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宏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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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人多以为东坡先生乃天生乐天派，其实细究其一生踪迹，他何尝不是被命运反复摔打，在孤苦泥泞中挣扎着开出一朵旷达的花呢。贬谪的文书如寒鸦，一次又一次衔来愁苦，啃噬着他的心肠。他不过是把那些苦难默默咽下，转身在人间烟火、林间草木与字里行间，为自己熬煮一付又一付活下去、且要活得有滋还有味的药剂。
初到黄州，天地苍茫，心绪如惊弓之鸟。人困于方寸之地，味蕾却可飞越江湖山川。那时的黄州猪肉价贱，富贵人家不屑一顾，贫寒者而又不得其法。苏轼却在灶膛前弯下腰来，洗净肉块，添些清水，引燃灶下杂草，任凭火苗温柔地舔舐砂锅，文火慢炖。如丝如缕的肉香，固执地穿透着他人生的失意与处境的荒凉，在陋巷间悠然弥散。一碗煨得酥烂、饱吸人间温热的猪肉下肚，他居然生出了几分豪气，提笔写下“早晨起来打两碗，饱得自家君莫管”——烟火升腾处，再深的惶惑也能被溶解，于瞬间化作腹中踏踏实实的暖意。当后来他被远逐到瘴疠横行的惠州时，他依然不肯向苦难低头。无钱更无势，便寻些官宦人家不屑的羊脊骨。煮熟，淋酒，撒盐，置于火上耐心炙烤，直至肉梢焦嫩。他竟从那贫瘠的骨头上咂摸出螃蟹的鲜味。五味杂陈本是人生底色，他却硬生生将酸甜苦辣麻压入心底，在唇齿之间绽放出幸福的滋味。人间烟火，是凡俗肉身对抗虚无最朴素、也最坚韧的盔甲。
倘若烟火是腹中的慰藉，那么天地间的风物，便是他疗愈灵魂的良药。余光中先生曾说，若选一位古人同游，非东坡莫属。因他眼中万物，皆能化作滋养心魂的风景。花落残红，常人皆叹春光将尽，他却独喜枝头新结的青杏；柳絮纷飞，旁人多愁春归无痕，他却高歌“天涯何处无芳草”，尽显生机无限。一丘一壑，一溪一水，在他眼中皆是鲜活的生命景致。
在黄州期间，他常携酒独行。或摄衣攀上崖顶，长啸一声，吐尽胸中块垒；或漫步阡陌，只为细看一株墙头野花倔强盛放。兴致来时，袖笼几枚石弹子，邀人江边投击水面，看石片轻盈滑行，谁人滑得更远，便赢得一阵阵爽朗的笑声。路边凉亭歇脚，必要人讲个鬼怪故事，若对方推说没有，他便央求：“姑妄言之也好。”那黄州赤壁，更是他百去不厌的所在。断崖千尺，惊涛拍岸，他有时会在风平浪静的日子里泛舟，停下桨来，悠闲地眺望远方，聆听涛声，欣赏那苍翠的山色。兴致尽了，归途中还会俯身沙滩，捡起那些温润如玉、颜色各异的卵石。将这些石子放在古铜盆中，用清水滋养，它们竟也散发出别样的光彩。毛姆曾言，一个人若能观察落叶、鲜花，从细微处欣赏一切，生活便不能奈他何。苏轼就是这样，用目光拥抱天地间一切可见之美，以江上清风、山间明月、掌中石砾、脚下野草，一次次将自己从晦暗的深渊拉回到泛光的人间。风雨亦是风景，失意终成过往，当人向草木低语，与山水对话，心便有了无尽的安放之所。
若说烟火与风景是外求的慰藉，那么书卷，便是他随身携带的、最坚固的一座灵魂避难所。苏辙深知兄长，曾言：“平生无所嗜好，以图史为园囿。”文字构筑的园囿，足以抵挡世间风雨。当乌台诗案的阴影笼罩黄州，他如笼中困兽，为命运的无常惊惶，为人情的凉薄凄惶。挣脱之法，便是沉入书海。每夜挑灯，直至三更鼓响。初时读佛经以纾解烦闷，继而浸淫史册，在《汉书》的古今对照里寻求一丝现实的慰藉。苏轼钻研《论语》，撰写《易传》，在文字的海洋里寻得精神的寄托，仿佛找到了攀爬的藤蔓，让灵魂得以在困境中向上攀升。
及至被放逐到海南那蛮荒瘴疠之地，更是将陶渊明、柳宗元的诗文集视作不离不弃的故友。每读一遍，那盘踞心头的苦闷便似冰雪消融几分。他甚至还化用李白诗句来自我解嘲：“仙人抚我顶，结发受长生。”纵然身处食鼠蝠、嚼蜈蚣的异域，自己骨瘦如柴，仍能笑对苏辙：“你我清瘦至此，倒似两位仙人，正好乘黄鹤归乡了！”世间文字自有千钧之力，字词成句，句章成篇，其中蕴藏的疗愈能量，足以支撑起一个濒临倾覆的灵魂。闭门即深山，开卷即净土。当现实的风霜过于凛冽，书页间自有广厦万千，足以安顿一颗飘摇的心。
苏轼在《又答王庠书》里提到：“书富如入海，百货皆有。”人的烦恼多得数不清，书中的解药就像繁星一样多。叶嘉莹先生慧眼如炬，曾将李白与苏轼并列为诗列仙班者。李白是“仙而人者”，以其天纵之才游戏人间；苏轼则是“人而仙者”，他与我们一样，日日咀嚼着为人的烦恼与痛苦，却能凭借一份超然的旷观，从泥淖中挣脱，在尘世间觅得精神的飞升。
我们终究难以企及李白的谪仙之姿，却可追随苏轼那凡俗中开出的智慧之花。人生实苦，与其耗尽心力取悦他人，不如学会如何妥帖地取悦自己。在烟火气中满足口腹之欲，在自然风景中颐养双眼，在书卷中触碰灵魂——这并非消极的逃避，而是面对人生难苦的积极自救。为自己营造一场精神的盛宴，在命运的逼仄处开凿出一方自在的洞天，才是这漫长而艰辛的人间旅程里，最值得修持的功课。毕竟，人这一生，哄自己开心，才是最紧要的营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