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的快乐时光

如今再听马健涛的《童年老家》，旋律一响，就像一把锈迹斑斑却依然锋利的钥匙，轻轻一转，便打开了记忆深处的那把锁，把我一下子推回三十多年前那个总像蒙着一层土的家乡村庄。

那时的贫穷是实实在在的，我们穿着打补丁的衣服，露出大拇指的布鞋，一年到头难得吃上几回肉。奇怪的是，我们那帮孩子当时并不觉得苦。在那个属于我们的世界里，尽管缺吃少穿，童年却依然美好。玩起来就忘乎所以，家家都有四五个孩子，玩伴自然多；放学后几乎没有作业，学业负担不重，一玩起来就忘了时间。常常在放学路上蹲下来观察忙碌的蚂蚁，给它们设置“路障”；捉住蚂蚱，用细绳拴住它的腿，牵着它奔跑……好像随便什么都能让我们兴致勃勃地耗上大半天，永远不知疲倦。

不过，想出门玩，先得把大人交代的活儿干完。一进家门，书包往桌上一扔，就赶紧干活。活干完了，才轮得到出门玩，而玩伴、时间、地点早在放学的路上就商量好了。有时是背上背篼去割草，割得满满一筐，回家还得和哥哥一起铡草喂牛。周末清早，叫醒我们的不是闹钟，是活儿。有时裤脚被晨露打湿，那种沁凉从脚踝蔓延到心底的感觉，至今仍记忆犹新。有时是去扫填炕，这活儿最累人，要找干牛粪、羊粪铲进背篼，见到干草和落叶也要扫成一堆装回家。冬天的早晨，有时全家出动去树林里扫树叶，甚至还会和邻居们抢地盘，孩子们个个干得起劲，倒像那点冷根本不算什么。

我们的游戏不用买，全靠自己动手，再加一点想象力。滚铁环最受欢迎，一个铁钩、一个铁圈，就能让整个村庄变成赛道。男孩们猫着腰，小心翼翼地驾驭着叮当作响的铁环，从打麦场一路滚到村口的老槐树下。铁环倒下的一刻，惋惜声与欢笑声同时迸发，接着又迫不及待地开始下一轮。男孩玩的游戏多着呢：打宝（也叫打四角）、下四码、弹玻璃球、东南西北、玩弹弓、摔跤……有些名字，我现在已经叫不上来了。

女孩们另有自己的天地。她们跳皮筋的身影像林间小鹿，辫子随着节奏上下翻飞，嘴里哼着至今我也没完全明白的歌谣：“马兰开花二十一……”就连背课文磕磕巴巴的女孩子，唱起这些却格外流利。男孩偶尔也围过去看热闹，也有胆大的，上去试两下，可往往在起哄声里败下阵来，红着脸跑开。她们还玩抓石子、抓噶拉哈（羊腿上的关节骨）……

捉迷藏不分男女，白天黑夜都能玩。粮食笼是最好的藏身处，钻进麦秸堆，整个世界就只剩自己的心跳和呼吸。有一回，我家对面的小胖躲在里面睡着了，几家大人找他，才把他喊醒。他满头麦秸，被着急的父亲找到后追着打，那场面让我们笑了好久。

角色扮演算是我们的戏剧课。我们常模仿电影、电视剧里的人物，冷不丁冒出一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好几次，我们组织玩伴自编自演，用晒干的玉米秆当步枪，在麦秸垛之间打伏击战。有一回我抢到当连长的角色，把从电影里学来的台词大喊出来：“同志们，为了新中国，冲啊！”《少林寺》热映之后，大多数男孩都觉得自己成了武僧，拿树枝当剑、扫帚作棍，在空地上比武论剑。我们的“艺术创作”纯粹图个快乐，不需要观众，也不在乎掌声。

物质匮乏反而使分享更加甜蜜。哪家炒了豆子、哪家煨了甜杏核，用衣襟兜着分给伙伴。一块水果糖要含到薄如蝉翼才肯咬碎，一颗瓜子也要嗑得干干净净，一牙西瓜就连白皮都啃得透亮。买一根冰棍，五六个人一人一口，最外面甜的一层总是归出钱的人。

童年回忆很甜美，但是也有惨痛的教训。村头老榆树上的鸟窝，对我们有致命的诱惑。有一天下午，我爬到树上掏鸟蛋时不小心摔了下来，手腕先着地了。骨折的那种疼痛我现在还记得很清楚，但比疼痛更难以忘怀的是大人们心疼的眼神。打石膏的那个月里，我成了孩子们同情的对象，也成了大人口中的反面教材。

还记得有一回，我和虎子约好去捉蜜蜂。一人拿一个塑料袋，跑到我家门前那片苜蓿地里，专挑采花的蜜蜂往袋里装，比谁捉得多。结果按住这只、跑了那只，急得我们直接上手。后果可想而知：每人被蜇了好几下，肿痛难忍，只好蔫头耷脑地回家。刚进门不久，虎子他爸就到我门口叫骂。我大虎子一岁，他以为是我怂恿的。直到看见我那双同样惨不忍睹的手，他才哭笑不得地摇摇头：“两个傻孩子！”

如今回想，那个缺吃少穿的童年，其实很富裕。我们有一整片田野当游乐场，有整个村庄的玩伴，有用不完的游戏时间。我们没有兴趣班，但我们有兴趣；没有玩具，但我们会玩耍；没有压力，但我们有创造。

小时候总盼着快点长大，真长大了，却再也找不到儿时那种纯粹的快乐。无论走多远，童年的快乐时光总会温柔地提醒我们：我们曾那样简单而饱满地快乐过，那样尽情而真诚地生活过。而这，或许就是我们一生中最珍贵的行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