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母，灵魂的故乡

十日的湘北旅行归来时，传统的中元节已过。日历翻到农历七月二十，窗外的梧桐叶纹丝不动，蝉声撕扯着粘稠的空气。妻子在晨光里醒来，眼角犹带着梦的痕迹，轻声说：“唉，昨夜又见着老头老娘了……”声音飘忽如香炉里将散未散的一缕青烟。

我知道她的心绪。故乡的魂魄总在七月半归来，而我们却因漂泊在外，耽误了与先人一年一度的相约。于是提议：“吃完早，不如我们去九峰花园给他们磕个头吧。”

预报今日将降温十度，然而待我们提着纸钱香烛出门时，热浪却实实在在地扑了上来。阳光白花花地泻在水泥地上，反射出刺目的光。后排座位上，妻子紧紧攥着那袋金元宝——那是她昨夜就着台灯，一个个亲手折就的。我说买现成的多好，她却执意要亲手折：“老头老娘认得我的指纹。”

九峰山的陵园静得出奇。花岗岩墓碑烫得灼手，我见日头太烈，便为她撑起一把阳伞，她却说：“把伞收了吧，撑伞上坟多有不敬。”妻子蹲下身，用矿泉水瓶盖权当香炉，水滴落在青石板上，滋啦一声化作白汽，倏忽不见。

纸钱燃起时，明明无风，纸灰却打着旋往上升腾，在离地三尺的地方聚成灰蝶，盘旋不散。妻子忽然红了眼眶：“老头老娘来取钱啦！”她对着纸灰喃喃：“买点好吃好喝的，莫再舍不得用……”声音很轻，轻得像是怕惊扰了他们。

转到我父母坟前时，西山蓦地涌来乌云。豆大的雨点砸在墓碑上，溅起陈年的尘土味。我们慌忙躲到一棵高大的柏树下，却见雨线绕开坟茔画出一个清晰的半圆，仿佛有一双无形的手撑开了伞。妻子笑了：“记不记得老娘说的：活人不能淋雨吗。”

磕头完，我们两人浑身湿透。汗水顺着脊沟往下流，衬衣紧贴在身上。妻子却如释重负：“这身汗，让我觉得特别通透。”她额前的碎发也被汗水浸透，粘在皮肤上，眼睛却炯炯有神。

回程的车里冷气很足，妻子将熊猫抱枕搁在她与车门之间小憩。窗外掠过城市的街景，玻璃上映出她疲惫而安宁的面容。我忽然想起四十年前，第一次随她回湘南祁东省亲的情形。

那时的岳父身子骨硬朗。走出161次直快列车时，他从我手里夺过行李箱拉杆，然后在前面“噔噔噔”地给我们引路。岳母则主动与我们搭讪，教我们一些老家的风俗习惯和必要的礼节，她担心我们听不懂湘南话，说：“听不懂你笑一笑就行了。”

晚饭时，岳父给我夹了一块醇香的麸子肉，外加一碗绵厚的湘莲冰糖炖蹄髈汤。说：“老家的麸子肉味道特别，莲子蹄髈特别养人。”回到武汉后，他手把手教会了我做这两道菜，而岳父大人却再不能享受了。

每逢我的生日，岳母都要为我备一桌我喜欢的酒菜庆生，同时塞给我一个红包，“统到统到，祝你狗头狗脑（方言吉语）”的祝愿。待我周末去看二老时，总有一盘我爱吃的水果。后来才知道，那是她每周三就准备好了的，而且其他任何人都不能伸手，包括她的亲生儿子。

如今二老的坟前青草已历三枯三荣，而那份朴素而独特的爱，却穿越了生死的界限，依然温暖着在世的人。

我的父亲过世已经二十六年了，然而他的音容笑貌时不时浮现眼前。他没有留给我任何物质财富，弥留之际，交给我一个红色《毛主席语录》皮小包裹，嘱咐我重要的东西一定要保管好。我打开后发现是他的1955年的入党申请书和入党通知书，以及一张优秀党员的奖状。

父亲体弱多病，我们姐弟六人的成长全由母亲一手拉扯。我小时候最爱看她纳鞋底和绣花，银针在她的发际间轻轻一抿，便在绷子上舞出一朵朵花来。记忆犹新的是她拧着我的耳朵去给左邻右舍的叔叔、婶婶们赔不是。那时，我是一个顽皮到令她头痛的孩子。

父母在，人生尚有来处；父母去，人生只剩归途。而今我们这辈人，也到了要做人生归途的年纪。

车过光谷大道高架桥时，妻子忽然醒来，她望着窗外出神：“刚才梦见老娘给我擦汗，用的还是那块蓝底白花的旧手帕。”她的声音很轻，像是怕惊醒了我。

我握紧她的手。掌心的温度让我想起岳父那双粗糙的手——既能扶稳犁铧，也能轻柔地给幼时的妻子扎辫子；想起岳母那因过度劳作损伤的腰——白天上街修马路，下班回家辛勤操持家务。

这些手，曾经为我们撑起一片天空，如今化作了墓碑上冰冷的石刻。但那些温暖的记忆，却比石头更恒久。

父母是永恒的故乡。无论我们走多远，飞多高，灵魂深处总系着一根看不见的线，线的另一端，牢牢拴在父母站立的地方。他们或许已经不在了，但那地方还在，那根线还在。

中元祭扫，表面上是生者给逝者送去供养，实则更是逝者给生者以慰藉。在那袅袅青烟中，我们与自己的来处重逢，确认自己不是无根的浮萍。那一身透汗，便是身体与天地、与先人对话的证物，是血脉深处的记忆在苏醒。

妻子忽然说：“明年要是出去，一定要早点回来。”我点头。阳光镀在她身上一层暖金。那一刻，我仿佛看见无数个游子，正从四面八方赶回故乡；看见无数缕炊烟，正袅袅升起在暮色四合的村庄与山野。

父母在哪里，故乡就在哪里。父母不在了，故乡就藏在清明的那炷香里，藏在中元的那叠纸钱里，藏在每一个似曾相识的梦里。

这人间烟火，生生不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