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来勤
网站用户
一
生我养我的白家堡子位于西安浐灞国际港新筑街办西北3.5公里灞河右岸，传汉即有村。因历史上白姓与羌族大户水胡是同行同止的联姻胞族，故其南边有骞村。村中以白、汤两大姓为主，村里原有土地800多亩，人口500余人。
据地名普查资料：“汉代，因水鸟聚栖，名水湖骞村。”西安周围水胡羌村甚多，多与蒙家村、白家村相靠。如灞桥骞村南有蒙白堡，北有白家堡即今之西王村；雁塔瑞禾村也原名水胡村、姜村原名水湖羌村其北有白家村；周至哑柏镇水河村东靠蒙家村等。
村子原本在离灞河不到一里左右处，因久苦河水之患，遂向东地势稍高处挪了一里多路，并筑起城墙、挖了护城壕，建有东西两大门楼、南北两个小门洞，在东西两门外分别建有老爷庙和土地庙。北门洞外有小坡，坡上有一不规则的大石头，上面刻有阴文“太白石敢当”字样。新中国成立后，城墙、城门楼、城门洞废弃，北门洞外屹立多年的那块石头也因种种原因被推倒，碑文朝下，以致许多年间竟无人知晓石头上面还有字。直到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期，居住在这块石头旁边的一户有村民身体有恙，家人突发奇想，何不以此石祛邪镇宅佑村？此议一出，附和者颇多。众邻里本着于人有益于己无害的朴素想法，便合力将那块石头扶正，才令石上文字重见天日。
村内原有一条主街道，两排庄园及建筑，大致是白姓坐北向南，汤姓坐南向北；白姓居村东边，汤姓居村西边。城墙内和住户之间留有马道供人车通行。
后来由于人口增加，在新中国成立后村落逐步扩大，陆续增加了南街、北街两条街道，于是村人就将三条街道分别称为中巷子、南巷子、北巷子。
村子长期以粮食、棉花种植为主，生产责任制前一度成为棉花专业种植队，种的粮食不用缴公粮，棉花要保质保量地完成任务。1974年夏，陕西省曾在我村召开过棉花生产现场会，著名的植棉劳模张秋香、贾腊香都莅会观摩和传授经验。为了撑门面，新筑公社还临时将供销社、食堂的一些门店摆放到了村中的街道上。后来村上发展了药材种植，主要有牡丹、白术等，成了省市药材公司的定点采购基地，劳动日值也快速上升，生产队时期每个劳动日值都在8角以上，最高超过1元。是西安市郊区尤其是新筑公社多年有名的先进生产大队。
最令人羡慕的是每年每人能分到食油6、7斤多，主要是种棉花，棉籽多榨油多，远远超过在外职工每月4两油的定量。更让人眼红的是土地下户后，种药材成了农户的致富捷径，万元户一夜之间冒出了许多，能嫁到该村成了许多外村姑娘梦寐以求的向往。
二
村南地势较低，人称“下坎子”。在村东南与南边的骞村张家、东边的王村田家交界偏王村白家处有一水面10余亩大的天然水面，人称“海濠”。其下有泉眼日夜涌流，经常濠堰盈溢。不过这海濠也有两个出水口也可称为两条小河渠吧，一个向西急涌，大概两里，经过村南骞村张家的地界流向灞河堰塄下的截渗渠。在通往骞村的路上有一座小桥，是村里孩子们上学的必经之路，给我留下记忆最深的是过桥后的路西边有一个坟园，古柏苍苍，甚是阴森，年龄小的我很害怕从哪里经过。另一个出水口是经村东向北缓流的小河，蜿蜒大概有六七华里，经村北的沙道上乾村、西堡村、先刘村、东阳村一直流向渭河，村边的河岸上多植黄花子和杨柳，出村的河岸上多有野生的榆树和小灌木，直到上世纪九十年代这条小河虽已干涸多年，但的遗迹尚在。大约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初，由于水位下降，海濠水面日渐缩小，最后终于干涸。
我还曾记得村人挖塘泥作肥料上地，捉泥鳅黄鳝打牙祭的趣事，孩子们则兴高采烈地春天在海濠边捞蝌蚪、夏天捉青蛙玩。也有恶作剧的孩子用麦秆塞进青蛙的后窍吹气，令其肚胀如鼓，然后用砖砸或用脚踩以听响声，当然换来的是大人们厉声的呵斥甚至胖揍。我更见过秋收时，社员的将玉米掰下来堆在干涸的海濠里然后由生产队给各家各户分配，由各家各户用架子車或独轮车（地老鼠車子）顺着海濠的漫道运送回家。
听父亲说，在海濠尚未完全干涸前自己曾建议村上在海濠里种莲菜以增加经济收入，最后被村干部否决了。原因一个是唯有生产力论之嫌，再就是种莲菜的地方的水要能排出，但海濠较低洼，最后是死水一潭的小水根本排不出。最后为了发展粮食生产，村上就组织劳力从远处取土，填平了海濠。村上从此多了十几亩耕地，孩子们却缺少了一处玩耍的去处。不过干涸的河道也仍然是我们的乐园，我的春夏秋可以在那里割草逮蝈蝈、蚂蚱，冬天可以在那里拢火取暖烤麻雀、压卧驴捉迷藏。
村北约一里处，人称“沙道”，主要是黄沙成片，虽经覆土盖之，仍是浇水漏水，打井塌壁。即使勉强将井打好井壁箍牢，汲水时也是一桶水三成沙，用水泵水车抽水更是将水道都铺满沙子、让土地变成沙地。起初我不知何故，以为是渭河故道曾流经这里，直到新世纪初修筑秦汉大道、郑西高铁搞地质勘察时，才发现这一带是古时漕运的漕渠遗迹。
沙道以北，原是白茫茫一片的盐碱滩，不长庄稼，芦苇倒是可以疯猛地生长。村北村西曾有大片芦苇园，村人称“羽园”，也许是因为“苇”字古音读“羽”吧。有苇园就有野狼的藏身之处，听大人们讲野狼很狡猾，会学婴儿哭闹以吸引没有孩子或爱娃心切的妇人前来探寻，然后扑咬而食之。
由于灞渭三角洲整体地势较低，村里老人去世都找不到一处高处可以葬埋，因为地面刚挖出五、六尺深的墓穴，前一天开起来还好好的，第二天就渗出水来。没有办法，主家只好让人先用瓢或桶舀出水再将棺材放入墓穴，甚至有棺材漂在水上，帮忙葬埋的人用脚踩住棺材或用椽檩压住棺材让人迅速填土筑坟的事发生。于是黑牛河东边上峖子高处村堡的人就有了一句骂灞河沿岸人的话：“羞先哩，亏人哩，把先人在河滩埋着还敬神哩！”这样也就有了“河滩地不成家产”的说法。
曾有歌谣曰：“白家堡，穷人多，城门路边马班（菅草）窝，盐碱滩地白茫茫，秋来蛤蟆唱悲歌。恶狼时常来叼娃，埋人棺材水里搁着”。
也正因为“河滩地不成家产”，也就没有人和我村人争这些土地的所有权。后来水位下降，盐碱滩逐步变成良田，成了旱涝保收的“米面罐罐”，许多村的人方知自己的目光短浅，尤其是当上世纪八十年代土地下户时我村每人能分到一亩五分的土地，令远近很多村的人都惊奇得睁大了眼睛，因为他们大多是人多地少，人均土地不过五、六分，有的则更少。这也说明了“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话是有道理的。
三
虽村名叫西王村，村子在相当长一个时期并无王姓居住。原来这王村的来源还有另一段传说。相传春秋时期，五强争霸，齐国国运昌盛，齐桓公军权在握，实力强大，霸主中无人比拟，称雄一时。齐桓公者名曰田小白，其叔父田丹掌握兵权、辅佐齐王成霸业。秦始皇统一六国后，怕各国贵族起兵反叛，遂将其悉数迁到咸阳附近，齐国的田小白后裔被迁到此地，村子遂叫王村。据村里上了年纪的老人们曾讲过，村北曾有大墓群，人称“大坟底下”，墓前有石人石马，推测为古代权贵藏身处，具体为谁人，因年代久远不得而知，但也与王村来自齐国贵族的传说相印证。据《灞桥区地名志》载：明嘉靖年间因白姓居住得名白家村。民国19年，以方位命名为西王村，亦称王村白家（民间俗称“白家堡子”）；东王村，亦称王村田家。
白姓占村中人口大多数，俗称“六门白家”，不知是说白家有六大宗族，还是说白家族人同为一宗的“第六门”，有资料称此村的白姓为“咸宁族望”（咸宁县民国初年并入长安县）。清末民初以来的字辈有应、茂、世（文、炳）、汉，“社教”运动后就乱套了。听老人们讲白家祖坟在杏园头附近的北舍村旁（原街道办住宅楼附近），祖坟有田产，每年清明各户族成年男丁都去祭拜，然后回祠堂分白面蒸馍。传说汤姓某顽劣少年在清明祭祖后在本家祠堂领了蒸馍还要到白家祠堂要蒸馍吃，白家人不给他，他就胡闹，被赠与“死狗”（即赖皮）的绰号。
白家祠堂在村东头，前面是打麦场。祠堂的主体建筑有两进四间宽（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期的白茂龙家东临），第一进门房是草棚大厅，夯土墙体非常结实，有木质的窗棂镶在掏挖成洞的土墙中，1958年实行食堂化时曾作生产队的食堂操作间。第二进是砖木结构的瓦房，在上世纪七十年代以前一直是生产队的粮食仓库。据年逾九十的白肇中（白应泰重孙，某医院退休的高级药剂师，在延陕北某医院下放期间曾给身为知青的某领导人检查过身体）讲，他是村里如今在世的、唯一将姓名写在祠堂里族谱上的人。当年他只有5岁，按说是没有资格上家谱的，上家谱的人至少要在过了12岁生日之后。由于他的父母和他常年辗转北京、西安，很少回家，经掌门人同意可以先上族谱，于是就在祖母的拖拽下跨过祠堂的大门槛，在列祖列宗的神位前磕了头、焚了香，挂了名号。他说当时她不认识字，只记得祠堂内矗立了不少石碑碣，密密麻麻的刻了不少字。可惜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破四旧”活动中族谱被毁、石碑被砸或者做了建桥、盖房的石材甚至厕所、道路的踏步，以至于不知所终。提起此事，白肇中老人曾气愤地说：“都是极个别不孝子孙造的孽！”这“不肖子孙”指的是谁，也许年纪大的村人会有印象，但六十岁以下的人估计都不知道那些事。
村中白姓人家历代名人辈出，清末白应祥就是敕授“登士郎”，白廉泉民国年间曾任过西安市警察局局长，还带头倡导社会各界捐资创办新筑新式小学堂（新筑小学的前身）。白应泰的后人更是出类拔萃，均官费留日，学习政法、学习军事，创办中国同盟会陕西分会时，白毓庚就任第一任会长，成为辛亥革命的在陕西的中坚力量。白常洁在民国初年被推举为国民代表大会政治议员常驻北京总统府，还担任黎元洪时期的总统府办公室主任、总统府资政，曾倡导在京陕籍人士捐建咸（宁）长（安）会馆并带头捐资，颇具声望，也成就了“从北京一路回家，不住别人家的旅馆、不吃别人家的饭馆”的传闻，因为一路上均有他倡导捐建的“咸长会馆”，自然吃住不到别处，而非生意做得大而财大气粗。在革命斗争时期，村中白姓人家就有在新四军任职的，新中国成立后还有在省市军政财贸系统担任要职的，
四
我村的汤姓人家是明朝后期由安徽迁来的，据传起初其先祖中比较有文化的就给白家大户人家当账房先生，一般的就给白家当佃户，省吃俭用，慢慢发家。汤姓的祠堂在村西头，能记得清的字辈有（清末民初以来）海、文、武，后来也乱了。
总体而言，汤姓人家性格比较温和，文化素质也较高，与先在此居住的白姓人家基本能够和睦相处。清末该村就有留日学生多名，其中汤姓里就有汤海涛。汤海涛曾抱着实业救国的思想从国外购置了香烟制造设备准备回国大干一场，怎料世事弄人，开办实业之事无疾而终。民国初年他奉命看守新筑镇的粮仓，忠于职守上峰多有嘉勉，还赠牌匾以示旌表。其子汤文光曾任保长，因在民国十八年年殣期间为民请命要求政府减免粮税被押入大牢。还有汤海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曾在西安城防司令部当差。在1927年那场著名的振嵩军刘振华围城、杨虎城李虎臣“二虎守长安”的8个月保卫西安城战争中，汤海潮作为卫定一将军司令部机关的一名连长，主要守卫西大街到西门守防，为守卫西安城做出过重要贡献。后期与陕北红军某部有过交往，曾多次私下资助过军需品。汤海龙是方圆闻名的车把式，再烈倔的骡马他都能编排的服服帖帖，只要他鞭子一扬在空中摔个响，加上他一声“嘚儿驾！”再难上的坡马车都能前行登顶，在坎坷的路货物都能稳稳当当送到。
解放初到“文革”前，汤姓人家考上学或在外工作的人较多，尤其教学的较多。即使在恢复高考后，汤姓人家的录取率也是较高的。恢复高考的第二年，汤冠军就考上西北农学院（西农大的前身），第三年汤亚利考取西安师专。更令人惊奇的是汤亚利三个妹妹汤亚娥、汤亚绒、汤亚军都考上了大学或中专，一门四位女“进士”一时传为佳话。
西王村王姓人家是汤姓人家的亲戚，在清末民初陆续从蓝田县迁来，基本住在村子的西南角和东北角。王姓在村中没有祠堂。王姓户族中名气较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有王杰三，国军团长，打枪无需瞄准也是弹无虚发。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有王浩勋，大学毕业后担任某民族学院教授，虽是汉民族的他，却在教授蒙古族学生蒙古语文，还在某省人大会上担任蒙古语资料翻译。其次子王青宁大学毕业后也在一民族学院任教授，讲授数学。
另外村里还有一户牟姓、一户狄姓和一户刘姓。
牟姓牟金平是白毓庚长子白文鹏之妻牟桂兰的弟弟，他是随姐姐来到村上落户的，因为白文鹏的孩子称其“舅”，其他与其平辈的孩子也都称其“舅”，因而成了“官舅”。他也曾是当过兵的，大儿子牟建康也曾从军上过老山前线，后转业安排在某电力建设公司下属单位担任领导。
狄姓人狄根长家原住村西北二里处一个被称作“庵房子”的地方，原非本村人，应是外来逃荒的，新中国成立后才搬回村里居住的。刘姓原是邻省在本村干活的木匠，后被本村收留落户，后为独女招本村一白姓人为婿安居乐业。
由于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和第十四届全国运动会场馆建设的需要，该村现已整体搬迁，且隶属于新组建的新筑街道四合社区（村委会）。
（原载《鹞子岭》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