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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河渔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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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
202506/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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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枚党徽

赵志国坐在老藤椅上,窗外的夕阳将他的影子拉得很长。他小心翼翼地用绒布擦拭着手中那枚已经有些褪色的党徽,指腹轻轻抚过上面每一道细微的划痕。这些痕迹记录着岁月,也记录着他的一生。

“老伙计,又到七一了。”老人低声自语,声音里带着只有对老友才有的亲昵。

这枚党徽陪伴了他整整六十二年。1959年7月1日,十八岁的赵志国站在县委会的党旗下庄严宣誓时,县委书记亲手为他别上了这枚徽章。那时的他刚从部队复员回来,满脑子都是建设家乡的豪情壮志。

“爷爷,您又在看您的宝贝啊?”孙女小雨探头进来,打断了老人的回忆。

赵志国笑了笑,将党徽轻轻放回那个褪了色的红绒盒子里。“是啊,七一快到了,得给它擦擦亮。”

“您每年都这样,比对我还上心。”小雨假装抱怨,却掩不住眼中的笑意。

“傻丫头,这能一样吗?”赵志国摇摇头,目光又落回那个小盒子上。今年他做了一个决定——是时候把这枚党徽传给下一代了。

晚饭后,赵志国罕见地召集了全家人到客厅。儿子赵建国刚下班,还穿着银行的工作服;儿媳李敏正在厨房收拾碗筷,听到召唤也擦着手走了出来;孙子赵明今年大学毕业,刚考上了县里的公务员,正坐在沙发上看手机。

“爸,什么事这么正式?”赵建国扶了扶眼镜,有些疑惑地看着父亲。

赵志国深吸一口气,从口袋里掏出那个红绒盒子,在全家人的注视下缓缓打开。那枚金色的党徽在灯光下闪烁着内敛的光芒。

“今年我八十岁了,这枚党徽跟了我六十二年。”老人的声音有些颤抖,“我想在七一那天,把它传给赵明。”

客厅里瞬间安静下来。赵明的手机滑到了沙发上,他瞪大了眼睛看着爷爷;李敏惊讶地捂住了嘴;而赵建国的脸色则一下子沉了下来。

“爸,您这是干什么?”赵建国猛地站起来,“赵明才多大?他懂什么?”

“建国!”赵志国皱起眉头,“你这是什么态度?赵明已经二十二岁了,比你当年入党时还大两岁。”

“时代不一样了!”赵建国声音提高了几分,“现在年轻人有自己的想法,您不能把自己的那套强加给他!”

赵明尴尬地坐在两人中间,不知该说什么好。他偷偷瞄了一眼那枚党徽,心里泛起一种奇怪的感觉——既熟悉又陌生。从小到大,他经常看到爷爷擦拭它,却从未真正了解过它背后的故事。

“我不是在强迫谁。”赵志国的声音低沉而坚定,“我只是想把这枚党徽传给最合适的人。赵明考上公务员,将来要为人民群众服务,我认为他很合适。”

“合适?”赵建国冷笑一声,“您知道现在年轻人怎么想的吗?他们考公务员是为了稳定,为了待遇,谁还像您那个年代一样讲什么信仰、理想?”

“赵建国!”赵志国猛地拍了下桌子,茶杯被震得叮当作响,“你这是在侮辱你儿子!赵明,你自己说,你考公务员是为了什么?”

所有人的目光都转向了赵明。他感到喉咙发紧,手心冒汗。他确实没想过那么深——考公务员是父母建议的,工作稳定,待遇不错,在小县城里算是一份体面的工作。至于信仰、理想……这些词对他来说太过遥远。

“我……”赵明张了张嘴,却不知该如何回答。

“看吧,他自己都说不上来。”赵建国摊开手,“爸,您那一套已经过时了。现在是什么年代了,还搞这种形式主义?”

“形式主义?”赵志国的声音突然变得很轻,却让所有人都屏住了呼吸,“你知道这枚党徽对我意味着什么吗?”

老人缓缓站起身,走到书架前,从最上层取下一本相册。他翻到中间一页,指着一张泛黄的照片——照片上是一群穿着军装的年轻人,站在一片废墟前,脸上却洋溢着笑容。

“1958年,我随部队参加抗洪抢险,这是我们在救出一个村子后拍的。”赵志国的手指轻轻点着照片上一个面容模糊的年轻人,“这是小王,才十九岁,第二天就被洪水卷走了。他临死前把身上的党徽交给我,说‘替我好好保管’。”

客厅里安静得能听见钟表的滴答声。

“后来我复员回乡,带着这枚党徽。那时候咱们村什么样?穷得连条像样的路都没有。我和十几个党员带着乡亲们,一锄头一锄头地开荒,一筐土一筐土地修路。”老人的眼睛湿润了,“那时候我们胸前别着党徽,心里装着群众,没人问‘为什么是我’,没人计较‘值不值得’。”

赵建国别过脸去,但赵明发现父亲的眼角也有些发红。

“我不是说现在不好,”赵志国的声音柔和下来,“时代在变,但有些东西不应该变。这枚党徽不只是一块金属,它是一种承诺,一种责任。”

李敏轻轻碰了碰丈夫的手臂,但赵建国甩开了她的手。

“您说得都对,但现实是另一回事。”赵建国站起身,“赵明还年轻,他有权利选择自己的路,不应该被这些沉重的‘传统’束缚。”

说完,他转身回了房间,重重地关上了门。李敏尴尬地看了看公公,又看了看儿子,最终叹了口气跟了进去。

客厅里只剩下赵志国和赵明。老人慢慢合上相册,手指在那枚党徽上停留了片刻,然后轻轻推给了孙子。

“拿着吧,孩子。不管你最后做什么决定,它都是你的了。”

赵明小心翼翼地拿起党徽,感受着金属冰凉的触感。他从未如此近距离地观察过它——镰刀和锤子的图案已经有些磨损,背面刻着“1959.7.1”的字样。

“爷爷,”赵明终于鼓起勇气问道,“为什么选择我?”

赵志国看着孙子年轻的面庞,笑了笑:“因为你问出了这个问题。”

那天晚上,赵明辗转难眠。他把党徽放在床头柜上,月光透过窗帘的缝隙洒在上面,形成一道微弱的光斑。凌晨两点,他悄悄起床,决定去书房找爷爷谈谈。

推开书房的门,赵明发现爷爷还没睡,正戴着老花镜在台灯下写着什么。

“睡不着?”赵志国头也不抬地问道,似乎早就料到孙子会来。

赵明点点头,在爷爷对面的椅子上坐下。书桌上堆满了各种书籍和文件,最显眼的位置放着一个木制相框,里面是一张赵志国年轻时站在党旗下的照片,胸前的党徽闪闪发光。

“爸他……不是有意顶撞您的。”赵明斟酌着词句。

赵志国摘下眼镜,揉了揉眼睛:“我知道。你爸是个好人,只是……我们那一代和你们这一代之间,隔着太多东西了。”

“您能给我讲讲这枚党徽的故事吗?”赵明指了指自己带来的小盒子,“除了您今天说的那些。”

老人沉默了片刻,然后从抽屉里取出一个铁皮盒子,打开后里面是一叠泛黄的纸张。

“这是我写的入党申请书,第三稿。”赵志国轻轻展开那张已经脆弱的纸,“前两稿都被打回来了,说我‘对党的认识不够深刻’。”

赵明凑过去看,纸上的字迹工整有力,虽然有些褪色,但仍能辨认: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因为在我亲眼目睹的每一次灾难中,冲在最前面的总是党员……”

“那时候入党可不容易,”赵志国回忆道,“要经过长期考察,群众评议,组织审查。我写了三次申请,等了两年才被批准。”

“为什么那么坚持?”赵明忍不住问。

赵志国的目光变得深远:“因为我相信这个党能带领人民过上好日子。我见过旧社会是什么样子,也亲眼看着新社会一点点建立起来。那种感觉……就像看着黑暗里亮起一盏灯。”

他翻开相册的另一页,指着一张集体照:“这是我们村第一个党支部的成员,七个人。后来有三个在三年自然灾害时饿死了——他们把口粮都让给了群众。”

赵明感到一阵心悸。这些故事他从未听爷爷提起过,在学校的历史课本里,那些年代也只是冷冰冰的数字和事件。

“这枚党徽,”赵志国轻轻拿起它,“在那些最困难的日子里,它提醒我为什么而坚持。1966年,我被错误批判,有人说我是‘走资派’,这枚党徽被强行摘下来过……”

老人的声音哽咽了,赵明惊讶地发现爷爷的眼角有泪光闪烁。

“但即使在那个时候,我也没有放弃信仰。因为我知道,真理终将战胜谬误,光明终将驱散黑暗。”赵志国挺直了腰板,“后来平反了,组织上要把新党徽发给我,我没要。我说,这枚旧的陪我经历了风雨,我要一直戴着它,直到走不动的那天。”

赵明突然明白了爷爷为什么如此珍视这枚看似普通的徽章——它承载的不仅是个人的记忆,更是一段历史的见证。

“爷爷,我……”赵明想说些什么,却又不知从何说起。

赵志国摆摆手:“不用现在做决定。七一还有三天,你好好想想。记住,这不是荣誉,是责任;不是特权,是奉献。”

回到房间,赵明把党徽放在手心,第一次真正思考“共产党员”这四个字的分量。窗外,东方的天空已经泛起鱼肚白。

第二天是周六,赵建国一早就出门了,显然还在生气。李敏告诉赵明,父亲去了县里的老干部活动中心。

“你爸就是嘴硬,”李敏一边准备早餐一边说,“其实他心里明白你爷爷是对的。只是……”

“只是什么?”赵明接过母亲递来的豆浆。

李敏叹了口气:“只是他觉得对不起你爷爷。当年你爷爷希望他入党,接过那枚党徽,但他选择了去银行工作……这些年,这件事一直是他心里的疙瘩。”

赵明愣住了。他从未想过父亲和爷爷之间还有这样的往事。

早餐后,赵明决定帮爷爷整理书房。在收拾一个旧皮箱时,他发现了一叠用橡皮筋捆着的日记本。出于好奇,他翻开最上面的一本,日期是1978年。

“今天公社开会,讨论分田到户。老张坚决反对,说这是走资本主义道路。我支持试点,因为乡亲们实在太苦了。会后老张说我是叛徒,我告诉他,共产党员的初心就是让人民过上好日子,黑猫白猫,抓到老鼠就是好猫……”

赵明一页页翻看着,这些朴实无华的文字记录着一个基层党员在改革开放初期的思考与抉择。在一篇日记中,爷爷写道:

“有人问我为什么总是戴着那枚旧党徽,不换新的。我说,它提醒我无论政策怎么变,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不能变……”

“发现宝贝了?”赵志国的声音从门口传来。赵明抬起头,看见爷爷站在那里,脸上带着温和的微笑。

“爷爷,这些……太珍贵了。”赵明小心地合上日记本,“您应该把它们整理出来,让更多人看到。”

赵志国摇摇头:“普通党员的生活记录而已,没什么特别的。重要的是,”他指了指赵明口袋里的党徽,“你准备好接受它了吗?”

赵明深吸一口气:“我想我明白了它的意义。但我担心……我不够格。”

“没有人天生‘够格’,孩子。”赵志国坐在孙子身边,“重要的是你愿不愿意去学习,去成长,去承担。就像我当年一样,只是一个满腔热血的年轻人,是党和人民培养了我。”

赵明握紧了手中的党徽,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力量在心底升起。

七一前夕,赵建国终于回家了。晚饭时,餐桌上的气氛依然有些凝重。直到赵明鼓起勇气打破了沉默。

“爸,我决定明天接受爷爷的党徽。”

赵建国放下筷子,盯着儿子看了很久,最后只是简单地点了点头:“你自己的选择。”

但赵明注意到,父亲的眼圈红了。

7月1日清晨,赵志国穿上了他最好的那套中山装,胸前别着党徽。赵明也换上了白衬衫和黑裤子,显得格外精神。按照爷爷的安排,他们要去村党支部参加纪念活动。

让赵明意外的是,赵建国也换上了正装。“我请了半天假,”他简短地解释道,“跟你一起去。”

村党支部的小院里已经聚集了几十名党员,有白发苍苍的老者,也有朝气蓬勃的年轻人。看到赵志国一家进来,大家都热情地打招呼。

“老赵,听说今天你要搞‘传家宝’仪式?”村支书笑着问。

赵志国点点头,把赵明拉到身边:“这是我孙子,今年刚考上公务员。我想在今天这个特殊的日子,把这枚跟了我一辈子的党徽传给他。”

众人鼓掌,有人喊“好传统!”赵明站在爷爷身边,既紧张又自豪。

纪念活动按照流程进行:奏唱国歌、重温入党誓词、老党员讲党史……当轮到赵志国发言时,老人讲述了那枚党徽的故事,从抗洪救灾到农村改革,从个人命运到国家发展。赵明看到不少听众都在悄悄抹眼泪。

“……所以今天,我要把这枚党徽传给我的孙子赵明。”赵志国的声音铿锵有力,“不是因为它值多少钱,而是因为它承载的精神需要代代相传。”

在众人的见证下,赵志国取下自己胸前的党徽,郑重地别在赵明的衬衫上。那一刻,赵明感到一种沉甸甸的责任落在了肩头。

“说两句吧,小伙子。”村支书鼓励道。

赵明深吸一口气,面对满屋子的长辈和同志,他感到喉咙发紧,但胸前的党徽给了他力量。

“我……我一直以为共产党员只是一个身份,一个称号。直到这几天,听爷爷讲那些故事,看那些日记,我才明白,它首先是一种承诺……”赵明的声音越来越坚定,“我承诺,会像爷爷那样,做一个对得起这枚党徽的人。也许我做不了惊天动地的大事,但我会在平凡的岗位上,尽我所能为人民服务。”

掌声雷动。赵明看到爷爷眼中闪着泪光,而站在角落的父亲,也在用力鼓掌。

活动结束后,一家三口慢慢走回家。夕阳把他们的影子拉得很长,就像多年前赵志国独自走过的那些路。

“爸,”赵建国突然开口,“我……我想写入党申请书。”

赵志国停下脚步,惊讶地看着儿子。

“四十多岁才申请,可能有点晚……”赵建国不好意思地笑笑,“但我想,也许还不算太迟。”

赵志国紧紧抱住了儿子,久久没有说话。赵明站在一旁,手指不自觉地抚摸着胸前的党徽,感受着金属传递的温度。

在那一刻,他仿佛看到了一条无形的红线,从爷爷到父亲再到自己,将三代人的命运与这个国家、这个党的历史紧紧相连。而那枚小小的党徽,正是这条红线上最闪亮的节点。

赵明没想到自己的第一个工作岗位会是离县城六十公里的青山乡。当他坐着摇摇晃晃的乡村巴士,沿着盘山公路颠簸了两个多小时到达乡政府时,已是傍晚时分。

“新来的大学生?”乡党政办主任老刘上下打量着赵明,目光在他胸前的党徽上停留了片刻,“跟我来吧。”

所谓的宿舍是一间不到十平米的平房,墙面斑驳,一张木板床,一个掉了漆的书桌,屋顶的灯泡昏黄如豆。老刘把钥匙扔给赵明:“厕所在外头,洗澡得去乡里的澡堂,每周二四六开放。”

赵明把行李放在床上,木板立刻发出不堪重负的吱呀声。他摸了摸胸前的党徽,想起离家前爷爷说的话:“基层最能锻炼人,越是艰苦的地方,越能看出一个党员的成色。”

第二天一早,赵明被安排跟随扶贫办的王副主任下乡走访。他们要去的是最偏远的石门村,车子开到半路就没路了,剩下的五公里全靠步行。

“小赵啊,你们城里来的大学生,走这种山路不习惯吧?”五十多岁的王副主任健步如飞,回头看着气喘吁吁的赵明。

赵明擦了擦汗,勉强笑笑:“还行,适应适应就好。”

“去年分来的大学生,待了三个月就申请调走了。”王副主任意味深长地说,“说这里太苦,看不到前途。”

到达石门村已近中午。村委会是一栋低矮的砖房,墙上刷着褪色的标语:“精准扶贫,不落一人”。村支书老马是个黝黑精瘦的中年汉子,手掌粗糙得像树皮。

“这是新来的赵同志?”老马热情地握住赵明的手,看到他胸前的党徽时眼睛一亮,“老党员啊!”

赵明连忙解释:“这是我爷爷传给我的,我才刚入党不久。”

“一样一样,戴上了就是承诺。”老马拍了拍赵明的肩膀,“走,带你们去看看我们村的‘硬骨头’。”

所谓的“硬骨头”是村里尚未脱贫的七户人家。第一家是住在山腰上的张奶奶,儿子在外打工时摔伤了腰,干不了重活,媳妇跑了,留下两个上小学的孙子。

“张婶,县里扶贫办的同志来看您了!”老马在土坯房外喊道。

门吱呀一声开了,一个佝偻着背的老妇人探出头来,浑浊的眼睛里闪过一丝希望:“政府……政府今年能帮我们修修屋顶吗?下雨天漏得厉害。”

赵明仰头看去,茅草屋顶确实已经残破不堪。他想起自己家在县城的楼房,心里一阵酸楚。

“张奶奶,您放心,我们一定想办法。”赵明掏出笔记本认真记录。

走访完七户人家已是傍晚。每一家都有不同的困难:有病没钱治的,有孩子上不起学的,有因地势太高连自来水都接不上的……赵明的笔记本密密麻麻记满了问题。

回程路上,王副主任问:“小赵,有什么感想?”

赵明望着远处起伏的群山,轻声道:“比我想象的……要难得多。”

“这才是一个村,我们乡有十三个这样的村。”王副主任叹了口气,“扶贫资金就那么点,杯水车薪啊。”

晚上,赵明在昏暗的灯光下整理走访记录。手机响了,是母亲发来的信息:“工作还适应吗?你爸问你什么时候能回来一趟。”

赵明看了看狭小的房间,摸了摸胸前的党徽,回复道:“挺好的,等周末吧。”

放下手机,他翻开爷爷给他的那本日记——临行前,赵志国把自己年轻时的工作日记送给了他。其中一页写着:

“今天走访了李家沟,村民穷得连盐都买不起。我很难过,但光难过没用。作为党员,我必须做点什么……”

赵明深吸一口气,在日记本上写下自己的第一页:“2023年7月5日,走访石门村。村民们期待的眼神让我明白,戴上了这枚党徽,我就不能让他们失望……”

一个月后,赵明已经基本适应了乡里的工作节奏。他主动要求包片负责三个村的扶贫工作,每周至少下乡两次。

这天,他正在整理扶贫项目申报材料,乡财政所的小吴神秘兮兮地凑过来:“赵哥,听说没?县里拨下来的产业扶贫资金,被周书记截留了一大部分。”

赵明手中的笔顿住了:“什么意思?”

“就是字面意思。”小吴压低声音,“本来每个贫困村有二十万发展资金,现在到账的只有十万。剩下的……你懂的。”

赵明皱起眉头:“有证据吗?”

“账目都做得漂亮着呢。”小吴撇撇嘴,“但村里人可都等着这笔钱买果树苗、修灌溉渠啊。”

下班后,赵明独自走在乡间小路上,思绪纷乱。周书记是乡里的一把手,平时对他还算关照。如果这事是真的,他该怎么办?装作不知道?还是……

胸前的党徽在夕阳下闪着微光,赵明想起爷爷常说的话:“党员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

第二天,赵明特意去了石门村。老马正带着村民在修一条便道,见到他高兴地招手:“赵同志,正好有事找你!县里的扶贫资金到账了,我们想用这笔钱发展山核桃种植,你看行不?”

赵明犹豫了一下:“马书记,资金……全到了吗?”

老马的笑容僵住了:“什么意思?”

“就是……数额对吗?”

老马的脸色沉了下来:“只到了十万。我问财政所,说是县里统筹安排。”他盯着赵明,“你们上面……是不是有人动了手脚?”

赵明不知如何回答。回乡政府的路上,他做出了决定。

当晚,他拨通了县纪委的举报电话。挂断后,他的手还在微微发抖。手机响了,是爷爷。

“明明,工作还顺利吗?”赵志国洪亮的声音传来。

赵明鼻子一酸,差点哭出来。他强作镇定:“挺好的,爷爷。就是……遇到了一些选择。”

电话那头沉默了片刻:“跟你的党徽有关?”

“嗯。”赵明简短地说了资金的事。

“你做了什么决定?”

“我……举报了。”

赵志国长舒一口气:“好样的,孩子。记住,这枚党徽不是让你飞黄腾达的护身符,而是提醒你为谁服务的警钟。”

三天后,县纪委的调查组进驻青山乡。周书记被带走谈话的那天,整个乡政府鸦雀无声。有人看赵明的眼神变得异样,有人则刻意避开他。

王副主任把他叫到办公室,关上门:“小赵,是你举报的?”

赵明没有否认。

“你……唉!”王副主任重重叹气,“年轻人有原则是好事,但官场有官场的规矩。你这一举报,以后在系统里还怎么混?”

赵明摸了摸胸前的党徽:“王主任,如果连我们党员都不敢坚持原则,那老百姓还能指望谁?”

周末,赵明回到县城家中。一进门,就感受到一股低气压。父亲赵建国坐在沙发上,脸色阴沉得能滴出水来。

“爸,我回来了。”赵明轻声说。

“你还知道回来?”赵建国猛地站起来,“你知道你干了什么吗?举报直属领导?你以后还想不想在这个系统里混了?”

赵明这才明白父亲已经知道了举报的事:“爸,那是老百姓的救命钱……”

“少跟我唱高调!”赵建国打断他,“你以为就你清高?就你懂得原则?我告诉你,现实不是这样的!你爷爷那套早就过时了!”

“建国!”赵志国从里屋走出来,脸色严肃,“你这话什么意思?”

“爸,您就别添乱了。”赵建国转向父亲,“就是您整天给他灌输那些理想主义,现在好了,他刚工作就得罪了领导,前途全毁了!”

赵明看着父亲涨红的脸,突然感到一阵悲哀:“爸,您当年为什么不入党?是因为……害怕这些吗?”

赵建国像被戳中了痛处,声音陡然提高:“我是为了这个家!你以为银行的工作那么好做?我不圆滑点,不世故点,能坐到现在的位置?能供你上大学?”

“够了!”赵志国重重拍了下桌子,“建国,我从来没要求你非得入党不可。但你不能因为自己选择了妥协,就否定别人的坚持!”

赵建国冷笑一声:“坚持?您知道现在外面怎么说他吗?‘愣头青’‘不懂规矩’!以后哪个领导敢用他?”

“如果领导都这样,那我宁愿不当这个公务员!”赵明脱口而出。

“你!”赵建国扬起手,却在半空中停住了。他颓然放下手臂,“好,很好,你们爷孙俩一个样。我不管了!”

说完,他摔门而去。李敏担忧地看了看公公和儿子,追了出去。

房间里一时寂静无声。赵志国慢慢坐下,示意孙子也坐。

“害怕吗?”老人问。

赵明诚实地点点头:“有点。我不知道这样做对不对……”

“看看你的党徽。”赵志国说,“告诉我,你看到了什么?”

赵明低头看去,金色的镰刀锤子在灯光下熠熠生辉:“我看到了……承诺。”

“对,承诺。”赵志国点点头,“当年我戴上它时承诺过,无论遇到什么困难,都要把人民利益放在第一位。这个承诺,不会因为时代变化而改变。”

那晚,赵明辗转难眠。凌晨三点,他悄悄起床,从书架上取下爷爷的日记本。随机翻开一页,是1985年的记录:

“今天处理了粮站站长贪污案。有人劝我睁只眼闭只眼,说‘水至清则无鱼’。但我不能违背入党时的誓言。得罪人怕什么?只要对得起这枚党徽,对得起老百姓的信任……”

赵明合上日记,望向窗外的星空。他突然明白了,爷爷那代人并非不知道现实的复杂,而是在知道一切后,依然选择坚持。

事情的发展出乎所有人预料。周书记的问题比想象的严重,不仅截留扶贫资金,还涉及多个项目的违规操作。县里对此高度重视,专门召开干部大会强调纪律。

更让赵明没想到的是,县委书记在大会上点名表扬了他:“我们的年轻干部赵明同志,面对不正之风敢于坚持原则,这种精神值得全体党员干部学习!”

散会后,不少同事主动过来握手,看他的眼神多了几分敬佩。王副主任拍拍他的肩膀:“小赵啊,我老了,顾虑太多。你们年轻人有勇气,好!”

而最大的惊喜来自石门村。一天下午,老马带着几个村民来到乡政府,送来一面锦旗和一篮子山核桃。

“赵同志,听说你为我们的事冒了风险。”老马紧紧握住赵明的手,“村里人让我告诉你,大家记着你的好!”

赵明摸着锦旗上“人民好公仆”几个大字,眼眶发热。这一刻,所有的委屈和担忧都烟消云散。

周末回家,赵建国虽然还是板着脸,但态度明显软化了不少。饭桌上,他状似无意地问:“那个……你们书记的事处理完了?”

“嗯,已经移交司法机关了。”赵明给父亲夹了块鱼,“县里新调来的书记很重视扶贫工作,资金都重新拨下去了。”

“哦……”赵建国低头吃饭,过了一会儿又说,“你们县委书记……人怎么样?”

赵明知道父亲是在担心他的前途,心中一暖:“挺好的,上次还表扬了我。”

赵建国点点头,没再说什么。但赵明注意到,父亲看他的眼神里多了一丝他读不懂的复杂情绪。

回到青山乡后,赵明的工作有了新变化。他被临时抽调到乡纪委,参与扶贫领域专项督查。这项工作比之前更加繁重,经常要加班到深夜,但他干劲十足。

一天,他跟着督查组来到最偏远的柳树沟村。村里有位七十多岁的老党员李大爷,独自住在半山腰,却坚持每天下山帮村里的留守儿童辅导功课。

“李大爷,您这么大年纪了,为什么不搬到山下去住?”赵明好奇地问。

老人笑了笑,露出残缺的牙齿:“习惯了。再说,我下去了,这些娃儿们怎么办?他们爸妈都在外打工……”

赵明注意到老人破旧的外套上别着一枚已经褪色的党徽,比他爷爷的那枚还要老旧。

“您这党徽……戴了多少年了?”赵明忍不住问。

“五十八年喽。”老人轻轻抚摸党徽,“当年在朝鲜战场上,连长牺牲前交给我的。他说,‘小李啊,替我看着咱们打下的好日子’……”

回程的路上,赵明一直沉默不语。同行的同事问他在想什么,他摇摇头:“只是觉得……我们做得还远远不够。”

那一刻,他忽然理解了爷爷常说的话:共产党员不是称号,是责任;不是光环,是担当。

转眼到了第二年七一。赵明因为工作表现突出,被评为县级优秀共产党员。当他站在领奖台上,看着台下鼓掌的人群,胸前的党徽仿佛有千斤重。

他知道,这重量,是一个共产党员应有的分量。

山里的秋天来得早,十月初,石门村的山核桃已经收获完毕。赵明站在村口新修的晾晒场上,看着村民们忙碌地分拣核桃,脸上洋溢着丰收的喜悦。

“赵书记,尝尝今年的新核桃!”村妇女主任王婶捧着一把刚剥好的核桃仁走过来,“比去年个大,肉还厚实!”

赵明拈起一块放入口中,清香顿时溢满口腔。他笑着点头:“确实好!电商平台那边的反馈怎么样?”

“供不应求哩!”王婶兴奋地说,“昨天又接了二百多单,城里人说咱们的核桃没农药,味道正!”

这是赵明到青山乡工作的第二年。去年那场扶贫资金风波后,他不仅没有像父亲担心的那样被“边缘化”,反而因为工作踏实被破格提拔为乡党委副书记,分管扶贫和农业。

手机震动起来,是爷爷发来的消息:“明明,周末能回来吗?有个重要东西给你看。”

赵明回复道:“好的爷爷,这周六一定回去。”

自从去年七一获奖后,赵明和父亲的关系缓和了不少。赵建国虽然嘴上还是那套“现实论”,但每次儿子回家,他总会不动声色地准备一桌好菜,然后装作随意地问问乡里的情况。

周六清晨,赵明搭最早的一班车回县城。车上,他翻看着手机里村民们发来的丰收照片,心里盘算着下一步要帮石门村申请“一村一品”特色产业认证。有了这个牌子,山核桃就能卖出更好的价钱。

“赵书记!”车到县城,司机老张叫住了准备下车的赵明,“我侄女在你们青山乡小学教书,说您给学校争取了新操场。我替孩子们谢谢您!”

赵明摆摆手:“应该的,孩子们不能连个活动的地方都没有。”

到家时刚好午饭时间。一进门,赵明就闻到红烧肉的香味。李敏从厨房探出头:“明明回来了?快洗手吃饭,你爷爷等你半天了。”

赵志国坐在客厅的藤椅上,看起来比上次见面又苍老了些,但精神还不错。看到孙子,他眼睛一亮:“明明,来,坐这儿。”

赵明注意到爷爷面前茶几上放着一个老旧的铁盒子,从没见过。

“爸呢?”赵明问。

“单位临时有事,说晚点回来。”李敏端上最后一道菜,“咱们先吃吧。”

饭桌上,赵志国详细询问了乡里的工作,听到山核桃产业渐成规模时,欣慰地点点头:“做得好。扶贫不是给钱就完事,要帮老百姓找到长远生计。”

吃完饭,赵建国还没回来。赵志国示意孙子跟他到书房去。

老人小心地打开那个铁盒子,里面是一块褪色的红布,包裹着什么东西。他慢慢展开红布,露出一枚锈迹斑斑的五角星。

“这是……?”赵明疑惑地问。

“这才是那枚党徽最初的样子。”赵志国的声音突然变得异常庄重,“1935年,长征路上,一位红军战士把它交给了我的父亲。”

赵明瞪大了眼睛。爷爷从未提起过这段历史。

“我父亲当时是红军的宣传员,在过草地时差点掉进沼泽,是这位战士救了他。”赵志国轻轻抚摸着五角星,“战士伤得很重,临终前把这枚五角星交给我父亲,说‘同志,替我去看看新中国’……”

老人的手微微发抖:“后来我父亲把它改造成了党徽的样式,一直戴到解放。我入党那天,他传给了我。现在,我想告诉你它完整的故事。”

赵明感到一阵战栗。他从未想过,这枚党徽背后竟有这样壮烈的传承。

“爷爷,那位战士……有名字吗?”

赵志国摇摇头:“只知道姓陈,江西人。我父亲找了很多年,想找到他的家人,但……”老人叹了口气,“那个年代,太多无名英雄了。”

赵明低头看着自己胸前的党徽,突然觉得它沉甸甸的,承载着近百年的信仰与牺牲。

“我年纪大了,”赵志国将红布重新包好,连铁盒一起推给孙子,“这些该交给你保管了。”

赵明刚要说什么,客厅里传来开门声——赵建国回来了。

“爸,明明,你们在聊什么?”赵建国探头进来,目光落在那块红布上,愣了一下,“这是……?”

“爷爷在给我讲党徽的来历。”赵明说,“它最早是一位红军战士……”

“又讲这些。”赵建国皱了皱眉,但语气比以往柔和,“爸,您的心脏不好,别太激动。”

赵志国笑了笑:“我的时间不多了,有些事必须交代清楚。”

“胡说什么!”赵建国突然提高了声音,“您身体好着呢!上周体检医生不也说各项指标稳定吗?”

赵明惊讶地发现,父亲的眼睛红了。

十一月底的一天深夜,赵明正在乡政府加班整理扶贫考核材料,手机突然响起。是母亲。

“明明,你爷爷住院了!”李敏的声音带着哭腔,“突然晕倒,现在在县医院抢救……”

赵明的手一抖,文件散落一地。他立刻请了假,连夜赶回县城。

县医院走廊上,赵建国像尊雕塑般坐在长椅上,双手紧握。看到儿子,他僵硬地点点头:“在里面。”

“医生怎么说?”

“心肌梗塞,已经做了手术,暂时脱离危险……”赵建国的声音嘶哑,“但……情况不太乐观。”

透过ICU的玻璃窗,赵明看到爷爷躺在病床上,身上插满管子,那么瘦小,那么脆弱,与记忆中那个精神矍铄的老人判若两人。

“爸……”赵明轻声问,“您知道爷爷为什么突然……?”

赵建国揉了揉脸:“今天下午,社区组织老党员学习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他非要去,说自己是支部书记不能缺席。结果讲到一半就……”

赵明鼻子一酸。爷爷今年八十一岁了,还坚持参加每一次组织生活,从不以年老为由推脱。

第二天上午,赵志国被转出ICU。看到孙子,他虚弱地笑了笑:“明明……来了啊。乡里工作……别耽误……”

赵明握住爷爷枯瘦的手:“您别操心这些,好好休息。”

医生私下告诉他们,老人心脏功能严重衰退,随时可能……

“不可能!”赵建国突然激动起来,“我爸身体一直很好!你们是不是诊断错了?”

医生无奈地摇摇头。赵明从未见过父亲如此失态,那个总是冷静理智的银行中层,此刻像个无助的孩子。

接下来的一周,赵明和父亲轮流守夜。赵志国的病情时好时坏,但意识清醒时,总爱讲过去的事——抗美援朝、土地改革、改革开放……赵建国不再像以前那样不耐烦,而是安静地听着,偶尔还会问些细节。

“建国啊,”一天傍晚,赵志国突然对儿子说,“你还记得你十岁那年发高烧,我背着你走十里地去医院吗?”

赵建国愣了一下,点点头:“记得。那天下大雨,您摔了一跤,膝盖都磕破了……”

“那时候我就想,只要我有一口气,就不能让你有事。”赵志国轻声说,“后来你长大了,有自己的想法……我尊重你的选择,但心里始终……”

“爸,别说了。”赵建国别过脸去,但赵明看到他肩膀在微微颤抖。

十一

十二月初,赵志国的病情突然恶化。医生下了病危通知,说可能撑不过这几天。

赵明请了长假,和父亲一起守在病床前。奇怪的是,老人精神却好了起来,甚至能坐起来喝点粥。

“明明,明天……是不是党员学习日?”赵志国突然问。

赵明点点头。乡里每周五下午组织学习,雷打不动。

“帮我……连个视频。”老人艰难地说,“我是支部书记……得带大家学习……”

赵建国急了:“爸!您都这样了还管什么学习!”

赵志国固执地摇头:“就这一次……很重要……”

看着爷爷期盼的眼神,赵明咬了咬嘴唇,拿出手机拨通了乡里同事的视频电话。

当天下午三点,病床被稍稍摇起,赵志国坚持换上了带来的干净衬衫,将那枚党徽端端正正别在胸前。手机支架摆在床头柜上,屏幕上显示出青山乡党员活动室的画面,二十多名党员整齐地坐着。

“同志们好……”赵志国的声音很轻,但异常清晰,“今天我们一起学习……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

赵明站在一旁,看着爷爷用尽全身力气,一字一句地领学。屏幕那头的党员们全神贯注,不少人眼圈发红。

“……党的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赵志国念到这里,突然停下来,望向孙子,“赵明……你来……接着念……”

赵明接过文件,继续读下去。当他念到“不忘初心,方得始终”时,听到爷爷轻轻“嗯”了一声,像是满意的叹息。

学习结束后,屏幕那头的党员们自发站起来鼓掌。有人喊“赵书记保重”,有人抹眼泪。赵志国微笑着挥手告别,然后疲惫地闭上眼睛。

当晚,老人陷入昏迷。医生说是回光返照,让家属做好心理准备。

赵明和父亲守在床边,谁都不愿离开。凌晨三点,赵建国突然开口:“我……准备写入党申请书。”

赵明惊讶地看向父亲。昏暗的灯光下,赵建国的侧脸显得格外坚毅。

“你爷爷……还有你……让我明白了一些事。”赵建国轻声说,“也许不晚……”

赵明握住父亲的手,发现那只总是温暖干燥的手,此刻冰凉颤抖。

十二

赵志国在第二天清晨安静地走了。临终前,他短暂地清醒过一会儿,看了看儿子和孙子,嘴唇动了动,像是要说什么,但最终只是微笑着闭上了眼睛。他的胸前,依然别着那枚陪伴了他大半生的党徽。

葬礼简朴而庄重。县委组织部送来花圈,称赵志国同志为“优秀共产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出人意料的是,石门村的十几位村民专程坐了三小时车赶来,在灵前长跪不起。

“赵老书记当年带我们修的水渠,现在还在用……”老马抹着眼泪说,“他一辈子没拿过群众一针一线……”

葬礼结束后,赵明和父亲一起整理遗物。在书桌最下面的抽屉里,他们发现了一个牛皮纸信封,上面写着“给建国和明明”。

里面是一封信和几张老照片。照片上是年轻的赵志国和一位穿军装的老人,背面写着“与父亲赵红旗,1951年于朝鲜前线”。

信很短:

“建国、明明:

如果你们看到这封信,说明我已经不在了。不要难过,人终有一死,重要的是活得有价值。

那枚党徽,是我们家的传家宝。它见证了从红军长征到新时代的历程,承载着三代共产党人的承诺。希望你们珍惜它,更珍惜它所代表的精神。

永远记住:共产党员不是高人一等的称号,而是沉甸甸的责任。无论时代怎么变,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不能变。

赵志国 绝笔”

赵建国读完,将信纸紧紧贴在胸前,无声地流泪。赵明从未见过父亲这样哭泣,那是一种发自灵魂深处的悲恸。

在整理其他遗物时,他们又发现了许多珍贵的历史资料:赵红旗的军功章、土地改革时期的工作证、改革开放初期的会议笔记……每一件都保存完好,按时间顺序排列。

“爸……爷爷他……一直在记录历史。”赵明轻声说。

赵建国点点头:“他一直说,个人的命运和国家的命运是连在一起的……”

两人沉默了一会儿,赵建国突然说:“我想把这些资料整理出来,捐给县党史办。还有……那枚红军五角星,应该放在纪念馆里,让更多人知道它的故事。”

赵明惊讶地看着父亲:“那我们的传家宝……”

“精神传承比实物更重要。”赵建国拍拍儿子的肩膀,“你爷爷教会了我这一点。”

次年七一,赵明带着青山乡脱贫摘帽的好消息回到县城。更让他高兴的是,父亲赵建国的入党申请已经通过,今天将和他一起参加新党员宣誓仪式。

仪式在县委礼堂举行。当赵明作为优秀党员代表上台发言时,他看到了坐在台下第一排的父亲——赵建国坐得笔直,神情庄重,胸前别着一枚崭新的党徽。

“……共产党员的身份不是终点,而是起点。”赵明对着话筒说,“它提醒我们,无论走多远,都不能忘记为什么出发……”

发言结束,他走到父亲身边坐下。宣誓环节,赵建国和其他新党员一起,面对党旗庄严举起右手。赵明注意到,父亲的声音格外洪亮,眼神格外坚定。

“……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永不叛党!”

宣誓完毕,赵建国转过身,给了儿子一个紧紧的拥抱。在父亲耳边,赵明轻声说:“爷爷一定很欣慰。”

赵建国点点头,松开儿子,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小盒子:“这个……我想是时候给你了。”

盒子里是那枚传承了三代的党徽,被擦拭得闪闪发亮。

“爸……”

“你比我更懂得它的价值。”赵建国将党徽别在儿子胸前,然后退后一步,端详了一会儿,“很合适。”

仪式结束后,父子俩来到县烈士陵园,在赵志国的墓前献上鲜花。墓碑上刻着老人自己选定的墓志铭:“这里长眠着一个普通的共产党员”。

赵明取下自己胸前的党徽,轻轻放在爷爷的墓碑上。阳光下,金色的镰刀锤子熠熠生辉,仿佛在诉说着一个关于信仰与传承的永恒故事。

“爷爷,我会继续走下去。”赵明轻声说,“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

微风吹过,树叶沙沙作响,像是远去的岁月在回应。赵建国站在儿子身旁,望着墓碑,挺直了腰板,如同一棵终于找到根基的老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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