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宏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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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向来以为知音的故里就是武汉汉阳。那里有古琴台苍老的台阶，有琴断口斑驳的碑文，有断琴山寂寥的轮廓，有钟子期墓前长青的松柏。高山流水的雅韵，似乎早已在汉阳的土地上生根发芽，成了汉阳甚至是江城武汉不可剥离的文化魂魄。
直到上周，我第二次踏入江汉平原最南端的石首，才知道天地之间还有一个调关镇。
“调关”二字，原来是“调弦关”的凝练。镇上老人用带着楚地腔调的方言告诉我，俞伯牙曾在此调弦遇知音。我漫步在调关镇的青石板上，看着这个被岁月浸染的江边小镇，觉得空气中似乎还飘荡着两千年前的琴音。原来知音的足迹，不止印在江北汉阳的土地上。
在石首的三日，我俨然如一个追寻影子的旅人，穿梭在传说与现实的交错地带。当地人说起伯牙子期，眼神里绽放着异样的光彩，仿佛在讲述昨日刚发生的邻里趣事。他们说俞伯牙当年乘一叶扁舟顺江而下，至石首调弦口，忽遇狂风暴雨，不得已系舟上岸。夜幕低垂时，伯牙取出琴来，对江调弦，以遣胸中块垒。恰逢樵夫钟子期负薪归来，闻琴声而驻足。琴音袅袅，子期竟听出了高山巍巍，流水潺潺。二人遂成知音，相约来年再会。不料次年伯牙如约而至，子期却已病故。闻讯的伯牙悲痛欲绝，摔琴断弦，从此不再弹琴。
这个故事，在石首的土地上生出了血肉。老人们指着江边一处不起眼的石滩，说那里就是伯牙泊舟的地方；指着远处青翠的桃花山，说子期曾经在那里砍柴。传说在石首不再是书本上冰冷的文字，而是可以触摸、可以感受的活的历史。
夜深人静时，我翻阅那些史料文献，看见历史与传说如两条交织的河流，在时光中奔涌。《吕氏春秋》《列子》《荀子》中的记载简洁而有力，而地方志书中的描述则更为鲜活。明万历《石首县志》记载：“调弦口，县东六十里，伯牙调弦于此。”清乾隆《石首县志》亦云：“调弦口，伯牙鼓琴于此。”字里行间，我仿佛看见了一个文吏在清油灯下认真记录着这片土地上的传奇。
石首三日，我天天于黄昏时分漫步于调关镇的老街上。夕阳将建筑物的影子拉得很长，青石板路上泛着金黄的晕光。现代的建筑虽然已经改变了小镇的面貌，但那些残存的土坯老屋、段段古墙，仍在诉说着曾经的过往。江水千年如一日地东流，江面上船只穿梭来往。偶尔能看到老人家在江边垂钓，那专注的神情，让人不禁想象两千多年前，是否也有这样一个身影，在此聆听天籁。
在桃花山下，我还听到了一个颇为有趣的说法：钟子期并非普通樵夫，而是一位隐居山林的贤士。他通晓音律，深谙人生，故而能听懂伯牙琴声中的志向与情怀。这种解读给知音故事增添了新的意蕴——不仅是音乐上的共鸣，更是灵魂深处的相知。
我想起了那日拜访镇上的赵老先生。他的书房里挂着一幅自题的字：“知音难觅，千古同叹。”老先生沏了一壶本地茶，茶香氤氲中，他缓缓道来：“伯牙子期之遇，不仅仅是他们二人之幸，更是千古知音的象征。其实，每个人心中都有一张琴，等待着那个能听懂的人。”
这番话令我沉思良久。在这个喧嚣的时代，我们是否比古人更需要知音呢？社交媒体让我们拥有成千上万的“朋友”，事实上却难寻一个真正懂自己的人。伯牙摔琴，摔的不是琴，是对知音不再的绝望，是对心灵孤独的悲鸣。
离开调关镇前，我再次来到调弦河边。时值清晨，晨雾如轻纱般笼罩着河面，两岸杨柳依依，几只早起的白鹭在浅水处觅食鱼虾。我情不自禁地闭上双眼，那一刻，似乎听见了千年前的琴声穿越时空，在晨曦中缓缓流淌。
河水依旧，琴音已渺，但知音的传说却如这江水般生生不息。我想，伯牙子期的故事之所以能流传千年，正是因为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份对知音的渴望，都希望在这茫茫人海中，能找到那个听懂自己“琴声”的人。
有一个美丽的传说，它不仅发生在石首的调关镇，也发生在每一个渴望被理解的灵魂深处。当我们为伯牙子期的故事感动时，我们实际上是在为自己的孤独寻找慰藉，为那份对知音的渴求寻找历史的回声。
江水东流，琴音永驻。知音难得，古今一同。但在某个不经意的时刻，也许我们都会遇到那个能听懂我们琴声的人。也许是在一个寻常的午后，也许是在一个雨后的黄昏，也许就像伯牙遇见子期那样，在最不曾期待的时刻，知音就这样悄然出现。
而这，或许就是这个美丽传说最动人的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