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登岳阳楼

人的一生，总有几个地方会一去再去，像一部终生反复捧读的经典，每一遍都能翻出新的意境。岳阳楼于我，便是这样一册永不合拢的历史长卷。四十年间，我五度登临，少年、青年、中年、渐老、将老，每一次都把自己的年轮叠印在它的青石之上。楼仍是楼，我却已几番更替；我自以为是在登高，其实是楼以恒久的静默，一次次丈量我的精神海拔。

一九八五年五月，春末的武昌站，槐花落如青白碎玉。我和两位同窗攥着硬座车票，挤进绿皮火车。车厢里，我们传阅一份油印的《岳阳楼记》，墨香混着铁轨的轰鸣，竟在逼仄的空间里荡开洞庭潮声。列车在城陵矶减速，轮渡鸣着汽笛，把车厢里所有的目光都牵向窗外：落日正将万顷碧波熔成丝丝流金。我们争论“衔远山，吞长江”究竟吞的是哪一段水脉，君山岛在暮霭里蜷成一枚青螺，静卧于青银盘。那夜我们宿于洞庭渔舟，三只搪瓷杯相碰，脆响惊动桅灯，灯影摇晃，像是替我们摇醒体内初生的江湖。二十四岁的目光越过船舷，自以为能够沿着范仲淹的句子，直接划进千年的烟雨。

一九九五年孟秋，地质大学球馆里球拍的破空声尚在耳侧，一群球友喝到半酣，不知谁把酒杯一顿：“明天去岳阳登楼吧！”——说去就去，是那个年纪的特权。湘菜的炽烈与木楼的沉香在廊柱间交织，我们像秋日的芦苇，既有风致亦知俯仰。三醉亭前，有人临风长啸，惊起一行白鹭；我举杯领诵“先天下之忧而忧”，才吐“忧”字，一口剁椒鱼头辣得泪涌，仿佛范公之忧竟可入味。镁光闪过，合影定格，我分明看见范仲淹的青衫背影斜倚栏杆，衣袂掀起八百里水汽。中年的酒，至此酿出“忧乐”二字的分量：舌尖辣，喉头烫，心头却骤然沉静。

二〇〇五年五月，镜头成了我的第三只眼。我和摄影家协会的一群摄友蹲在飞檐阴影里，等一只白鹭掠过“洞庭天下水”匾额。取景框裁出的烟波，方寸之间便是丹青。快门响过，倒影微颤，我忽悟“醉美”并非夸张，而是对天地一瞬的精确命名。右后方一截残碑从青苔里挣出，像时间愈合又裂开的伤痕。细雨落碑亭，我读懂滕子京重修此楼的执念：那些要被风雨磨平的字迹，比砖石更固执地守住人的名字。历史在此不再是教科书，而是指尖触到的温凉。

二〇一五年，秋意已深。葛浪静先生与我，在楼背面的砖缝里找到一块残缺的“功德碑”。碑面阴刻着“葛豪”二字，旁有“旅长”职衔。据葛氏家乘口述，其祖父曾率部驻防长沙，任职湖南独立旅旅长。砖缝深处，另有“铁血丹心”四字，传为吴佩孚当年手书，笔力遒劲，似欲破墙而出。葛老师以指尖描摹那道刻痕，突然与夫人相拥而泣：她发间银丝在秋风里扬起，像当年将军马鞍上摇曳的红缨。石阶旁，我们还拾到几枚锈蚀弹壳，或系民国。葛先生说，祖父弥留之际曾在此极目北望，目光尽头皆是故土。此刻我明白，岳阳楼不仅收藏文人的忧乐，也铭记武人的骨血，每一块砖石都在暗中记录家国的回声。

二〇二五年仲秋，细雨如酥。二姐七十寿辰，我们撑伞穿过“南极潇湘”牌坊，雨帘把“忧乐”二字洇成一幅水墨长卷。细毛菜馆里，姜辣蛇的香气与雨丝缠绵。二姐夫夹一筷洞庭鲃鱼，轻声叹：“这滋味，比范公写的文章还鲜活。”归途经过汴河街，霓虹在雨幕里漾开七彩光晕。二姐掏出一张泛黄的全家福，说这雨声像极了四十年前武昌汉阳门码头的汽笛声，载着青春驶向烟波深处。我侧耳细听，雨声如弦，正把离别与重逢弹成同一首曲子——原来时光完成的是一圈闭合的涟漪，而非一去不返的直线。

五度登楼，楼亦在观我。从少年挟书，到鬓染微霜，岳阳楼早已不是木构建筑，而是一枚时空的坐标，把我与时代每一次交汇的瞬刻，都钉在洞庭的经纬上。山河依旧，忧乐常新；楼前流水，默记所有炽热的灵魂。今夜我再倚栏杆，忽悟并非我五登此楼，而是它以五种姿态，一次次渡我——

少年时，它是一卷摊开的诗；

中年时，它是一面掠影的镜；

暮年时，它是一叶不系之舟，

在时光的洪流里，把“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反复写入我的骨血。

楼与我，皆在水中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