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整的人格不在于清除所有痛苦的记忆

——弋舟短篇小说《人类的算法》创作原点探视

弋舟的短篇小说《人类的算法》以一双运动鞋的“失踪”与“出现”为引子，层层剥开当下中产家庭看似平静表面下的情感暗流。小说通过“刘宁”这位从国际贸易从业者转型为心理咨询师的女性视角，展现了一个关于记忆、背叛与自我救赎的复杂叙事。弋舟以其手术刀般的精确，解剖了现代人处理情感创伤的独特方式——将痛苦转化为可计算的数字单元，以此获得某种虚幻的控制感。

数字化的情感防御机制在小说的每个关键节点反复出现。当刘宁遭遇丈夫“马龙”的背叛时，她将自己归类为“百分之十五到百分之三十“的产后抑郁群体；当她与“谭展”发展出一段暧昧关系时，她用“150定律（邓巴数字）”来定义这段关系的边界；甚至在她成为心理咨询师后，她依然欲图用“纯粹理性的方法（数学的纯粹理性）”运算出解救之道。这种将情感量化的倾向，暴露出当代知识分子面对情感创伤时的典型应对策略——欲图通过抽象化与概念化，将不可承受之痛转化为可操作的认知课题。

弋舟这种“情感计量学”式的叙事策略，不禁让人联想到石黑一雄《远山淡影》中的“悦子”这个小说形象。《远山淡影》中的悦子，同样通过数字化的记忆筛选（如强调“战后第五年”）来规避创伤。不同的是，石黑一雄笔下的人物依靠模糊记忆实现自我保护，而弋舟的主角则试图用统计学消解痛苦，二者殊途同归，皆指向现代人处理创伤的无力感。

更值得玩味的是，弋舟这部原刊于《野草》2020年第2期的短篇小说《人类的算法》中刘宁的这种计量冲动，与卡夫卡《变形记》中“格里高尔”对火车时刻表的执念形成对照式的小说镜像。看来，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当人性遭遇异化时，精确的数字反而成为最后的锚点。刘宁对运动鞋天数的计算（“不超过一周”）、对微博关注数的病态删减，本质上都是卡夫卡式困境的当代变体——只不过异化的源头从官僚体制转向了情感危机。

《人类的算法》精巧地构建了物理空间与心理空间的同构关系。“地下室储物间”无疑是刘宁内心世界的物质载体。在弋舟的笔下，那里堆积着“业已失效的过往”和“生活累积出的剩余产品”。四米高的层高与两面墙的置物架，暗示着记忆存储的容量与复杂性。当女儿“马琳”开始私自翻动这些“封存的记忆”时，引发的不仅是隐私被侵犯的不安，更是对自我身份建构的深层威胁——那些被精心归档的往事，可能包含着刘宁不愿面对的真实自我。小说中刘宁主要打理的地下室储物间如同石黑一雄《被掩埋的巨人》中的“迷雾”，只是区别在于弋舟的人物主动制造迷雾而非被动遗忘。

小说中反复出现的服饰系统（“运动鞋”、“牛仔马甲”和“羊毛开衫”）构成了一套物质记忆的密码，它们都在小说中承担了重要的叙事功能，它们不仅是小说情节推进的物证，更是小说情感传递的媒介。谭展赠送的运动鞋代表着被看见的渴望，从埃及带回的牛仔马甲凝固着一段禁忌关系的记忆，北京分别时留下的胡茬被珍藏于紫色卫衣口袋，则是对身体记忆的隐秘保存。当这些服饰被女儿马琳重新穿戴时，完成了一种代际间的隐秘传承，暗示着情感模式的无意识复制。

这种“服饰叙事学”也不禁令人联想到张爱玲《更衣记》中“各人住在各人的衣服里”的论断，还有门罗《逃离》中“卡拉”留在衣柜里的“围巾”，它们都是情感的物质结晶；但弋舟的突破在于，他让这些物品在代际间流动：当女儿马琳擅自穿戴母亲的旧衣时，完成的不仅是对母体的模仿，更是一场无意识的创伤继承。

与村上春树《挪威的森林》中“直子”的衣柜不同（直子的衣服始终静止在死亡前夕），刘宁的衣物不断被激活、改写，形成一种动态的记忆场域。这种处理方式更接近弗吉尼亚•伍尔夫《到灯塔去》中“拉姆齐夫人”的“披肩”——既是情感的容器，也是时间流逝的证物。

弋舟的这部短篇小说《人类的算法》，对中国式家庭关系的解构尤为犀利。马龙“不以为意”的态度构成了一种情感冷暴力，迫使刘宁将真实感受深埋心底；女儿马琳对中性化服饰的偏好，既是对母亲隐性气质的认同，也是对传统性别角色的拒绝；而刘宁与谭展的婚外情，本质上是一场失败的自我救赎实验。小说揭示出，当代家庭更像是一个情感计算系统，每个成员都在不断调整自己的算法以求平衡。

丈夫马龙的“不以为意”与《包法利夫人》中“查理”相映成趣，但刘宁没有走向“爱玛”式的毁灭，而是转向更隐蔽的自我计量。这种精神结构更让人联想到契诃夫《带小狗的女人》中“古罗夫”的自我欺骗——他们都试图用理性框架（统计学/社会规范）来规训不可控的情感。但弋舟比契诃夫更进一步，当古罗夫最终承认“真正的生活”存在于谎言之外时，刘宁却始终在数字与情感的拉锯中悬置。从国际贸易（全球流动）到心理咨询（情感修复），刘宁的职业轨迹本身就是一场对冲创伤的尝试，这种未完成性恰恰是当代人精神状态的精准写照。

这部短篇小说的标题“人类的算法”，实际上也是弋舟式的某种反讽。当刘宁试图用邓巴数字、百分比等理性工具来规划情感生活时，最终发现人类关系无法被简化为数学公式。她删除微博账号的举动，象征着对这种数字化生存方式的拒绝，而她对女儿成长过程的观察与默许，则暗示着某种和解——接受生命本身的混乱与不可计算性，或许才是更健康的情感算法。

弋舟在这部小说中展现了他对当代精神图景的敏锐把握。那些游走在数字与情感、理性与欲望、记忆与遗忘之间的人物，构成了我们这个时代的心理标本。当刘宁最终将胡茬重新放回收纳箱而非丢弃时，弋舟似乎在告诉我们：完整的人格不在于清除所有痛苦的记忆，而在于学会与这些记忆共存，让它们成为我们自我认知的一部分而非全部，这或许才是人类情感最合理的算法。

《人类的算法》其实最终揭示了数字逻辑的破产。当刘宁发现微博关注数无法为情感提供解药时，她选择删除账号；当女儿马琳宣称“对男生没兴趣”时，暗示着另一种算法（性别规范）的失效。

弋舟的深刻之处在于，他没有提供廉价的救赎方案——刘宁始终未能真正摆脱计量思维（她仍将胡茬珍藏而非丢弃），但这种不彻底性反而构成了对现代生存的诚实书写。相较于门罗笔下通过物理逃离获得新生的女性，还有张爱玲作品中“彻底堕落”的悲剧英雄，弋舟的《人类的算法》中的刘宁则一直被困在更暧昧的地带——她既无法回归传统，又未能抵达自由，只能在算法的残垣断壁间蹒跚而行。

这种困境或许正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核心隐喻。当人类越来越依赖数字或AI来理解情感时，文学的价值恰恰在于它记录下了这种依赖的荒诞与必然。在这个意义上，《人类的算法》不仅是一部关于记忆的小说，更是一份关于当代人心灵状况的病理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