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母亲

韩秀耘

2024新年的前夜，母亲走了。走得急促，没给儿女们留下半句叮嘱。

母亲是1月1号的生日，每年的这一天，全家都把新年和母亲生日的意义叠加在一起，围在母亲身边，热热闹闹地庆贺，那种快活的场景，像春风暖着家人的心。

今年的新年却是在悲痛中度过的，这种悲痛是撕心裂肺的。母亲走了，她带走了全家人的欢乐和新年的意义。

母亲活了八十五岁。母亲从小没了娘，是姥爷含辛茹苦把她拉扯大。母亲从小就养成了坚韧不屈的性格，她懂得生活的不易与艰辛，努力承担起家庭的责任……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我在慢慢长大的过程中，深深感受到母亲是个坚强能干又为人和善的人。那个年月，下地干活儿是唯一的生计，母亲天天出工，走得很早回来很晚，我和村里的几个孩子，每天是被一位奶奶看着，就如同现在的托儿所。爸爸当时是在公社（也就是后来的乡镇）里上班，每天母亲下班后就赶紧到那位奶奶家接我。那时候我四岁，已经有了一个两岁多的弟弟，母亲把我们接回家后，就忙着做饭，晚饭后还要做针线活儿，直忙到很晚才休息。

母亲心灵手巧，不光给家里人做针线活儿，村里好多父老乡亲也找母亲缝补衣服，因为母亲会用缝纫机，衣服做得又好又快，缝补衣服也快。不管母亲多忙，村里人找到母亲，她总是来者不拒，总是含着微笑答应下来，所以，母亲时常在晚上给别人做针线活儿。那台缝纫机哒哒哒的响声融进沉寂的夜晚。母亲给村里乡亲做针线活儿完全是义务，村里人都说母亲是个大好人，我家里有啥需要帮忙的事，村里人也是主动伸出援手。

母亲个子高，身材好，能力也强，无论干啥活儿都是干巴利落脆，常得到村里人的赞赏。村干部也总是把着急的活儿交给她。有一次，天很晚了，母亲下班后把我们接回家，就做起了针线活儿，我记得是在赶做布袋子，母亲边做活儿边给我和弟弟熬粥，等我们哥俩吃完饭后，母亲继续干活儿。后来我和弟弟随着缝纫机的哒哒声进入了梦乡，至于母亲干到什么时候我们就不知道了。第二天一大早，村干部就派人到我家来取做好的布袋子，那是好大的一捆，至少有五六十个。我隐隐约约听到，队长说给母亲记十个分工，那时的十分工应该说不少了，一个男子汉出一天工也就挣十分，可这十分工，在那个时候的分值也就四五毛钱。

母亲无论干啥农活儿都是一把好手，比如春种时跟着牛拉的耕犁往垄沟儿里点种儿，有的人点种长短距离不一，母亲点的种距离像是用尺子量了似的，村里人都说她太神了。插白薯秧时，母亲插得又稳又快。长长的垄背儿有三百多个坑，往坑里放上水，再将白薯秧插进坑里，母亲一气儿从这个地头儿顺着垄背儿插到地的另一头儿，把别人甩下一大截，她不光速度快，技术也好。母亲总是说，她生来就是个干活儿的命。

由于母亲的威信和能力，后来被选为村里的妇女主任。母亲为了和村里的妇女打成一片，经常主动了解姐妹们的思想动态，遇有家庭纠纷或邻里矛盾，母亲就成了化解纠纷调节矛盾的能手。就连公社的领导也多次在大会上表扬我们村妇女工作做得好。村里的干部总是说：高文莲这个人不简单，你看她平时不显山不露水儿，可真遇到该解决事儿的时候，还真有两下子。

母亲持家过日子也是让人竖大拇指。母亲生下了我们兄妹五个，那个时候日子并不富裕，可母亲却没让我们吃苦受罪，她凭借自己的勤劳，除了每天下地劳动，每年还养两头大肉猪，养十几只蛋鸡。那时的猪和鸡，没有粮食做饲料，都是吃山榆叶儿和野菜，母亲每天在劳动的空隙时间，还得赶紧给猪和鸡弄吃的，虽然很累，但日子过得很踏实。

母亲名义上小学上到四年级，实际因家里穷，又早早没了亲娘，家务活时常由她来做，所以，加在一起也就是学习二年时间。但母亲生性聪颖，是个心智很高的人，并能约束自己，村里人很佩服。我们兄弟姊妹从心里仰慕钦佩母亲。母亲自己读书少，却很想让我们好好上学。1966年秋季，我该上小学了，母亲亲手用碎布块拼接，给我做了一个漂亮的书包，并叮嘱我到学校一定好好学习，要尊敬老师、团结同学、遵守纪律。当时，母亲拉着我的手，我分明看着她的眼睛里含着泪花。我一直把母亲的叮嘱记在心里。

虽是农村妇女，母亲的能力是多方面的。她还是村里有名的接生能手。我们村距离公社卫生院很远，交通不便，那会儿村里人若是有了急病，就得绑个担架走二十多里山路，才能把病人抬到公社卫生院治疗。妇女生孩子，基本不去公社卫生院，就靠当地的接生婆，我们那里叫接生老娘。原来邻村有个姓李的接生老娘，也负责我们村的接生，后来年纪大了，行动不便了，我们村的妇女生孩子接生，就靠我母亲了。我不知道母亲是什么时候学的这接生的本事，多年后我才知道，那是当年李姓接生老娘教得她，母亲悟性极高，没有辜负老人的托付和村人的期望，没少给村里的妇女接生，并且没有出过任何危险和差错，实属不易。

上了年纪的人都记得，在那个年代，吃油是要用油票的，由公社粮油管理人员，根据村里每年卖的核桃和杏核等油料作物的多少，计算出村里每个村民的年供应食用油量，每年人均食用油供应少则几两，多则一斤到二斤，年底公社专管员将油票发到村里，再由村干部发到各户。村里人每年每人那么点油确实不够吃，所以，人们在秋后就到山上的杏树林里捡没捡干净的杏核，或者到远山去捡拾村集体不去收的杏核。以熬制杏核油，来弥补一些食用油的不足。我父母利用中午歇晌时去捡，把捡来的杏核在碾子上碾烂，然后弄回家在大铁锅里熬油。我母亲熬油也是一把好手，首先要掌握好火候，灶坑里的火不能大也不能小，大锅里杏仁汤慢慢开起来，母亲坐在一个板凳上，手里拿着一个木桨，不时地在锅里顺时针搅动，慢慢的油就浮起来，再用铁勺慢慢撇出来，也就是平舀。熬油不是谁都能行，同样数量的杏核，有的人熬出的油多，有的人熬出的油少，母亲是前者，还多次为别人作指导。说起熬杏核油，母亲还经常给我们讲起她小时候熬油，险些丢命的故事。

母亲从十来岁就开始学熬杏核油。熬油的杏核基本都是苦杏核，熬到一定火候才能变成甜味儿，熬得过程中，要不时地尝尝熬的汤变甜了没有。当时年幼的母亲还没有经验，尝得过于频繁了，结果中毒昏迷了。幸亏有人发现。姥爷抱起不省人世的女儿，悲痛欲绝，边哭边念叨：闺女啊，你好可怜啊，早早的没了娘，我想把你拉扯大呀，你咋就不要爹了呢……姥爷不停地哭，一直抱着女儿不放手，抱到半夜，母亲慢慢苏醒了……从那以后，母亲常说她命大，从阎王爷那儿转一圈儿又回来了。

母亲的善良是出了名的，甚至那些到村里做小买卖儿的外乡人也深有感触。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土地承包到户之后，外乡人穿村走巷做买卖的多了起来，时常到村里来卖小货儿，都是骑一辆自行车，带上好多货物，晌午到村里又渴又饿，我母亲经常让这些做小买卖儿的到家里喝水吃饭。有一次，一个卖粉条的到村里之后，看得出是饥渴难耐，母亲向他招呼道：大侄子，我回家做午饭，你一会儿到我家里去吃饭。母亲说着，并用手指向家的位置。

“大婶儿，谢谢您了，我真是饿坏了。”中午，母亲给这个买卖人做得白面面条。那会儿村里因不产白面，都是吃粗粮，即便有点白面，也是仅存的一点，是为了招待家里的亲戚朋友的。做小买卖儿的是个三十来岁的小伙子，一顿吃了三大碗面条。小伙子很感激，临走时，非要给母亲撂下一捆粉条，母亲死活没要。

母亲这一辈子都奉献给别人了，她常说，做人永远都不能愧对自己的良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