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这个党员

白家堎的村街上，有一棵百年老槐树。老槐树的树枝上，挂着一个盆大的铸铁铃铛。父亲魁梧的身材站在老树下，拽着铃铛的绳子，强劲地敲打起来。

“铛、铛、铛、铛……”整个村庄传来清脆悦耳的铃铛声。

这是生产队社员集合的命令，上工的铃声。父亲作为生产队长，拉绳子敲铃，已经有十五年之久。不管风吹雨打，父亲每天都会在村街的老槐树下，安排农活。父亲习惯了这种生活，父老乡亲也习惯听到这熟悉的铃声。

可父亲今天的神态，和往日有些不同。他来到老槐树下，没有急着去拉绳子敲铃，而是背靠着粗大的，三人合抱不住的老槐树主杆抽闷烟。父亲一连抽了三锅烟，直把老槐树下弄得烟雾缭绕。到上工的点，社员们没有听到铃铛声，也都感到有些好奇，陆陆续续往老槐树底下聚拢。准确地说，父亲这一天并没有拉绳子敲铃。

就在前一天，父亲参加了大队召开的党员和队长会议，主题只有一个，那就是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包产到户。

这一天父亲回到家，夜已经深沉。父亲一边给母亲叙说，一边用烟锅“吧嗒、吧嗒”抽旱烟。母亲坐在脚地纺线线，纺车发出吱扭扭的声响。整个窑洞，烟雾缭绕。母亲和父亲的影子，被昏暗的煤油灯光投射到窑洞壁上，显得伟岸而高大。听母亲说，那一夜，父亲整宿没有合眼，一直蹲在炕上抽旱烟。父亲浮想联翩，他的一生就像一部电影，情节跌宕起伏。

1966年冬天，一个改变了父亲一生的日子。天空灰蒙蒙的，冷风四起，百叶枯枯。祖父在给农业社栽好电线杆，通电时，意外触电身亡。父亲眼睁睁看着 祖父一米七五的高大身躯，被村里人用门板从偏门抬回我家院子。那一刻，父亲扑到祖父的身体上嚎啕大哭。不一会，天就下起了鹅毛大雪，好像要淹没掉人间的种种不幸。

这时候，队长郭西叔一下子把父亲抱起来，用粗糙的手掌抹掉父亲脸颊的泪，哽咽着说：别哭了，有哥吃的，就有你吃的！

在最初祖父离开的日子，郭西叔打发他儿子晚上住我家，给父亲做伴。父亲随后就跟着姑婆去了故郡常马，在那里读了一段时间小学，也好让姑婆照顾好父亲的生活起居。父亲天生不爱读书，再加上那个年代家家人口多，欠粮，吃不饱肚子，父亲也就很快回到队里，成了八亿农民中的一员。

1970年，我刚好两岁。父亲被大队作为首批劳力，调派到冯家山，投入水利工程建设的行列。工地上实行军事化管理，大队就是一个民兵连。父亲从事的主要工作，是用架子车拉土方，一架子车一寸二，一个人一天拉十多架子车。父亲于1973冬季回到岐山县大营公社半个城大队，白家堎生产队我的老家。父亲整整在冯家山水库工地干了三年，天天与架子车为伴，拉运沙石土方，一千多个日日夜夜。父亲那一代人，用时代赋予他们的特有方式，为宝鸡地区的水利事业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父亲去冯家山修水库三年，回来就投入到了轰轰烈烈的大农业生产中去。那时候讲与天斗与地斗，其乐无穷。父亲他们一天干三晌，早晚还要加两班。父亲终于从一个弱不禁风的少年孤儿，经过岁月的洗礼，成为身强力壮的新社会农民。

父亲踏实肯干，思维活跃，1972年当选为白家堎生产队的队长。父亲带领乡亲们大干社会主义。他当了队长的第一件事就是平坟，平整土地，给队里增加耕地面积。这是个牵扯千家万户的事情，父亲决定自己带头，先把我祖父祖母坟地铲平。这个消息让我姨婆，也就是祖母的姐姐知道了，姨婆一进门，就用拐棍打父亲：我把你这个愣货，先人的坟头都敢平了么？父亲二话不说，夺过姨婆手中的拐杖，腿膝盖上一搭，就折成了两半。现在提及这些往事，父亲笑得合不拢嘴，连连摇头。

父亲1973年递交入党申请，1976年被上级党委批准成为一名共产党员。我相信，这是父亲一生中最辉煌的时刻。

为了解决农民吃饱肚子的问题，父亲带领父老乡亲进行了艰苦卓绝的奋斗。虽然冯家山水利工程建成，由于我队地理位置所限，能浇上的地，也就五六十亩。队里大部分农田，还是处于饥渴状态。为了解决这一困扰农业生产发展的现实问题，父亲带领大家在湋水河两岸打了3口大口井，并且钻洞子，弄了个二级抽，把河底的水引到二塬上，从此白家堎队将近二百亩耕地全部变成了水浇地，产量几乎翻倍。这项成果，得到了上级政府表彰。

父亲另外一个建树就是，带领本队社员，用架子车，从故郡西塬砖厂拉砖，给生产队盖起一座砖木结构的大瓦房仓库。队里饲养室养殖了六头骡子，十多头牛，还给队里购买了一辆小四轮拖拉机，把队里的农业产值，从一个劳动日几毛钱提高到一块多钱。

父亲作为一名基层党员，一辈子都有他执着的信念。生产队长这个称谓，在中国的官谱上，根本算不了啥。农业社改革以后，队里有个当兵回乡的年轻人范强，是部队发展的党员。父亲激流勇退，建议提拔年轻人当队长，为社会主义建设做贡献。父亲离开队长这个岗位以后，整天带领我和弟弟辛苦劳作，走种植致富的路子。那一年，父亲在河底一亩多地里种的“北京梨”甜瓜大获丰收，香甜如蜜，汁子流到手上就会粘到一块。我天天和弟弟用架子车把甜瓜拉到枣林集市上卖，一季下来，收入八百多块，父亲高兴得合不拢嘴。

改革开放以后，村里变化日新月异。父亲虽然不当队长了，却一直担任队里的党小组长。数十年如一日，没有少交过一次党费。村里凡是需要党员开会的事情，父亲接到通知，也是每场必到。

2004年，我家土崖塌方，瓦房倒塌。当年我们村有五六家受灾，都是这个情况。父亲虽然不是队长，但事关广大村民的利益，一定带头要争取。他带上我寻找乡村干部，带领白家堎人整体搬迁。我们第一家盖房，没有水电，没有道路，父亲就把我家的七分责任田兑给半个城组，修了一条路。这事至今过去了17年，父亲并没有问村组索要任何补偿。

白家堎村搬迁以后，刚好跟上了乡村建设的步子，修整了电路吃上了自来水。2012年村里修建水泥路，国家政策是村民集资一部分，其余部分由国家财政补贴。当时父亲只是个党小组长，按照我的心里说，并不悦意父亲再管组里的事。修路本来是大家受益的好事，可总有一些人骂街、诋毁、污蔑父亲想贪污钱。父亲给我唯一的理由就是，为了大伙的利益，得罪人他也愿意干。再加上当时村里有两个包工头，一个就是当年接替父亲当队长的范强，一个叫白林科。范强对父亲说，父亲如果承头管事修水泥路，他和林科一人捐献一万元。这让父亲一下子有了信心。他回村以后，立马和村委会联系，成立修路三人领导小组。群众集资，一户1200元，再加上两个工头捐献的钱。二柳爷管钱，百祥哥管账，父亲管协调，修路工程很快就启动了。资金还有欠缺。父亲首先让我们兄弟俩一人捐献1000元，除此之外，村上在外工作的好几个人，也都不同程度地拿出了钱。让我记忆犹新的是一家吃低保的柳红选，都捐献了300块钱，这是一件非常令人感动的事情。

父亲就是这样一个平平常常的基层党员，他说话公道，从来不计较个人利害得失。为此，也得罪了不少人。我一直劝说父亲，以后少掺合村里的事情，可父亲总说，他是党员，也是党小组长，为了村民利益，该管的事情，他还得管。

父亲也有特别开心的时候。外甥女就读于燕山大学，去年年底，研究生毕业。从新疆回老家办理出国留学手续，她告诉父亲，她在学校入党的时候，通过调阅家庭成员档案，才知道外公是个有40多年党龄的老党员。听到这话，父亲脸上的笑容，犹如一朵春天灿烂的花儿。

外甥女临走前给父亲说，她要给外公邮寄几盘中国共产党的学习材料 ，让他看看。前几天，收到外甥女给父亲快递寄回的两盘光碟《东方红》和《中国工农红军》。父亲收到光碟，开心得像个孩童，不停地督促我给他播放。看着父亲布满皱纹的脸颊上率真的表情，我不禁感慨万分。

党建百年纪念活动期间，6月29日，岐山县、凤鸣镇、半个城村三级干部到家慰问，发给父亲一枚党徽，学习材料和2000元红包，还照了相，父亲激动得流下晶莹的泪珠。

父亲这个党员，父亲这个党小组长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