郑重指出，日本政府必须得明白，（中日）两国要友好，绝不是两国高层握握手那么简单。诺贝尔文学奖、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也直言：“日本一定要对侵略进行道歉和赔偿。”2023年，日本青年加藤来到南京大屠杀纪念馆，他双膝跪在广场上，他说：“我是日本人，却不知道自己的国家做过如此残忍的事情。我下跪，是为了向逝去的人们表达歉意。”日本有识之士的鲜明观点、正义之举，正是张纯如撰写该书的初衷——“我希望本书能唤醒日本人的良知，承担他们对南京大屠杀应负的责任。”可日本有几个如村山、鸠山由纪夫那样的高官政要，有多少如土屋公献、大江健三郎、加藤那样有良知、守正义的人，又有多少人清晰了解南京大屠杀真相呢？
■“超级纯如”杰出女性，历史见证人性良知
行文至此，笔者以为有必要与读者讲一讲该书作者张纯如付出的沉痛代价。
张纯如，1968年出生在美国，1985年考入伊利诺伊大学，毕业后曾任《芝加哥论坛报》记者。张纯如萌生撰写该书的动因，源于1994年12月13日在加州库比蒂诺纪念南京大屠杀会议上，她第一次看到“儿时记忆中的南京大屠杀再也不是虚无缥缈的民间传说”照片，活动期间她还得知有两本关于南京大屠杀小说（《天堂树》和《橙雾帐篷》）被列入出版计划。当时，她突然意识到“还没有人用英文写过关于南京大屠杀的长篇纪实类专著”，况且美国一直存在写作此类著作资料。就是这一强烈的“突然性”意念，让她开启了奔走美国、中国和东南亚等国多地，全身心投入收集资料和写作过程中。经过3年实地走访博物馆、当事人，夜以继日的资料收集、整理阅读、潜心写作，1997年11月南京大屠杀60周年之际，她笔下的英文版《南京大屠杀》一书走进人们视野，而且在美国引起轰动效应。该书的出版，不能不说让张纯如实现了“我要拯救那些被遗忘的人。为那些不能发声的人发言”的心愿。
准确地说，出自美籍华人手笔的该书，对南京大屠杀的观察视角、记述观点，鲜明且相对客观。但从揭示战后“美国盟友”（日本）曾经的侵略罪行角度而言，作者则承受着常人难以想象的精神和舆论压力。事实确实如此。该书问世7年后的2004年年中开始，张纯如的精神状态逐步从忧虑、恐惧陷入崩溃，而且一度被送进精神病院疗治。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当年11月3日小布什赢得美国总统大选后的第6天，张纯如在自家车内饮弹自杀，时年仅36岁。
张纯如为何以此方式结束年轻生命？张纯如的爱人布雷特·道格拉斯在（该书尾声）谈到这一情形时说，纯如被精神疾病击倒，最终选择自杀的症结，应当与她阅读过“南京大屠杀和巴丹死亡行军”等大量图片，“长久以来对日本右翼极端分子的恐惧和忧虑、频繁地通宵达旦工作以及紧张的图书巡回签收”有关。尤为关键的一点是，张纯如曾经“断定那些在路易斯维尔试图帮助她的人都是小布什阴谋加害于她的一部分”，她一度幻觉“被CIA跟踪”,“确信美国政府（指小布什上台总统后）将加害于她”。在她生命的最后3个月里，她一直没有摆脱这个想法。警方在张纯如自杀后调查时发现，小布什获胜后的第二天，她购买了结束自己生命的那支手枪。张纯如的母亲张盈盈在中文版序中，对女儿和该书给予了如下评价：“超级纯如”的一生是“精彩的一生”；该书“不仅叙述了（南京大屠杀）这段不为西方国家所了解的可悲历史，更重要的是深刻揭示了人性的善与恶，批评了人类的种族歧视现象，并且探讨了幸存者人权问题，体现了纯如维护人权及正义的热忱。”
张纯如用生命“揭示了人性的善恶”，维护了人权和正义，也用生命完成了这部英文纪实著作，让包括美国人在内的西方国家民众，看到日本制造南京大屠杀一幕幕真相。《华盛顿邮报》作家乔治·威廉读过该书后认为，张纯如不愧为让“‘第二次南京大屠杀’为之终结”的一位杰出女性。
时光如流，岁月不居。南京大屠杀距今已过去近90年，当年大屠杀的加害者、被害者大部分也已离开人世。但日本蓄意制造的那场震惊世界、浩劫中国人民生命财产和世界文明的大屠杀，一直烙刻在历史卷册中。历史可以在别有用心的手上肆意歪曲涂抹，但真相绝不会改变，不会失忆，中国人民更不会遗忘。80年前，美国总统杜鲁门曾说，只要“想到那些战争中的受创者，他们失去挚爱的父亲、丈夫、儿子、兄弟和姐妹。任何胜利都换不回他们期盼相见的面庞。”是的，今天我们所看到、所享受的胜利、正义、和平，是千千万万罹难者用生命和鲜血、屈辱和抗争换来的，是全中国人民共同浴血奋斗换来的。今天，当我们面对《南京大屠杀》一书中那些令人惊惧恐怖的文字、数据、图片，面对南京大屠杀“哭墙”上那些名字，面对展陈在南京纪念馆内一幅幅带着枪弹、刀剑、强暴痕迹的遗骸尸骨、凄惨影像时，是不是发现仍然在滴血、在呻吟、在呐喊？是不是还在拷问日本人的良知、道德、人性？
南京大屠杀，不能被遗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