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乐童年爱相随

人到中年，父母老了，儿女大了，许多70年代的童年记忆老是无端地爬上心头。现在回想起来，那真是一段苦乐相随的美好时光。

70后的我生在农村，长在农村，三分之二的工作时间都未离开过农村。在父母和村里老人喋喋不休的怀念里，我对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人和事充满了深深的敬畏。那个年代的中国农村家家耕田种地，户户土里刨食，吃不饱，穿不暖，人们日子过得极为艰难。但在我的记忆里，父母始终没让我们饿着冻着，也从不轻易打骂我们。我以为，我的童年几乎是自然放养、野蛮生长，自己完全是一个无知无畏、无忧无虑、无拘无束的孩子。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我们读书很快乐，很轻松，完全没有现在小孩们那样紧张。新生代的父母们硬是想方设法让孩子赢在“起跑线”，课余假期他们的小孩不是在学书法，就是去练舞蹈，学校不是考试，就是补课。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我们姊妹三人相继出生，我是老大72年出生；弟弟属龙76年出生；妹妹属羊79年出生。也就在那个时代，农村家庭联产承包，刚刚分田到户的父母硬是憋足了劲忙着精耕细作种庄稼，总想着要种更多的庄稼，能有更好的收成，对于我们姊妹三人读书的事完全是随心所欲、听天由命，用他们的话说，就是“成龙的上天，成蛇的钻草”，父母只要看见我们背着书包出门就算读书了，他们根本不知道，也无法判断我们读书了没有，学到了什么。一来因为父母活计多，没有太多的时间；二来父母都是文盲，不识字，根本无法监督。我们姊妹三人都在村小读书，说是村小，其实就是由村里“大集体”的公房或者村内寺庙改造而来的学校，既简陋又寒碜。稍大的学校教室也就十来来间，小的只有四五间，还都是瓦屋土基房，瓦屋上按装几片“亮瓦”算是透光，屋内只有一块水泥刷漆的黑板和能满足40余人坐着读书的连体课凳桌，课桌很重很粗糙，有的教室里居然在土基上放一块长木板就算是板凳，操场几乎都是凹凸不平的夯土地，有的操场周边长满各种各样不知名的野草。教书老师的文凭和学识都不是很高，他们大都是村内初中或高中毕业，甚至稍有些文化基础的人都被请到学校当代课教师。老师们边干活边教书，如果赶上家里有农活，老师就会叫年纪稍大一点或者有点“霸道”的孩子管着班上学生，甚至喊自家的儿女来代管我们。现在回想起来，那时读书很有趣，也很滑稽。课堂上，我们要么跟着语文老师摇头晃脑、拖声拉气的“唱读”课文，要么就是通过“掰手指”“数骨节”的办法做数学加减法，还有学生带些“玉米籽”“小石头”在课堂上做数学题。那个时代条件艰苦，物件匮乏，无论是上体育课，还是课间活动，男生总被安排打篮球，女生老是玩跳绳，真所谓“一根跳绳两个球，学生老师都自由”。

周末和寒暑假，我们更是自由散漫到了极致。那时农村的孩子早当家，大都会帮父母做些诸如“割猪草”“砍烧柴”“吓谷雀”的“轻巧活计”。做这些活计时，我们总是玩心很大，经常忙里偷闲，自制玩具，自创游戏，玩得自得其乐、不亦乐乎：“弹玻珠”“打四角”“吹纽扣”“滚铁环”这些技术要求高、有难度的游戏就成了我们男孩的最爱。比如，“弹玻珠”，俗称“打玻珠”，又称“打玻璃珠”“弹玻璃球”，是许多70后、80后童年时期非常迷恋的游戏。弹玻珠时，首先用玻珠在夯土地上按出一个圆形的窝洞，在距离窝洞1至2米的地方划一条横线。窝洞和横线弄好后，三五个小伙伴就在横线外趴着跪着喊着，用大拇指和食指固定好一颗玻珠，远远地瞄准窝洞弹出玻珠，谁的玻珠先进洞谁先弹，如果没有玻珠进洞，谁的玻珠离洞近就让谁就先弹，进洞的玻珠就变成“老虎”，可以直接打别人的玻珠，打中谁的玻珠就把谁的玻璃珠赢掉。“弹玻珠”时我们经常互相攀比谁的弹珠多。对我们小孩来说，能赢到更多的玻珠那无疑就是一笔值得长时间炫耀的财富。还有就是“吹纽扣”，各人把纽扣拿来放在地上，纽扣凹面朝上，用嘴把纽扣凹面吹翻就算赢。有胆大的小伙伴为赢更多的纽扣，竟然把父母衣服上的新纽扣拆下来玩游戏，经常吃“跳脚米线”（父母一般用细棍子打“腿杆子”<云南方言，指小腿部分>，被打的小孩一打一个跳，称之为“跳脚米线”）。玩这种游戏很伤衣服和裤子，现在回想起来，我终于明白了那时我们裤子膝盖和衣服“拐子头”（云南方言，指肘关节）处先破的真正缘由，那是因为我们趴着、跪着玩的时间长了，裤子膝盖和“拐子头”的衣服自然也就破得快。比起男孩来，女孩玩游戏要温柔得多、安静得多，她们最喜欢，玩得最多也就是“拉绷绳”“抓石子”“跳皮筋”之类纯娱乐性的游戏，这些游戏规矩不多、风险不大，缺点就是手脏得快、脚跳得痛。

怀旧，也许是人到中年的一种通病，或者说是是中年人对一个时代的念想和礼赞。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物质匮乏、缺衣少食，能让我们小朋友耿耿于怀的除了课桌上的“三八线”、泥地上自娱自乐的“土游戏”和周末假期满山遍野“捞鱼摸虾捣鸟窝”“游泳偷菜滚草垛”各种疯狂玩耍之外，最让我们不能释怀的就是到别人家“吃喜酒”“看电视”，或者自家“过春节”那些让人开心快乐的事。无论是在村里读小学，还是在村外读初中，我很喜欢听大人们在“讨媳妇”的酒席上“讲吉利话”的热闹，也很享受老木匠在建新房“提梁”时“撒抛梁”抢到“硬币粑粑”的喜悦，天黑后更惦记着拿起小凳到别人家看电视的那份快乐。

“讨媳妇”是农村的大事，东家极为上心，办都很隆重，也很有仪式感。首先东家要找“算命先生”瞧好“讨媳妇”的黄道吉日，也就是正喜之日，时间要掐到小时，有的甚至要算到分钟。同时，东家还得提前准备手表、自行车、缝纫机和收音机“三转一响”的彩礼。“讨媳妇”在当时一般至少办六顿饭（顺应新时代、倡导新风尚，现已改成四顿饭）。“讨媳妇”的前一天东家就要请客，这顿饭在云南农村称为“请乡客”，由东家派代表挨家挨户请整个村子的人到家里吃饭。正喜那天非常热闹，尤其是晚上新郎新娘入洞房时，东家特别要好的亲戚朋友总要聚在一起吹牛聊天“闹洞房”，有好事的大人经常唆使我们小孩说些诸如“媳妇媳妇别装佯，快开洞房发喜糖”之类的“荤话”向新媳妇要喜糖和瓜果。因为是喜事，新媳妇总是不厌其烦地一次又一次开门分发喜糖，时间至少要持续到子夜时分。

“撒抛梁”，也叫“撒元宝”，是建房人家新房建设“上梁”时必不可少的仪式，也是建房的重头戏，是主人家图吉利、求平安的一种乡风民俗。“上梁”，在云南也称“提梁”，上的是平横在屋脊和中柱之间的“大梁”，建房人家都很看重。一是因为土坯来之不易，木料价格昂贵，有的一两代人含辛茹苦、节衣缩食才建得起房。二是房梁是一栋房子的制高点，是连接中柱的纽带，它是整栋房屋建筑关键点，也是多种文化、民俗、禁忌与人们心理愉悦的聚焦点，正所谓“上梁不正下梁歪”。“上梁”仪式通常由承建房屋的“大木匠”主持，从制作房梁到上梁的整个过程都很神秘，很讲究。据“大木匠”们说，房梁在没有做成以前可以任意处置，但做好后务必要放在特定的地方，不可被污染亵渎，不能被任何人跨越，特别是女性跨越，甚至禁止“来月事”的女人靠近。房梁制作过程中，如果木匠手指弄伤，鲜血千万不可滴在房梁上。“上梁”之前，建房人家即便是借钱也要给房梁“挂红”、贴对联，还要在房梁前敬拜祭祀……。

万事俱备后才正式“上梁”，“上梁”最关键的工序是用缆绳将横梁拉升在屋脊的山墙和中柱上。主持仪式“大木匠”将斧头插在腰间（讲究的人家还要给“大木匠”挂红腰带），参与上梁的其他“小木匠”和“帮忙人”平均分布在“大梁”的两端，协调一致、同向发力，平衡提升“大梁”。同时大声齐唱诸如“一发财，两兴旺，三敞亮，四平安……”的祝福号子。横梁提上屋脊后，就是我们小孩最盼望的“撒抛梁”仪式。你看，“大木匠”稳坐中柱之上将房梁卡口对准房柱榫口，用斧头敲击压榫，那落斧的动作十分娴熟……。你听，大梁的卡榫刚卯实，喜庆鞭炮就响起，鞭炮尾声刚刚消停，“大木匠”就一边唱起诸如“元宝撒在东，子孙都成功”“元宝撒到南，钱多用不完”的吉利话，一边向房屋四周撒“元宝”（“元宝”由建房人家提请准备，用提篮装好，主要有水果糖、爆米花、荸荠、硬币糯米粑等代表喜庆的物品。其中：硬币糯米粑必不可少，粑粑内包有1至5分不等的硬币，总价值一般都会包50个左右，有钱人家包的更多些。再后来有钱的人家直接包上1角至1元的纸币）。此时，主人家的亲朋好友和前来观看男女老少个个虔诚仰望、喜气洋洋……。我清楚地记得，“撒抛梁”时我们小伙伴总是盯着“元宝”落地的方向欢呼雀跃、东奔西跑、你争我抢，忙得气喘吁吁、满头大汗，抢到硬币糯米粑的小伙伴更是阳光灿烂、笑容满面。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农村生活贫穷，文化滋养的土壤更是贫瘠。在我童年的时光里，我们获取知识的来源极少，主要靠读读学校的语文书，听听村里收音机的“大广播”，或者看看小伙伴收集的“小人书”，如果有机会看电视那简直就是一件让人十分羡慕和兴奋的事。

电视机在七八十年代是奢侈品，是稀罕物，除了物质条件好点的生产队和村子附近的厂矿之外，一般人家根本买不起电视机，一个上百户的村子，顶多有一两台电视机。我读村小时，我们村两百户人仅有2台电视机，1台在村东做生意的许家，1台在村北的张村长家，听说村长家的电视还是其在省城昆明工作的儿子托人买的。那个时候，电视机全都是黑白的（后来有人买来红绿相间的硬塑料膜挂在电视屏幕上，美其名曰“彩色”电视机）。电视机体积很小，外形很丑，屁股外鼓得厉害，很笨重，一个人根本抱不起、搬不动。左边的屏幕占电视机的四分之三；右边竖排着频道按键、音量旋钮和电源开关，占电视机的四分之一。电视机顶端伸出2根“V”字形天线，整个电视机像极了九十年代孩子们“天线宝宝”的变形金刚玩具。

那时候，村里人看电视不喜欢到附近的厂矿，总爱往许家和村长家跑，场面很热闹，如果不赶早就没有好位置。为省电费，电视机只在放故事片时打开。没开电视前，大人们总是张家长、李家短地聊天，刚说完哪家的庄稼种得好，又讲起哪家的猪卖了个好价钱。我们小孩总是津津有味地讨论头一晚故事片的情节。放故事片时间到了，主人家打开电视，整个屋子瞬间安静下来，看电视的人都很自觉，很谦让，小孩坐前面，大人站后排，一屋子人围着电视机扇形排开，人多的时候，屋内的楼梯上、门外的窗户前都站满了人。再后来，看电视的人越来越多，村长家干脆把电视搬到院子里，让全村更多的人享受到看电视带来的快乐。

那个时代，电视机品牌繁多，但能看的频道和节目却很少，品牌几乎各个省都有自己的品牌。比如，河南的“美乐”，天津的“长城”，辽宁的“菊花”，重庆的“红岩”等等，我们云南的品牌叫“山茶”。好一点的是日本进口的“日正”，不仅价格贵，还要凭票，很难买到。电视频道只有中央和省2个台，节目就是新闻联播、天气预报和故事片，广告非常少，不像现在的电视频道和节目多得看不过来，看个连续剧广告还多得烦人。那时，我们男孩子最熟悉、最喜欢的电视剧有《神雕英雄传》《霍元甲》，再后来还看过《乌龙山剿匪记》《西游记》和《渴望》等等，尤其是《西游记》等四大名著在八十年代春节经常多次重播。这些电视剧视觉冲击力很强，对我们影响很大很深。我记得，课余饭后，我们小伙伴经常聚在一起张牙舞爪比划“九阴白骨爪”“迷踪拳”， 有时还有模有样地操练起 “蛇拳”“鹰拳”“猴拳”，甚至还经常金鸡独立扮演“孙悟空拿金箍棒”仰头看天的样子……。

看电视最糟心的就是遇到刮风下雨，信号极不稳定，常常是满屋子人盯着屏幕的雪花点唉声叹气。这时主人家总会有1个人往楼梯上跑，跑上屋檐去转天线，一屋子人边看电视屏幕边大声喊道“往左，往右，再往右一点”，信号刚出现，人们总是齐声大喊“停”。有时候，主人家还会“病急乱投医”，毫无科学根据地对着电视机外壳使劲拍打几下，居然还能把电视信号弄出来，有人调侃为“手拍电视机”……。我以为，那时候全村人挤在一个屋子里看电视，没有人大声讲话，没有人相互埋怨，有的就是你来我往的温情交流和相互谦让，这也许就是我们想要的乡风淳朴、社会和谐，更是人们对未来美好生活的向往。

童年的记忆里，“过春节”是我们小孩一年里最大的狂欢。进入腊月，即便是再穷的人家，也要提前洗衣服、晒被子，扫屋尘、杀年猪……。“杀年猪”很讲究、很有趣，日子要算要掐，要避开家里人所有属相，时间一般安排在上午，“杀年猪”那天凌晨三四点就要提前烧好一大锅滚烫的开水，说是方便烫猪毛。那时候，猪毛可以卖钱，特别猪鬃毛更值钱，经常被“杀猪匠”带走。这些都不是我们小孩关心的重点，我们最惦记的是“杀猪匠”从猪身上拿下来“猪尿泡”。“猪尿泡”在我们眼里可是好东西，每次杀过年猪，我们总看着“杀猪匠”把“猪尿泡”从猪的后腿割下来，放掉尿水，再去掉板油，放在案板上用力反复揉搓，等到它被揉得又薄又软之时，“杀猪匠”就把它吹饱气，扎紧肠子口，拿给我们小孩子当“气球”玩，如果小心点的话，至少能玩上七八天，甚至半把个月。

除夕到了，大人们老早赶集、洗菜、做饭，忙得不可开交。我们小孩也有事做，主要任务就是贴对联、粘年画。贴对联、粘年画大都用麦面调成浆糊，我们拿一把稻草扎成的“小刷子”，蘸着冒热气的浆糊涂到门上或墙上，只要把对联和年画粘在门框和家里的墙上就算大功告成。那时候，贴对联比较麻烦，对联除了横批竖批，还有门楣上5张“金彩”（“金彩”呈长方形，类似于红黄相间的“小彩旗”）；横批两边的有“钻子”（一般是两个字的祝福语，左右各粘一个字。如，平安、吉祥等等）；门板居中贴上“尉迟恭”“秦叔宝”之类的门画，人们说他们才是威武的守门将。若是双开门，还要在门画两边贴上“封条”，主要是图个吉利。粘年画就相对简单，那时年画的种类也不多，家里墙上粘的大都是毛主席像，还有就是“胖娃娃抱鱼”“迎客松”等等，只要找好位置，涂上浆糊粘上去就行，再后来只在家里敲个钉子，挂上1至2副印有影视明星、自然风景之类的挂历就可以了。

我们小孩最开心、最兴奋的日子是大年初一。我们有新衣服穿，有压岁钱拿，还有鞭炮可以玩。那时的新衣服很少是街上去买的，大都是父母手工缝制或者拿大衣服改成的。这些新衣服不是很新，但一定很干净，很好看，正所谓“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父母能给的压岁钱不是很多，不像现在一个红包至少100元，多到上千元，我们小伙伴的压岁钱大多只有1到2元，条件好一点的给到5至10元。说到鞭炮，根本没有现在小孩的花样繁多，有的就是各自拿压岁钱买的散炮，或者从家里成串的鞭炮中偷拆来的。我们放鞭炮简直就像打了鸡血一般，完全可以说是无知无畏、无拘无束、无休无止。那个年代，不光我们男孩子喜欢，胆大的女孩也敢放。我记得，我们小伙伴一大早就起来，兜里装一些散炮，拿上一支点燃的香，一天到晚，走到哪里炸到哪里，见到什么就炸什么，路上的牛粪，地里的南瓜，村内的水塘，汽水的空瓶，甚至墙角的裂缝都被我们用鞭炮炸过。放鞭炮最过瘾的是炸“洋瓷碗”，我们许多小伙伴围拢一片开阔地，把那时候威力较大的“电光炮”点燃，盖上“洋瓷碗”，远远跑开，随着“嘭”的一声脆响，“洋瓷碗”炸飞起来，“洋瓷碗”炸飞得越高，小伙伴们的呐喊声就也大，就越想攀比谁的鞭炮炸更厉害……。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童年，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快乐。我们七八十年代人的童年，躲在草长莺飞的山野里，藏在灰头土脸的游戏里，爱在苦乐相伴的温暖里……。我以为，我们的童年就像一杯浓浓的咖啡，苦在嘴里，暖在心里，更像一碗淡淡的清茶，自然淳香，让人回味无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