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方独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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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西的秋天，是黄土先知道的。
八月末，风一转，天气就凉了。安定区的川道里、山梁上，苞谷叶子由下往上黄，黄得不声不响，像谁把一夏的绿悄悄卷了边。祖母天不亮就扛着背篓出门，鞋帮上还是夜里的露。露水重，苞谷叶上的“锯条”就软些，划在手腕上，只留一道白印，不出血。等到太阳把碱沟照得发白的时候，叶子就变得很硬了，这时候再钻进苞谷地里，那叶子就是真刀子了。
兄弟姐妹四人中，只有我一直读书，后来考上了临洮师范学校，成了一个吃国家饭的人。从小学开始就很少做农活了，特别是考上中师之后，我由一个“吃粮不管熟”的孩子变成了爱看书的人。但是每年的国庆放假一到，我就得回到老家参加秋收。黄土地上不说苦，只说：你不动手，冬天就喝西北风。
苞谷没有完全熟时，母亲早就煮过几锅了。这时候吃起来鲜嫩多汁，配上洋芋一起吃，香得人顾不上说话，也能顶一顿饭。苞谷熟的时候，先熟的是“顶花”。雄花像一簇簇焦黄的毛笔，风一吹，花粉扑脸，呛得人直打喷嚏。雌穗上的须由浅粉色变为紫色再变到枯黄的颜色，母亲凑近一看，“须干了，粒也硬了，不掰的话麻雀会先吃掉的。”于是全家都行动起来。
掰苞谷不是优雅活。左手攥住秆子，右手攥住棒子，往斜下一撇，“咔嚓”一声，脆响。背篓满了，腰也塌了。定西人管这叫“猫腰进地，直腰出魂”。可歇下来，抓一根没有干枯的“甜杆”嚼，秆子汁水清甜带土腥，比后来城里卖的甘蔗都解渴。甜杆嚼到根的时候，口里就会有一股土腥味。
陇中不只有苞谷。洋芋，才是定西人的命根子。
农历八月，洋芋蔓子一霜打，茎叶黑了半边，热闹过后，露出底下实实在在的东西。男人们拿锄头深挖，一镢头下去，土块崩开，白生生的洋芋滚出来，有的拳头大，有的像鸽蛋。小孩跟在后面捡，手指沾泥，泥里还有热气。
最难忘的就是地头烤洋芋。
不使用锅、也不用油。靠近山坡，顺风挖出土灶，把大小不同的土块按照由下而上的顺序堆叠成一个圆锥形的“土塔”，留出通风口。在灶膛里燃烧枯枝、干蒿枝以及羊粪蛋（不要笑话，陇中人懂得，羊粪没有烟而且火苗柔弱不会使土豆变色），等到土块烧得通红之后就把洋芋直接从下方塞进去，在上面盖上一些湿土，焖烤一个多小时。等到有一股白色的烟从土缝里钻出来的时候，香味就压制不住了。这种香气不是葱香、酱香，而是因为淀粉在火的作用下产生了甜味，并且还混入了一些黄土的气息和蒿草的味道，闻上去就会让人流口水。
扒开土堆取出洋芋，大家争先恐后地抢着吃起来，咬一口虽然很烫口但是舍不得丢弃，烫得直喘气也不肯停下来。去掉皮之后外面是焦黄色的，里面是黄白色的。洋芋卑微、耐旱，在歉收年份可以养活人们，在丰收年份则用来喂养牛羊，在荒年的时候还可以救人。洋芋一辈子埋在地下，黑里来、黑里去。开花都不敢张扬，紫星星的小花藏在蔓子下面，得蹲下来才能看到。
临洮师范学校的门口有一个摆书摊的老先生，满脸胡须的样子很像马克思。有一天，我蹲在书摊旁边吃着煮洋芋跟他搭话。他指着《雪莱诗选》，笑着说：“娃，书要读，洋芋也要吃。两样都别丢。”
后来我常想起他的话。肚子饿，洋芋能填；眼睛饿，书能填。定西的土里长出洋芋，也长出学费、生活费，长出一个孩子往城里走的念想。母亲把我从土里拉出来，又把收下的东西寄到城里。土里能长出洋芋，也能长出识字的人。
九月，定西的收成就陆续运回家来了。苞谷挂在檐下，扁豆、荞麦、胡麻都装进袋子里；洋芋放到窖里，上面铺上一层干草。祖母将最后一筐洋芋码到窖里，像把一冬的火种藏好。胡麻熟了，蓝花花谢了，榨出来的油黄中带红。
洋芋的丰收，是背篓勒进肩胛的红印。母亲半夜起来翻洋芋粉，手冻得胡萝卜一样，还嘟囔“今年粉白”。陇中的秋天很短。
回城那天，鞋底上的泥土在班车上簌簌掉落下来。我想捏一个小泥人，捏了两次就散开了。寒露前，祖母又给洋芋窖口加上一层干草。风从碱沟吹来，苞谷叶子响一阵，又安静下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