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谈散文

汪曾祺曾言，中国散文，浩如烟海，无边无际。其发展历程宛如一条奔腾不息的长河，源远流长，滋养着华夏大地的文学灵魂。

回溯先秦时期，诸子百家皆能文章，且都留下了诸多好文章。《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一文，言之凿凿，展现出一种从容潇洒的气质。文中孔子与弟子们围坐畅谈理想，那种和谐、平等的氛围跃然纸上，让人感受到古人的智慧与豁达。孟子则以滔滔不绝的雄辩著称，他的文章气势磅礴，如长江大河般一泻千里，充满了感染力和说服力。庄子的文字更是汪洋恣肆，想象奇特，如鲲鹏展翅，逍遥于天地之间，为后人打开了一扇通往奇幻世界的大门。他们的作品，无疑成为了后世散文创作的典范。

中国自古文史不分，史书亦是文学的瑰宝。司马迁以其卓越的叙事和写人技巧，创作了《史记》这部巨著。他叙事清楚动人，笔下的人物栩栩如生，仿佛从历史的长河中鲜活地走出来。《史记》又是一部孤愤之书，司马迁有感于自身的遭遇，将满腔的悲愤与对历史的深刻洞察融入其中。他为了能让后人理解他的情感，得到同情，故而写得踏踏实实，每一个字都饱含着深情。他的作品不仅是历史的记录，更是文学的丰碑，对后世散文和传记文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六朝时期，人物重品藻，寥寥数语便能勾勒出人物的风神。这种简洁而传神的表达方式，体现了当时文人的审美情趣和文学素养。他们用精致的语言描绘人物的气质和神韵，为中国散文增添了独特的魅力。而韩愈的文章，历来誉毁参半。有人赞赏他的文章气势恢宏，立意深刻；也有人对他不太满意，汪曾祺就感觉他的文章尽是以我自尊，突显圣人的孤傲。然而，韩愈的文章也有其独特之处，他注重文学的耳感，即音乐性。像“国子先生，晨入大学，招诸生，立馆下，诲之曰…”这样的语句，读起来朗朗上口，富有节奏感，能够激发读者的情感。“朗朗上口”的确是中国散文的一大特点，过去学文章时人们都要打起调子来半吟半唱，通过这种方式将声音深入记忆，从而更好地理解和体会文章的内涵。

中国散文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也有断层时期。四十至七十年代便是一个明显的断层。在那个特殊的年代，文章几乎被政论和纲领所占据，很少有美文出现。即便有少数散文作品，也往往剑拔弩张、盛气凌人，或者过度抒情、顾影自怜，读起来枯燥乏味，缺乏鲜活的生命力。这一时期的散文创作受到了时代背景的限制，难以展现出散文应有的魅力。

文章的雅俗文白一直是文学界颇有争议的话题。有人认为越俗越好，或越白越好，但散文并非是随便说几句话就能称之为散文的。它是经过大脑想象加工而来的艺术形式。宋人提出以俗为雅，是很有道理的。大雅若俗，强调的是文学语言的运用。文学语言需要将文言和口语巧妙地糅合在一起，达到一种浓淡适度、不留痕迹的境界。这样的文章才有读头和嚼头，才不会显得空洞无物，如同白开水一般寡淡无味。

当代散文是当代人写的，也是让当代人看的，理应具有时代的特色。在当今这个信息爆炸、文化多元的时代，散文创作面临着新的机遇和挑战。一方面，丰富的生活素材和多元的文化背景为散文创作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另一方面，快节奏的生活和碎片化的阅读方式也对散文的创作和传播提出了新的要求。当代散文应该展现出这个时代的样子、姿态和品味，既要关注现实生活，反映时代的精神风貌，又要注重文学性和艺术性，以独特的视角和深刻的思考打动读者。

在写法上，关于俗的运用要恰到好处。不能太俗，否则会让人觉得文章缺乏品味，没有书袋子风度。若大量掺入俗语和口语，文章就会显得油嘴滑舌，失去文化底韵。当代散文创作者需要在雅与俗、文与白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创作出既贴近生活又具有文学价值的作品。

汪曾祺对散文的见解为我们打开了一扇了解中国散文发展脉络和创作理念的窗口。我们应该汲取前人的智慧，结合当代实际，不断探索和创新，让中国散文在新时代焕发出新的光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