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顶大檐帽

我有一顶大檐帽，那是我小学四年级时因成绩好小舅舅给我的奖励。它的骨架是硬纸板撑起的，覆一层薄墨绿布，远看挺括，近看帽檐微微耷拉着，如疲惫的鸟翅，早失了棱角分明的筋骨。帽徽在中间最显眼的位置，塑料质地，沉甸甸的金色衬着鲜红五角星，边缘却已磨出毛刺，像时光啃出的小小豁口。

那一年，我总爱顶着它，在窄窄的房间里昂首阔步，和童年玩伴玩耍更显得神气十足。帽子太大，沉沉地压住眉骨，眼前的世界时而被帽檐切割成墨绿的一道狭长缝隙。可这丝毫不妨碍它成为我那年最威风的冠冕，仿佛一顶起它，小小的肩膀便像军人一样扛住重量。只是后来不流行了，它便被我丢弃了。我出生于1979年，那时物资不是很充足，一部分小孩子还是没有新衣服穿，我就穿过哥哥带有补丁的旧裤子。那也是一个崇拜军人的年代，能穿上一身军装那是几乎所有少年的梦想。我们队上一位当兵的退伍回乡了，听说上过老三前线，个子高高挺挺的，配一身军装显得英俊威武，只是没有戴大檐帽。第一次见他是在中午放学回家吃饭的路上，他走在我前面，我跟在他的后面，不紧不慢，不离不弃，直到岔路口。有几次他转头看了看我，笑了，或许知道我为什么跟着他。后来见过他的弟弟穿着一身和他一样的军装，他弟弟个头矮小，显得不够精神。我当时想那身军装穿在我身上肯定很帅，现在想起来有点好笑，当时身材瘦小的小学生怎么能撑起这身军装呢？

小时候流行看露天电影，公社放映队一个村一个村的轮流放电影。放映队一来，我们一群小孩总是顾不上吃晚饭，就带上小凳子提前抢占有利位置，为的是到天黑了看清银幕上的故事。电影在一个村看不过瘾，就结伴随着放映队去下一个村，有时走很久的山路也不觉得累。我那时候还比较小，父母总是不放心不让跟上大孩子去，有两次我偷跑跟上去的。

看的电影大多是战争片，和解放军有关的。《英雄儿女》、《小兵张嘎》、《铁道游击队》、《地道战》、《南征北战》等影片看了一遍就能记得牢牢的。平时总是学着电影里的人物时不时来一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好多次我们组织玩伴演电影，我们用晒干的玉米杆当步枪，在麦秸垛之间搞“伏击战”，我有一次抢到了当连长的机会，把从电影里学来的台词大喊："同志们，为了新中国，冲啊！"。每一次让我扮演汉奸和日本鬼子，我是从来不会答应的，哪怕不让我演都行。最好的角色都被大我一岁的建军抢去扮演，因为他的爷爷是一七三厂的工人，家境好，更主要是他早我两年有了一顶非常令人羡慕的大檐帽。他对着纸板做的冲锋号装模作样吹奏的样子我至今记忆犹新，我当时很羡慕他的爸爸有文化，给他起了个“建军”的好名字，他才有大檐帽的。

有人说“当兵后悔几年，不当兵后悔一辈子”，但成为军人的梦想只成了儿时的一个念想。师范学校毕业以后，我成为了一名乡村教师。至今记得给学生讲魏巍《谁是最可爱的人》一课，深情范读时读着读着自己落泪了，孩子们也被我带进了文中。工作十几年后，偶然在报纸上看到教师可以转考公安队伍的消息，那顶早已褪色的大檐帽忽然又从记忆深处浮了上来。我几乎是立刻就报了名，仿佛儿时那个跟在退伍军人身后的小男孩又回来了。由于害怕考上后分配到更加偏远的乡镇，照顾不了家庭，就和当时一位在公安系统多年的长辈朋友咨询。他摆出几条现实的理由：年龄比较大了，体能训练怕是吃不消；基层公安常年加班加点，家中老小无人照应；更何况我在乡村教书多年，学生和家长都认可我，突然转行未免可惜和不适应。他说得句句在理，我竟无从反驳。那天夜里，我翻出压在箱底的那顶大檐帽，帽檐的鸟翅比记忆中垂得更低了，五角星的毛刺依旧扎手。我试着戴了戴，还是沉沉地压在眉骨上，只是这一次，我没能扛住那份重量。

那之后，我再没动过转行的念头。只是每当看到阅兵仪式时，心底依然心潮澎湃，手会不自觉的摸摸头顶，仿佛大檐帽一直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