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花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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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篇纪实文学《大医傅莱》创作谈
马淑琴
作者简介：马淑琴，中国作协会员，北京作协第五、六届理事，北京市门头沟区文联原常务副主席兼秘书长，区作协主席。
鲜花盛开的五月，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原会长、中国科学院院士陈竺先生的领导下，由中国红十字会总会、人民卫生出版社策划，“人道大医”丛书之一的长篇纪实文学《大医傅莱》经中宣部重大选题备案，5月初由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
陈竺先生亲自作序，全书12篇，50个章节，加前言和后记，20余万字，以傅莱人生经历时间为主线，以纪实文学的语言和表达方式，以用心、用情、用功的创作精神，真实、生动记述了傅莱非凡伟大的人生与业绩，记述了党和国家有关部门、亲人、同事、战友对他的深情回忆、高度评价和怀念之情，在坚持真实原则的同时，注重细节的挖掘和人性的追溯；以主人公为中心的抒写，注重有关环境、现场文化背景的铺垫，使纪实更具厚度和质地。
回顾采写创作过程，感慨万千。接受任务时，第一次听说傅莱的名字。看到介绍中，傅莱当年在中共北平地下组织的帮助下，从京西妙峰山的秘密交通线到平西抗日根据地，又到晋察冀边区，心底涌起一股亲切温暖的热浪。因为，京西是我的家乡，家乡的山河与历史一定会因傅莱的走过而更加壮丽和精彩。挖掘和采写这样一位白求恩式的国际共产主义白衣战士，是何等光荣和神圣。
随着采访和查阅资料的不断深入，以及对历史现场的深情探访，大量生动片段的链接和复原，一位真实、伟大、闪耀着人性光辉的国际共产主义战士形象清晰展现，并在心底复活。
傅莱的一生精彩非凡，并生动传奇。
1920年2月11日，在奥地利维也纳这座“音乐之都”的旋律中诞生的理查德·施泰因，14岁时就在卡尔·马克思公寓巷战中冒着呼啸的子弹，为奥地利共产党领导下的保卫团运送弹药，又在医生的指导下救护伤员；15岁加入奥地利共青团；18岁在抵抗纳粹入侵和针对犹太人的种族灭绝的斗争中，成为奥地利共产党党员。从对自由的追求，到对生命的热爱，延伸到对医学的钟情，理查德最终成为一位把共产主义崇高信仰和人道主义精神有机融合的光辉典范。
如同水流在走投无路时的纵身一跃，成为壮观的飞瀑，传奇往往在惊险中诞生。由于积极从事反法西斯的地下活动，理查德被列入盖世太保捕杀的黑名单，必须在24小时之内撤离维也纳。按照奥共组织的指引，年仅19岁的理查德告别父母及恋人，登上被海浪托起的航船，经过28个漂泊的日夜，抵达中国上海港。
追逐心中那束光，从南方到北方，从上海到天津，终于盼来了北平来客。
真实有时比虚构更生动：北海公园琼华岛畔的神秘接头，颐和园摊位的暗号邂逅，妙峰山古香道上匆匆赶路的帅气“老外”，山麓草房的及时接应，一路越过和突破多处封锁线，辗转走过平西的十八个村庄；数百里山川的艰苦跋涉，永定河月夜的笸箩渡船，小峰口油灯下会萧克，满城县慈家台见杨成武；终于，在平山县寨北晋察冀军区司令部，理查德终于见到了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司令员热忱欢迎他的到来，还根据德语自由的谐音，给理查德取了一个中国名字：傅莱。从此，这个不远万里融入中国的奥地利青年，开启了他崭新的傅莱时代。
鉴于傅莱的医学特长，这位英气勃勃的“洋八路”成了白求恩学校的“洋教头”，并兼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的内科医生。
谢绝配备翻译，每晚都点着司令员特批的那盏两根捻的油灯，用他特有的“三套工序”，花费比讲课时间多出七八倍的功夫备课，仅一年多时间，中文运用自如。
讲课、诊病，战地医院救治伤员，在不同的时空里紧张忙碌。一场战斗结束，傅莱“以高超的医术给我们数百个为抗日而负伤成疾的战友诊治，给了我们很多的帮助，更使我们对你十分的感激。”这是杨成武副司令员写给傅莱的感谢信。
1943年，日寇封锁、药品极缺，边区流行疟疾和麻疹，身为晋察冀军区医药指导委员会委员的傅莱拜当地中医为师，用缝衣针代替针灸针，掌握了治疗疟疾的针灸穴位和针法，亲自带队到作战部队实验和推广，边区疟疾的蔓延被遏制，因此，受到毛泽东、朱德和聂荣臻的表扬，八路军总部通报全军，陕甘宁边区政府为他颁发了奖状。
1944年秋，傅莱被朱德总司令“借”到延安，并由聂荣臻亲自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45年春，在延安的窑洞里，傅莱带领两名助手利用美国援华委员会寄来的青霉素菌种和部分资料，在简陋的条件下，奇迹般地成功试制出粗制青霉素，用如此“灵药”挽救了万千军民。
抗战胜利后，傅莱担任华北军区卫生部顾问，随部队从延安到张家口。大同战役打响了，他把刚研制出的粗制青霉素混悬液连夜送到大同战地医院，及时用于前线救治。
在解放全中国的军号声中，傅莱随刘邓大军南下，参加了解放大西南战役。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取得胜利，傅莱却没有返回故乡赡养父母和成就事业，1953年4月3日，在新中国第一次人口普查中，傅莱毅然加入了中国国籍，成为名副其实的中国人。
在西南军政委员会公共卫生处和重庆市卫生局工作时，他多次到边远山区和少数民族地区调查地方病，进行全面系统的流行病学研究，制定防治方案，为基本消除寄生虫病做出重要贡献。在重庆医学院任教期间，他编写了《人民保健组织学》教材，成为新中国卫生管理学的先驱之一。
改革开放之后，傅莱被任命为中国医学科学院情报研究所副所长，同时担任了“建设中国生物医学情报中心和网络的合作协定”的项目主任，以更加振奋的激情和昂扬的干劲投入新时期的工作，建成了国内第一个大型医学文献计算机检索系统，成为中国医学信息现代化管理的开创者。
从1983年6月开始，傅莱接连担任第六、七、八、九届全国政协委员，以一颗赤子之心，为国家改革开放和发展事业进言献策。他多次回到老区看望乡亲，为老区经济发展奔走呼吁。他说：“不能忘掉老区人民，咱们不能办忘本的事。”并带头为老区群众和失学儿童捐款。
傅莱表示：“我在中国参与了一项伟大的实验，这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这个实验至今还在进行。”“假如让我第二次选择，我仍然选择中国。”
傅莱大力传承白求恩精神，作为顾问，他对白求恩医科大学北京校友会的同学们说：“当年白求恩的救治点都是离炮火最近，离伤员最近。现在虽然是和平年代，但医生一定要离患者最近，要到患者的床前，才是好医生。”
傅莱多次受到国家政府的奖励和表彰，曾荣获中华人民共和国三级独立自由勋章，三级解放勋章，卫生部科学贡献奖等，赢得了很高的声望，得到了党和国家历代领导人的关怀和多次接见。
2004年11月16日1时03分，傅莱在北京协和医院逝世，享年84岁。按照傅莱的生前夙愿，他的部分器官捐献给了中国协和医科大学。河北省唐县的晋察冀烈士陵园里，建起了傅莱墓地，他与白求恩、柯棣华相伴昔日战地。
傅莱的一生，是追求和践行共产主义理想信念的一生，是为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无私奉献的一生，是努力奉行人道主义精神的一生。傅莱从事的医疗救治工作，包括他的教学和文著，无不饱含着人道主义的温度，处处体现以人为本和生命至上。
在采写创作过程中，坚持探寻真实的史料和严谨的考据，努力挖掘人物的独特性和高尚性。在文学性基础上，注重史料的收集呈现，使作品同时具备史学价值。
有关傅莱的资料和采访渠道都很有限，需要努力开拓采访空间，追寻线索，千方百计从现有线索中寻找和开拓出新线索，让线索的球越滚越大。仅靠资料远远不够，必须迈开双脚，走进历史现场，不断丰富并甄别已有资料。为此，我两次走傅莱走过的妙峰山古香道，并到他走过的一些村庄，目的是寻找真实的现场感，在追求真实的基础上，进行合乎事理、情理和常理的延伸想象，体现文学价值。还到傅莱工作和生活过的河北省唐县葛公村，白求恩学校旧址，阜平县大台村，傅莱住过的村民家，晋察冀烈士陵园，以及展有傅莱内容或有关的卢沟桥抗战馆、唐县白求恩柯棣华纪念馆、阜平县晋察冀边区革命纪念馆、妙峰山平西情报联络站展览馆、北京永定河博物馆等，寻找傅莱当年的遗迹，并力争有新的发现。
采写得到傅莱工作单位和家庭及有关部门的支持，傅莱夫人江国珍女士多次接受采访，并提供了诸多珍贵资料。傅莱曾工作过的重庆医科大学（原重庆医学院）在审读初稿过程中，提供了重要内容。通过努力，还采访到了河北省阜平县大台村傅莱的世交、老朋友吕天佑，曾任白求恩卫生学校校长的殷希彭之子殷子烈，在北海与傅莱接头的北平地下党交通员吴又居之子吴同征，卢沟桥抗战馆专家张量，白求恩精神研究会名誉会长栗龙池，白求恩医科大学北京校友会常务副会长韩春勇，天津民俗专家张绍祖，河北省唐县文联老主席陈识路等。同时还从网上发现线索，抓住不放，顺藤摸瓜。如在网上发现傅莱单位退休的许培杨教授写傅莱的文字，立即请出版社编辑老师帮助联系，落实了采访。还有全国政协委员、时任中国作协副主席的邓友梅和人民日报、人民政协报等记者有关傅莱的记述，极大丰富了抒写内容。
对有关存疑问题，认真求证，反复核实，做到对历史和事实负责。如书稿中涉及白求恩学校和医院当年在反“扫荡”中化整为零、办战地医院、隐藏伤员和打游击时住过的小山村，在现有村落名单中查不到，责任编辑周宁老师和我都一致认为，不能轻易放弃，只要存在过，就会有痕迹，这是对历史负责。我请河北省阜平县大台村党支部杨树先书记、保定市作协主席王淑彦女士帮助查询，终于查清了，这些小村如“岭根儿”“下店”“北瓜台”等当年都是行政村下属的自然村，因为偏僻，后来都搬迁并村，所以当下资料无法查到，但历史上不仅为抗战做出贡献，还记载了傅莱的不凡经历，于是毫无疑问地写进了本书。
采写创作得到出版社编辑老师和各类专家及朋友的指导帮助和鼓励，特别是陈竺先生亲自指导和审阅。当一个鲜活生动的傅莱展现面前，我首先被深深感动。通过我的笔，让更多的人认识傅莱，沐浴大医精神，更是我之幸事。
65年的忠实坚守，拳拳赤子的毕生奉献，岁月时空交汇中，那些闪烁人性光辉的印记；漫漫人生旅途中，那些典型环境和高尚情操酿成的生动故事，定会感染和震撼读者的心灵。
长篇纪实文学《大医傅莱》创作谈
马淑琴
作者简介：马淑琴，中国作协会员，北京作协第五、六届理事，北京市门头沟区文联原常务副主席兼秘书长，区作协主席。
鲜花盛开的五月，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原会长、中国科学院院士陈竺先生的领导下，由中国红十字会总会、人民卫生出版社策划，“人道大医”丛书之一的长篇纪实文学《大医傅莱》经中宣部重大选题备案，5月初由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
陈竺先生亲自作序，全书12篇，50个章节，加前言和后记，20余万字，以傅莱人生经历时间为主线，以纪实文学的语言和表达方式，以用心、用情、用功的创作精神，真实、生动记述了傅莱非凡伟大的人生与业绩，记述了党和国家有关部门、亲人、同事、战友对他的深情回忆、高度评价和怀念之情，在坚持真实原则的同时，注重细节的挖掘和人性的追溯；以主人公为中心的抒写，注重有关环境、现场文化背景的铺垫，使纪实更具厚度和质地。
回顾采写创作过程，感慨万千。接受任务时，第一次听说傅莱的名字。看到介绍中，傅莱当年在中共北平地下组织的帮助下，从京西妙峰山的秘密交通线到平西抗日根据地，又到晋察冀边区，心底涌起一股亲切温暖的热浪。因为，京西是我的家乡，家乡的山河与历史一定会因傅莱的走过而更加壮丽和精彩。挖掘和采写这样一位白求恩式的国际共产主义白衣战士，是何等光荣和神圣。
随着采访和查阅资料的不断深入，以及对历史现场的深情探访，大量生动片段的链接和复原，一位真实、伟大、闪耀着人性光辉的国际共产主义战士形象清晰展现，并在心底复活。
傅莱的一生精彩非凡，并生动传奇。
1920年2月11日，在奥地利维也纳这座“音乐之都”的旋律中诞生的理查德·施泰因，14岁时就在卡尔·马克思公寓巷战中冒着呼啸的子弹，为奥地利共产党领导下的保卫团运送弹药，又在医生的指导下救护伤员；15岁加入奥地利共青团；18岁在抵抗纳粹入侵和针对犹太人的种族灭绝的斗争中，成为奥地利共产党党员。从对自由的追求，到对生命的热爱，延伸到对医学的钟情，理查德最终成为一位把共产主义崇高信仰和人道主义精神有机融合的光辉典范。
如同水流在走投无路时的纵身一跃，成为壮观的飞瀑，传奇往往在惊险中诞生。由于积极从事反法西斯的地下活动，理查德被列入盖世太保捕杀的黑名单，必须在24小时之内撤离维也纳。按照奥共组织的指引，年仅19岁的理查德告别父母及恋人，登上被海浪托起的航船，经过28个漂泊的日夜，抵达中国上海港。
追逐心中那束光，从南方到北方，从上海到天津，终于盼来了北平来客。
真实有时比虚构更生动：北海公园琼华岛畔的神秘接头，颐和园摊位的暗号邂逅，妙峰山古香道上匆匆赶路的帅气“老外”，山麓草房的及时接应，一路越过和突破多处封锁线，辗转走过平西的十八个村庄；数百里山川的艰苦跋涉，永定河月夜的笸箩渡船，小峰口油灯下会萧克，满城县慈家台见杨成武；终于，在平山县寨北晋察冀军区司令部，理查德终于见到了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司令员热忱欢迎他的到来，还根据德语自由的谐音，给理查德取了一个中国名字：傅莱。从此，这个不远万里融入中国的奥地利青年，开启了他崭新的傅莱时代。
鉴于傅莱的医学特长，这位英气勃勃的“洋八路”成了白求恩学校的“洋教头”，并兼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的内科医生。
谢绝配备翻译，每晚都点着司令员特批的那盏两根捻的油灯，用他特有的“三套工序”，花费比讲课时间多出七八倍的功夫备课，仅一年多时间，中文运用自如。
讲课、诊病，战地医院救治伤员，在不同的时空里紧张忙碌。一场战斗结束，傅莱“以高超的医术给我们数百个为抗日而负伤成疾的战友诊治，给了我们很多的帮助，更使我们对你十分的感激。”这是杨成武副司令员写给傅莱的感谢信。
1943年，日寇封锁、药品极缺，边区流行疟疾和麻疹，身为晋察冀军区医药指导委员会委员的傅莱拜当地中医为师，用缝衣针代替针灸针，掌握了治疗疟疾的针灸穴位和针法，亲自带队到作战部队实验和推广，边区疟疾的蔓延被遏制，因此，受到毛泽东、朱德和聂荣臻的表扬，八路军总部通报全军，陕甘宁边区政府为他颁发了奖状。
1944年秋，傅莱被朱德总司令“借”到延安，并由聂荣臻亲自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45年春，在延安的窑洞里，傅莱带领两名助手利用美国援华委员会寄来的青霉素菌种和部分资料，在简陋的条件下，奇迹般地成功试制出粗制青霉素，用如此“灵药”挽救了万千军民。
抗战胜利后，傅莱担任华北军区卫生部顾问，随部队从延安到张家口。大同战役打响了，他把刚研制出的粗制青霉素混悬液连夜送到大同战地医院，及时用于前线救治。
在解放全中国的军号声中，傅莱随刘邓大军南下，参加了解放大西南战役。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取得胜利，傅莱却没有返回故乡赡养父母和成就事业，1953年4月3日，在新中国第一次人口普查中，傅莱毅然加入了中国国籍，成为名副其实的中国人。
在西南军政委员会公共卫生处和重庆市卫生局工作时，他多次到边远山区和少数民族地区调查地方病，进行全面系统的流行病学研究，制定防治方案，为基本消除寄生虫病做出重要贡献。在重庆医学院任教期间，他编写了《人民保健组织学》教材，成为新中国卫生管理学的先驱之一。
改革开放之后，傅莱被任命为中国医学科学院情报研究所副所长，同时担任了“建设中国生物医学情报中心和网络的合作协定”的项目主任，以更加振奋的激情和昂扬的干劲投入新时期的工作，建成了国内第一个大型医学文献计算机检索系统，成为中国医学信息现代化管理的开创者。
从1983年6月开始，傅莱接连担任第六、七、八、九届全国政协委员，以一颗赤子之心，为国家改革开放和发展事业进言献策。他多次回到老区看望乡亲，为老区经济发展奔走呼吁。他说：“不能忘掉老区人民，咱们不能办忘本的事。”并带头为老区群众和失学儿童捐款。
傅莱表示：“我在中国参与了一项伟大的实验，这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这个实验至今还在进行。”“假如让我第二次选择，我仍然选择中国。”
傅莱大力传承白求恩精神，作为顾问，他对白求恩医科大学北京校友会的同学们说：“当年白求恩的救治点都是离炮火最近，离伤员最近。现在虽然是和平年代，但医生一定要离患者最近，要到患者的床前，才是好医生。”
傅莱多次受到国家政府的奖励和表彰，曾荣获中华人民共和国三级独立自由勋章，三级解放勋章，卫生部科学贡献奖等，赢得了很高的声望，得到了党和国家历代领导人的关怀和多次接见。
2004年11月16日1时03分，傅莱在北京协和医院逝世，享年84岁。按照傅莱的生前夙愿，他的部分器官捐献给了中国协和医科大学。河北省唐县的晋察冀烈士陵园里，建起了傅莱墓地，他与白求恩、柯棣华相伴昔日战地。
傅莱的一生，是追求和践行共产主义理想信念的一生，是为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无私奉献的一生，是努力奉行人道主义精神的一生。傅莱从事的医疗救治工作，包括他的教学和文著，无不饱含着人道主义的温度，处处体现以人为本和生命至上。
在采写创作过程中，坚持探寻真实的史料和严谨的考据，努力挖掘人物的独特性和高尚性。在文学性基础上，注重史料的收集呈现，使作品同时具备史学价值。
有关傅莱的资料和采访渠道都很有限，需要努力开拓采访空间，追寻线索，千方百计从现有线索中寻找和开拓出新线索，让线索的球越滚越大。仅靠资料远远不够，必须迈开双脚，走进历史现场，不断丰富并甄别已有资料。为此，我两次走傅莱走过的妙峰山古香道，并到他走过的一些村庄，目的是寻找真实的现场感，在追求真实的基础上，进行合乎事理、情理和常理的延伸想象，体现文学价值。还到傅莱工作和生活过的河北省唐县葛公村，白求恩学校旧址，阜平县大台村，傅莱住过的村民家，晋察冀烈士陵园，以及展有傅莱内容或有关的卢沟桥抗战馆、唐县白求恩柯棣华纪念馆、阜平县晋察冀边区革命纪念馆、妙峰山平西情报联络站展览馆、北京永定河博物馆等，寻找傅莱当年的遗迹，并力争有新的发现。
采写得到傅莱工作单位和家庭及有关部门的支持，傅莱夫人江国珍女士多次接受采访，并提供了诸多珍贵资料。傅莱曾工作过的重庆医科大学（原重庆医学院）在审读初稿过程中，提供了重要内容。通过努力，还采访到了河北省阜平县大台村傅莱的世交、老朋友吕天佑，曾任白求恩卫生学校校长的殷希彭之子殷子烈，在北海与傅莱接头的北平地下党交通员吴又居之子吴同征，卢沟桥抗战馆专家张量，白求恩精神研究会名誉会长栗龙池，白求恩医科大学北京校友会常务副会长韩春勇，天津民俗专家张绍祖，河北省唐县文联老主席陈识路等。同时还从网上发现线索，抓住不放，顺藤摸瓜。如在网上发现傅莱单位退休的许培杨教授写傅莱的文字，立即请出版社编辑老师帮助联系，落实了采访。还有全国政协委员、时任中国作协副主席的邓友梅和人民日报、人民政协报等记者有关傅莱的记述，极大丰富了抒写内容。
对有关存疑问题，认真求证，反复核实，做到对历史和事实负责。如书稿中涉及白求恩学校和医院当年在反“扫荡”中化整为零、办战地医院、隐藏伤员和打游击时住过的小山村，在现有村落名单中查不到，责任编辑周宁老师和我都一致认为，不能轻易放弃，只要存在过，就会有痕迹，这是对历史负责。我请河北省阜平县大台村党支部杨树先书记、保定市作协主席王淑彦女士帮助查询，终于查清了，这些小村如“岭根儿”“下店”“北瓜台”等当年都是行政村下属的自然村，因为偏僻，后来都搬迁并村，所以当下资料无法查到，但历史上不仅为抗战做出贡献，还记载了傅莱的不凡经历，于是毫无疑问地写进了本书。
采写创作得到出版社编辑老师和各类专家及朋友的指导帮助和鼓励，特别是陈竺先生亲自指导和审阅。当一个鲜活生动的傅莱展现面前，我首先被深深感动。通过我的笔，让更多的人认识傅莱，沐浴大医精神，更是我之幸事。
65年的忠实坚守，拳拳赤子的毕生奉献，岁月时空交汇中，那些闪烁人性光辉的印记；漫漫人生旅途中，那些典型环境和高尚情操酿成的生动故事，定会感染和震撼读者的心灵。
长篇纪实文学《大医傅莱》创作谈
马淑琴
作者简介：马淑琴，中国作协会员，北京作协第五、六届理事，北京市门头沟区文联原常务副主席兼秘书长，区作协主席。
鲜花盛开的五月，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原会长、中国科学院院士陈竺先生的领导下，由中国红十字会总会、人民卫生出版社策划，“人道大医”丛书之一的长篇纪实文学《大医傅莱》经中宣部重大选题备案，5月初由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
陈竺先生亲自作序，全书12篇，50个章节，加前言和后记，20余万字，以傅莱人生经历时间为主线，以纪实文学的语言和表达方式，以用心、用情、用功的创作精神，真实、生动记述了傅莱非凡伟大的人生与业绩，记述了党和国家有关部门、亲人、同事、战友对他的深情回忆、高度评价和怀念之情，在坚持真实原则的同时，注重细节的挖掘和人性的追溯；以主人公为中心的抒写，注重有关环境、现场文化背景的铺垫，使纪实更具厚度和质地。
回顾采写创作过程，感慨万千。接受任务时，第一次听说傅莱的名字。看到介绍中，傅莱当年在中共北平地下组织的帮助下，从京西妙峰山的秘密交通线到平西抗日根据地，又到晋察冀边区，心底涌起一股亲切温暖的热浪。因为，京西是我的家乡，家乡的山河与历史一定会因傅莱的走过而更加壮丽和精彩。挖掘和采写这样一位白求恩式的国际共产主义白衣战士，是何等光荣和神圣。
随着采访和查阅资料的不断深入，以及对历史现场的深情探访，大量生动片段的链接和复原，一位真实、伟大、闪耀着人性光辉的国际共产主义战士形象清晰展现，并在心底复活。
傅莱的一生精彩非凡，并生动传奇。
1920年2月11日，在奥地利维也纳这座“音乐之都”的旋律中诞生的理查德·施泰因，14岁时就在卡尔·马克思公寓巷战中冒着呼啸的子弹，为奥地利共产党领导下的保卫团运送弹药，又在医生的指导下救护伤员；15岁加入奥地利共青团；18岁在抵抗纳粹入侵和针对犹太人的种族灭绝的斗争中，成为奥地利共产党党员。从对自由的追求，到对生命的热爱，延伸到对医学的钟情，理查德最终成为一位把共产主义崇高信仰和人道主义精神有机融合的光辉典范。
如同水流在走投无路时的纵身一跃，成为壮观的飞瀑，传奇往往在惊险中诞生。由于积极从事反法西斯的地下活动，理查德被列入盖世太保捕杀的黑名单，必须在24小时之内撤离维也纳。按照奥共组织的指引，年仅19岁的理查德告别父母及恋人，登上被海浪托起的航船，经过28个漂泊的日夜，抵达中国上海港。
追逐心中那束光，从南方到北方，从上海到天津，终于盼来了北平来客。
真实有时比虚构更生动：北海公园琼华岛畔的神秘接头，颐和园摊位的暗号邂逅，妙峰山古香道上匆匆赶路的帅气“老外”，山麓草房的及时接应，一路越过和突破多处封锁线，辗转走过平西的十八个村庄；数百里山川的艰苦跋涉，永定河月夜的笸箩渡船，小峰口油灯下会萧克，满城县慈家台见杨成武；终于，在平山县寨北晋察冀军区司令部，理查德终于见到了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司令员热忱欢迎他的到来，还根据德语自由的谐音，给理查德取了一个中国名字：傅莱。从此，这个不远万里融入中国的奥地利青年，开启了他崭新的傅莱时代。
鉴于傅莱的医学特长，这位英气勃勃的“洋八路”成了白求恩学校的“洋教头”，并兼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的内科医生。
谢绝配备翻译，每晚都点着司令员特批的那盏两根捻的油灯，用他特有的“三套工序”，花费比讲课时间多出七八倍的功夫备课，仅一年多时间，中文运用自如。
讲课、诊病，战地医院救治伤员，在不同的时空里紧张忙碌。一场战斗结束，傅莱“以高超的医术给我们数百个为抗日而负伤成疾的战友诊治，给了我们很多的帮助，更使我们对你十分的感激。”这是杨成武副司令员写给傅莱的感谢信。
1943年，日寇封锁、药品极缺，边区流行疟疾和麻疹，身为晋察冀军区医药指导委员会委员的傅莱拜当地中医为师，用缝衣针代替针灸针，掌握了治疗疟疾的针灸穴位和针法，亲自带队到作战部队实验和推广，边区疟疾的蔓延被遏制，因此，受到毛泽东、朱德和聂荣臻的表扬，八路军总部通报全军，陕甘宁边区政府为他颁发了奖状。
1944年秋，傅莱被朱德总司令“借”到延安，并由聂荣臻亲自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45年春，在延安的窑洞里，傅莱带领两名助手利用美国援华委员会寄来的青霉素菌种和部分资料，在简陋的条件下，奇迹般地成功试制出粗制青霉素，用如此“灵药”挽救了万千军民。
抗战胜利后，傅莱担任华北军区卫生部顾问，随部队从延安到张家口。大同战役打响了，他把刚研制出的粗制青霉素混悬液连夜送到大同战地医院，及时用于前线救治。
在解放全中国的军号声中，傅莱随刘邓大军南下，参加了解放大西南战役。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取得胜利，傅莱却没有返回故乡赡养父母和成就事业，1953年4月3日，在新中国第一次人口普查中，傅莱毅然加入了中国国籍，成为名副其实的中国人。
在西南军政委员会公共卫生处和重庆市卫生局工作时，他多次到边远山区和少数民族地区调查地方病，进行全面系统的流行病学研究，制定防治方案，为基本消除寄生虫病做出重要贡献。在重庆医学院任教期间，他编写了《人民保健组织学》教材，成为新中国卫生管理学的先驱之一。
改革开放之后，傅莱被任命为中国医学科学院情报研究所副所长，同时担任了“建设中国生物医学情报中心和网络的合作协定”的项目主任，以更加振奋的激情和昂扬的干劲投入新时期的工作，建成了国内第一个大型医学文献计算机检索系统，成为中国医学信息现代化管理的开创者。
从1983年6月开始，傅莱接连担任第六、七、八、九届全国政协委员，以一颗赤子之心，为国家改革开放和发展事业进言献策。他多次回到老区看望乡亲，为老区经济发展奔走呼吁。他说：“不能忘掉老区人民，咱们不能办忘本的事。”并带头为老区群众和失学儿童捐款。
傅莱表示：“我在中国参与了一项伟大的实验，这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这个实验至今还在进行。”“假如让我第二次选择，我仍然选择中国。”
傅莱大力传承白求恩精神，作为顾问，他对白求恩医科大学北京校友会的同学们说：“当年白求恩的救治点都是离炮火最近，离伤员最近。现在虽然是和平年代，但医生一定要离患者最近，要到患者的床前，才是好医生。”
傅莱多次受到国家政府的奖励和表彰，曾荣获中华人民共和国三级独立自由勋章，三级解放勋章，卫生部科学贡献奖等，赢得了很高的声望，得到了党和国家历代领导人的关怀和多次接见。
2004年11月16日1时03分，傅莱在北京协和医院逝世，享年84岁。按照傅莱的生前夙愿，他的部分器官捐献给了中国协和医科大学。河北省唐县的晋察冀烈士陵园里，建起了傅莱墓地，他与白求恩、柯棣华相伴昔日战地。
傅莱的一生，是追求和践行共产主义理想信念的一生，是为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无私奉献的一生，是努力奉行人道主义精神的一生。傅莱从事的医疗救治工作，包括他的教学和文著，无不饱含着人道主义的温度，处处体现以人为本和生命至上。
在采写创作过程中，坚持探寻真实的史料和严谨的考据，努力挖掘人物的独特性和高尚性。在文学性基础上，注重史料的收集呈现，使作品同时具备史学价值。
有关傅莱的资料和采访渠道都很有限，需要努力开拓采访空间，追寻线索，千方百计从现有线索中寻找和开拓出新线索，让线索的球越滚越大。仅靠资料远远不够，必须迈开双脚，走进历史现场，不断丰富并甄别已有资料。为此，我两次走傅莱走过的妙峰山古香道，并到他走过的一些村庄，目的是寻找真实的现场感，在追求真实的基础上，进行合乎事理、情理和常理的延伸想象，体现文学价值。还到傅莱工作和生活过的河北省唐县葛公村，白求恩学校旧址，阜平县大台村，傅莱住过的村民家，晋察冀烈士陵园，以及展有傅莱内容或有关的卢沟桥抗战馆、唐县白求恩柯棣华纪念馆、阜平县晋察冀边区革命纪念馆、妙峰山平西情报联络站展览馆、北京永定河博物馆等，寻找傅莱当年的遗迹，并力争有新的发现。
采写得到傅莱工作单位和家庭及有关部门的支持，傅莱夫人江国珍女士多次接受采访，并提供了诸多珍贵资料。傅莱曾工作过的重庆医科大学（原重庆医学院）在审读初稿过程中，提供了重要内容。通过努力，还采访到了河北省阜平县大台村傅莱的世交、老朋友吕天佑，曾任白求恩卫生学校校长的殷希彭之子殷子烈，在北海与傅莱接头的北平地下党交通员吴又居之子吴同征，卢沟桥抗战馆专家张量，白求恩精神研究会名誉会长栗龙池，白求恩医科大学北京校友会常务副会长韩春勇，天津民俗专家张绍祖，河北省唐县文联老主席陈识路等。同时还从网上发现线索，抓住不放，顺藤摸瓜。如在网上发现傅莱单位退休的许培杨教授写傅莱的文字，立即请出版社编辑老师帮助联系，落实了采访。还有全国政协委员、时任中国作协副主席的邓友梅和人民日报、人民政协报等记者有关傅莱的记述，极大丰富了抒写内容。
对有关存疑问题，认真求证，反复核实，做到对历史和事实负责。如书稿中涉及白求恩学校和医院当年在反“扫荡”中化整为零、办战地医院、隐藏伤员和打游击时住过的小山村，在现有村落名单中查不到，责任编辑周宁老师和我都一致认为，不能轻易放弃，只要存在过，就会有痕迹，这是对历史负责。我请河北省阜平县大台村党支部杨树先书记、保定市作协主席王淑彦女士帮助查询，终于查清了，这些小村如“岭根儿”“下店”“北瓜台”等当年都是行政村下属的自然村，因为偏僻，后来都搬迁并村，所以当下资料无法查到，但历史上不仅为抗战做出贡献，还记载了傅莱的不凡经历，于是毫无疑问地写进了本书。
采写创作得到出版社编辑老师和各类专家及朋友的指导帮助和鼓励，特别是陈竺先生亲自指导和审阅。当一个鲜活生动的傅莱展现面前，我首先被深深感动。通过我的笔，让更多的人认识傅莱，沐浴大医精神，更是我之幸事。
65年的忠实坚守，拳拳赤子的毕生奉献，岁月时空交汇中，那些闪烁人性光辉的印记；漫漫人生旅途中，那些典型环境和高尚情操酿成的生动故事，定会感染和震撼读者的心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