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云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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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子
1941年，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进入了第十个年头。
这一年，不论是在国内战场上，还是在世界反法西斯的战争中，先后发生了几件深刻改变中国和世界历史进程的大事件。
我们的故事就是以其中三件大事件为背景的。
家书
元旦刚过，皖南山区已是一年里最冷的时候。
在泾县的山里，一支十来人的部队正走在崎岖的山路上。他们穿着单薄的军装，肩上扛着长枪，一边走一边警惕地望着四周。路的两边是陡峭的山体，大大小小的石头嵌在光秃秃的山上，远远望去，就像一包包炸药，随时随地都可能炸开。
陈天南拿着一张作战地图走在最前面，他一会儿抬起头认真观察着周围的地形，一会儿又低下头在地图上做着标记。
“柱子，你爬到前面的那块大石头上，看看能不能看到我们？”陈天南用手指着前面，对身边的一个小战士说。“是！”柱子答应着就跑了出去，很快就看见他站在大石头上冲着陈天南使劲地招手。他的个子不高，望过去就像是一棵孤零零的小树，被寒风吹得不停地摇晃。
陈天南在地图上标了个记号，又继续向前走。柱子回到队伍里，把手放在嘴边哈着气，跺着脚说道：““我能看到你们，但看不清你们穿着什么样的衣服。”“这里是山凹子，用来打伏击很不错，但也容易遭到敌人的埋伏。”陈天南担心道。
陈天南是侦察班的班长，他所在的新四军第三支队准备北撤。他接到营部的命令，让他们班先行侦察一下撤离路线。
“班长，我们这是要去哪里？”柱子捂着冻得发红的脸问。
柱子全名叫王大柱，十六岁。三年前陈天南所在的闽北红军游击队开赴江西，编入新四军，王大柱就是那天跑到部队来要当兵的。
陈天南记得很清楚，那天天下着大雨，他刚坐在路边休息，就听见身后传来一声大叫：“我要当兵！”陈天南回过头，见离他不远的地方站着一个男孩，身上穿着补丁的麻布褂子和半截裤子，全身被雨淋湿了，脸上全是泥水，但乌黑黑的眉毛下有一双透着灵气的大眼睛，还有一股子的倔强。
“你要当兵，你家里人知道吗？”陈天南问，虽然他已经猜到了结果。“他们都不在了……”柱子低下了声音，泪水从他的眼角流了出来。这个时候他又回到了一个孩子的弱小，一个没了家的孤儿。
“柱子，你要想好了，我们这一走就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回来了。”陈天南说，“这里可是我们的家！”说完，他的心里涌上一阵心酸，眼前跳出了媳妇和儿子的身影——夕阳下，媳妇牵着儿子的手站在村口，盼着他平安回家。
闽北，陈家村。傍晚，橘红色的光线透过村头的树梢照在地上，陈天南的媳妇方秀英坐在屋前的场子上纳着鞋底，他的儿子蹲在地上玩泥巴。
前两天她接到丈夫的口信，说要跟着部队去北边打仗了，一年半载回不来。他让她好好照顾家里，不要担心。她怎么可能不担心，这是去打仗！但她知道丈夫是红军，红军是为穷苦老百姓打仗的，她不能拖他的后腿。她想着，等丈夫回来了，就是一家人过上好日子的时候了。
皖南，茂林地区。陈天南走在长长的队伍中，队伍走得很慢。三天前，他们跟着营部从云岭出发，日夜行军，所有人都非常疲劳。
“班长，我们这是要去哪里啊？”柱子紧紧地跟着陈天南，低声问道。去哪里？几天前他们侦察地形的时候柱子就问过，当时陈天南还不知道。现在他知道了——连长说要向北，过长江去打日本鬼子。
“过江去打日本鬼子！”陈天南说道，心里头却冒出一种很不好的感觉，脑子里跳过一些模糊不清的画面——一会儿是在阵地上和日本鬼子拼刺刀，一会儿又好像回到了闽北的老家。
“那好啊！”柱子兴奋起来。他参加红军就是为了打鬼子，这是村里的教书先生对他说的。教书先生说，如果不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老百姓就没有好日子过。他还说，要打败日本鬼子，就要去找红军。红军是打日本鬼子的，国民党反动派是打红军的。
“对，我们去北边接着打鬼子，”陈天南被柱子感动了，说，“等我们胜利了，我们就可以回家了！”离开家已经三年了，他跟着部队一直在皖南山区抗日，取得了很多的胜利，他还当上了侦察班的班长。
“我也想回家，可我没有家了！”柱子接过话，眼圈湿湿的。“没关系，等打完了日本鬼子，我们一起回家。”陈天南拍了拍柱子的肩膀，安慰道。前几天他给媳妇写信，和她说起了柱子的事，他想把柱子带回家，他不想让他成为孤儿。
天渐渐地黑了，队伍行进得更慢了。一月的皖南山区很冷，到了晚上更是天寒地冻。战士们穿着单薄的军装，刺骨的寒风吹在他们的脸上，就像被刀子割的一样。每个人都筋疲力尽了，但没有人掉队，大家拖着沉重的身子艰难地向前走。
突然，山上响起了枪声，随即是几颗照明弹冲上夜空，照亮了狭长的山谷和正在行进的队伍……紧跟着就是几枚炮弹呼啸着从山上落下，在队伍中炸开……队伍里顿时人仰马翻……然后是机枪的扫射声，子弹在队伍里乱飞……人的叫喊声、马的嘶叫声响成了一片。
“快躲开，快躲开！”陈天南低下头，摁住柱子的脑袋，拽着他向路边跑去，一边跑一边大声喊着。“班长，是，是日本鬼子吗？”柱子急急地问。“不是鬼子！是……”陈天南答道，想起了出发前和连长说的话。
“连长，我们这是要去哪里啊？”陈天南一边擦着枪一边问。“我们可能要到长江以北去……”连长周成林望了一眼陈天南，目光凝重。“连长，我们离家越来越远了……”陈天南的情绪有些低落。“是啊，三年了……”周成林叹道。
周成林是一位老红军，一直在闽北地区抗击国民党军队的“围剿”，三年前他和陈天南所在的部队奉命离开闽北，全部编入新四军第三支队，北上抗日。
“连长，家里来信了吗？”陈天南从口袋里掏出一封信，低头看着，问道。“来了，我不识几个字，你家嫂子更不认字，我们的信简单，就是画个样子，报个平安。”周成林说道。“嗯，我和我媳妇也是这样的，”陈天南说，“我们说好的，如果哪一天信上只有一个字，那就是我已经……”“瞎说什么呢！”周成林喝住陈天南，“不准说丧气话！”“对对对，我们还要打日本鬼子呢！”陈天南挠了挠头发，又好像想起了什么，问道，“不过，我们为什么要过江去打鬼子呢？”
“这个我也不清楚，听营长说这次我们全要过江到北边去！”周成林叹了口气，“营长还说是蒋介石下的命令……”他的话带着不解。“连长，我们是红军，为什么要听蒋介石的？”陈天南小声地问道，他一直有这样的疑问，今天终于问了出来。“我也不太明白，但有一点我们一定要记住，虽然我们现在听蒋介石的，但我们不是国民党的军队，我们永远是共产党的队伍！”周成林坚定地说道。“对，我们永远都是共产党的队伍！”陈天南握紧了拳头。
皖南，茂林。战斗还在继续，几百人的队伍被困在了狭长的山间小路上，根本散不开。所有人都没想到会遇到突袭，对方不是日军，而是国民党军队，大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柱子躲到路边的大石头后面，端起枪刚准备射击，就看见不远处的陈天南突然向后栽了下去，胸前溅起一股鲜血。“班长，班长……”柱子大声喊道，趴在地上向陈天南爬去。子弹在他的头顶飞过，他看到战友们被敌人的火力压在路上，躲没法躲，只能拼着命地迎着敌人向前冲，一个又一个战友倒了下去。
“班长……班长……”柱子抱起陈天南，哭道。“柱，柱子……”陈天南从口袋里掏出一封信，用尽力气说道，“我，我和媳妇说，说好了……”他的嘴里冒出一大口血，身子不停地抽搐着。“班长，班长……你，你不会，不会有事的……”柱子紧紧抱着陈天南，眼睛里全是泪。“柱，柱子……帮我，帮我把这封信寄，寄回家……”陈天南断断续续地说着，目光渐渐地暗了下去。“班，班长……”柱子抬起头望着周围，眼前是一片鲜红的血色。
闽北的陈家村。方秀英的手里拿着信，这是丈夫寄回来的信，信上有一大片的血迹。她有了不好的预感——他离开家已经三年了，这是她收到的第五封信，也是第一封带着血迹的信。
过了很长时间，她才慢慢地拆开了信，信上只有一个字——家。方秀英看着信，泪流满面。
1941年1月17日，国民党当局公然宣布取消新四军番号。1月20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布重建新四军军部的命令，陈天南生前所在部队突围出来的人员被编入新四军第七师，柱子担任了侦察班的班长。
生日
7月的北平城已经热了起来。
晌午的时候，东皇城根的大街上没有多少人，但时不时地会走过一队日本宪兵，他们端着枪，对行人又是盘查又是搜身，甚至直接就把人押走了。大半年前，两个日本军官被人当街开枪打死打伤后，日本宪兵便开始大肆地搜捕抗日力量，整个北平城笼罩在一片恐怖之中。
唐天华拎着公文包，不急不慌地走着。他穿着一件灰色的长褂，头发略显零乱，一副金丝边的眼镜让他看上去像是大学老师或者政府里的公职人员。但事实上，他是东直门内盛洋照相馆的照相师。
他还有一个身份，中共地下党员。他刚刚接到上级的指示，让他想方设法弄到日本宪兵的巡防部署图，特别是驻防在东直门的兵力，组织上要送一批药品出城到根据地去。
回到家，唐天华迫不及待地从公文包的夹层里掏出一张照片，仔细地端详着，目光里全是父亲的慈爱。
照片上是一个八路军女战士，长相清秀、笑容甜美，全身洋溢着革命战士的激情。在她的身后有一座山，山脚下是几排窑洞，山顶上立着一座石塔。
“女儿，今天是你二十岁的生日……”唐天华又拿起桌上的一封信，低头读着，泪水从他的眼角流下来，滴在信上，化成了一朵朵盛开的花。花丛中，女儿正向他开心地挥着双手，她的身边站着一个年轻的女人，穿着一身浅蓝色的旗袍，面带微笑地望着女儿，眼睛里饱含着温暖的母爱。
年轻的女人叫罗五美，是唐天华的妻子。
二十年前的1921年，上海。唐天华站在法租界的贝勒路路口，他穿着一身黑色的西装，戴着礼帽、穿着皮鞋，打扮得像个商人。天色渐晚，路上人少，他警觉地望着四周，神情有些焦虑，仿佛心里有事。
路口走过来一队人，是租界的巡捕队。唐天华挺了挺腰，装作行色匆匆的路人，迎着巡捕队走去。经过树德里3号时，他加快了步子，朝走在最前面的巡捕点了点头，打着招呼。巡捕见唐天华西装革履，像是在上海滩做生意的老板或者是政府里的人，也没盘问，径直走了过去。
见巡捕房的人离开了，唐天华转身往回走，走到树德里3号时，他特意慢下了脚步，朝路边的石库门瞅了两眼，脸上露出轻松的表情，然后又回到贝勒路上。刚到路口，一个年轻男子骑着自行车在他的身边停下，他盯眼一看，是自己在照相馆的同事薛朝明。
“天华，”薛朝明朝前后望了望，说道，“你赶紧回去，医院打电话来说嫂子要生了！”“啊，要生啦！”唐天华脱口而出。“对，赵馆长让我来替你，他让你直接到医院去。”薛朝明把自行车推给唐天华：“快点去吧！”“那，那好，”唐天华接过自行车，朝不远处的石库门瞅了瞅，嘱咐薛朝明，“你就在这边看着就行！”“我知道，我知道！”薛朝明连声应道。
唐天华骑上车朝医院赶，一路上他是既高兴又紧张。他和妻子罗五美是在照相馆认识的，当时他还是个大学生，喜欢照相，便利用课后时间在学校附近的海艺照相馆当学徒。照相馆的老板赵成是个思想进步人士，时常给他讲点革命道理，还带他参加了一些革命活动，直到遇到了罗五美。
产房外，唐天华焦急地等着。一阵婴儿的哭啼声响起。“生了！生了！”他激动地转着圈，嘴里一个劲地唠叨着。过了一会儿，产房的门开了，护士抱着一个襁褓走了出来，朝唐天华笑道：“是个女孩！”
唐天华永远都不会忘记，这一天是1921年7月23日。
北平，东直门内的盛洋照相馆。唐天华正在暗房里冲洗照片，门外的铜铃声响了。他将照片塞进墙角的暗格里，不急不慢地回到临街的店里，看见一个日本人带着翻译正在和店里的伙计说话。
“掌柜，他们说找店老板！”伙计朝唐天华紧张地说道。
唐天华瞅店里没有其他客人，门外也没有日本兵，先是稳了稳自己的情绪，然后走到日本人面前，微微弯了弯腰，客气地招呼道：“这位先生，你们有什么事找我？”
“你是这里的掌柜？”戴眼镜的翻译问道。“是的，我是这家店的老板。”唐天华不卑不亢地答道。“是这样的，这位是日本宪兵司令部照相馆的渡边先生。”翻译恭敬地介绍道。“噢，渡边先生，我姓唐。”唐天华点了点头，算是自我介绍了。
“唐老板，”渡边先生一脸严肃地说道，“我们的照相馆被炸了……”“照相馆被炸了！”唐天华惊讶道。“你不知道吗？”渡边反问，显然不相信唐天华的话。“渡边先生，”唐天华沉下脸，“我是开照相馆的，但我这里主要是做中国人的生意，和你们日本人够不上吧！”
“是这样的，唐老板，”翻译接过话，“我们宪兵司令部过两天要在城外搞个活动，现在照相馆被炸了，想让你们去帮助拍个照。”“让我们给你们拍照？”唐天华表现得很意外。“是的，从现在起，你和你的伙计被皇军征用了！”渡边用命令的口气说道。
唐天华知道，两天前，北平地下党将位于日本宪兵司令部附近的日本人开的照相馆给炸了，伤了好几个日本人。按照设想，盛洋是北平城里的老照相馆，又靠近宪兵司令部，日本人应该会找上门的。
“这，这恐怕不行吧……”唐天华故作为难道，“我们现在连城门都出不去……”“这不是你要担心的……”翻译说道，“我们会给你们放行的。”“噢，那，那我们什么时候……”唐天华跟着问道。他现在关心的就是时间，出东直门的时间。“我们会通知你的，这两天你先做个准备。”渡边严厉地说道。“那，那我们先准备着。”唐天华顺势应道。
等日本人离开后，唐天华叫过伙计：“你去一趟东直门的南小街，找丁掌柜，就说拿些冲印用的药水。”“好的，掌柜。”伙计答应着出了门。
唐天华回到暗房，从暗格里拿出刚冲好的照片，照片上是日本宪兵司令部照相馆被炸的场面。看着照片，他想起了几天前的事来。
晌午，唐天华站在柜台后扒拉着算盘，心里仍在盘算着怎样才能把药品带出城去，这时有人走了进来，他抬头一看，不由一阵惊喜。来的人不是别人，是赵成，他在上海海艺照相馆的老板，也是他的入党介绍人。
“赵，赵老板……”唐天华连忙迎出柜台。“唐老板，好久不见啊！”赵成拱手招呼道。“好久不见，好久不见……”唐天华应着，朝店门口望了望，没有发现异常，转身吩咐伙计：“给赵老板上茶……赵老板，里面请……”“唐老板客气了……”赵成作揖谢道，跟着唐天华进了里间。
……
“过些天日本人要在城外搞个活动，这是个机会。”赵成说道。“机会？”唐天华一时没有明白。“为了完成这次任务，我们准备先把日本人的照相馆炸了，他们一时半会儿恢复不了，十有八九会找你去拍照，你趁机把药品带出城。”赵成解释道。“噢！”唐天华明白了，但仍有疑问，“如果日本人不找我们呢？”“这个你不用考虑，组织上会有办法的。”赵成很有信心地说道。“我服从组织的安排。”唐天华说道，不由地想起了十四年前的事。
上海，外滩。唐天华望着眼前的黄浦江，江上是外国的军舰，身后是外国的洋行，他此时的心情是悲愤的，也是复杂的：六年前他站在法租界的贝勒路路口的时候，他没有想到，自己经历的是一个伟大的历史时刻——中国共产党召开了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那个时候他已经是一个接受了革命思想的年轻人；半年前他站在南市电车站门前的时候，他没有想到，自己经历的是一个悲壮的历史事件——蒋介石悍然发动了反革命政变——那个时候他已经是一个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了。
赵成站在唐天华身边低声道：“唐天华同志，组织上决定派你到北平去工作。”“北平？为什么？”唐天华有点意外。“组织上考虑到罗五美同志刚刚牺牲，你们的孩子还小，”赵成解释道，“给你换个环境……”“我明白，我服从组织安排。”唐天华平静地应道。
他也曾想过离开上海，但他是共产党员，他要坚守在这里，完成妻子没有完成的任务。想到这，他的脑海里又浮现出半年前的那一晚——1927年4月12日凌晨——发生的事。
唐天华正在店里值夜，电话响了。
“是天华吗，我，我是赵成……”“赵老板，我是天华。”唐天华听出电话那头赵成嘶哑的声音，应该是有很急的事。“你，你赶紧带着相机，到，到南市的电车站去……那里，那里发生了激战……”赵成喘着气说道。“激战？什么激战？”唐天华问。“我们的工人纠察队遭到了袭击……”赵成说。
“我马上去，马上去。”唐天华连声应道，挂了电话，取出照相机就往外走，刚到门口又站住了，转身回到柜台前，拿笔在纸上匆匆写了几个字：南市电车站，等我回来！
南市的电车站已是一片混乱，一群穿着蓝色短裤、臂缠白布黑“工”字袖标的人全身武装，正追着十来个工人纠察队的队员肆意地殴打。纠察队员没有想到会被袭击，只能用瘦弱的身体保护着自己和工友们，衣服被大刀划破了，身上和脸上全是血。
唐天华一时没明白发生了什么，但那些戴着“工”字袖标的人看上去根本就不是工人纠察队的队员，他意识到有大事发生了，举起相机连连接下了快门。
夜幕下，路灯亮着微弱的光线，照在电车站外的大街上。现场还在激战，工人纠察队的队员寡不敌众，被对方围在了一个小圈子里。地上也躺着好几个队员，有的抱着头，有的抱着腿，脸上露出痛苦的表情，似乎在大声地呐喊：到底发生了什么？
唐天华边拍边慢慢地向电车站靠近，他想抓住更多的画面，他敢肯定工人纠察队遭到了敌人的袭击，这些照片将来一定会成为揭露事实真相的证据。
五美！五美！唐天华的镜头里出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是妻子五美！她正被几个手持铁棍的人拦着，其中一个人在抢她的相机。罗五美奋力地护着相机，眼睛里喷出两道燃烧的怒火，嘴上大声地喊着。
她怎么在这里？她怎么会在这里？此时的唐天华已经顾不上拍照，从路口拐角向电车站的大门跑去。就在这时，一阵汽车的轰鸣声从唐天华的身后传来，随即是一连串的枪声，他看见人群开始四处逃散，有人倒了下去。
他拼命地朝妻子那边跑，一头扎进了人群中。“砰”的一声，他觉得自己被什么东西击中了，眼前顿时一片漆黑……
东直门的城门下，唐天华带着伙计朝城外走。
“站住，检查！”守门的日军拦下了他们。唐天华走到日军跟前，掏出通行证，笑道：“我们是出去给你们拍照的。”“那也要检查！”一个日本宪兵恶狠狠地说道，目光扫过伙计推的小车上。“我是去给你们宪兵司令部拍照，车上都是器材……”唐天华不急不忙地说道，心里却紧张起来。就在这时，有个人从他的身后走上前，朝日本宪兵说道：“这个不要再查了，赶紧让他出城，司令部那边等着用！”
唐天华一看，是那天到店里来的翻译。
电码
初冬，南京下关火车站。长长的汽笛声沿着铁路线在低空中回荡，火车进站了。
临近傍晚，夕阳掠过梧桐树的梢头落在月台上，斑驳的树影显出一丝冷清。站台的钢梁上挂着一个圆形的钟表，仔细听，能够听到“嘀嘀哒哒”的声音，像是一串电码。
一列冒着烟的火车慢慢地靠在了站台上。一直等在月台上的几个人耳语了几句，然后向火车的两头走去，边走边伸长脖子向车厢里张望。他们全都穿着黑色的风衣，戴着礼帽，下身是西式长裤和黑皮鞋，看上去应该是政府里的人。没有旅客下车，几个人沿着月台走了一趟，又折回来聚在一起低声交谈着。
车站北边的围墙外有一栋三层小楼，霓虹灯的招牌上写着“站前旅社”四个字。旅社门前停着几辆黄包车，拉车的男子蹲在车边抽着烟、拉着话，见有人从旅社出来，他们立马站起来，弯着腰，毕恭毕敬地捧着笑脸，招揽着生意。
在旅社三楼东头最靠里的房间里，一个身穿灰色夹克的年轻男子正从厚厚的窗帘缝里向外望，目光紧紧地盯着百十米外的站台，神情凝重。
嘀嘀嘀！嘀嘀嘀！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响起，男子回头望了一眼电话机，嘴角微微上扬，然后转过头继续盯着站台。月台上，那几个人已经分成了两拔，一拔爬进了车厢，另外一拔朝站外走去。不多时，汽笛长鸣，车头冒出滚滚浓烟，火车又启动了。
年轻男子望着火车缓缓地驶出站台，脸上露出了让人不易察觉的轻松，浓眉下的眼睛里闪着光，像是在等着发生什么。
火车离开车站有两里路了，灰黑色的烟雾后倾着向上升去。伴着车轮的轰隆声，火车穿过两排稀疏的梧桐树，又绕过一座很大的建筑，像一条巨蛇向前行进。前面不远的地方就是长江，火车将在那里被分成一节一节的车厢，运到渡轮上，过江后再被连成整列火车，继续后面的行程。
房间里，男子走到电话机前拿起话筒，话筒里传来“嘀哒，嘀嘀哒，嘀哒嘀哒”的声音。
沿长江向东三百公里外的上海。初冬的天阴沉沉的，厚厚的云层积在城市的上空，看上去一场大雨即将到来。
在离外滩不远的一条弄堂前，一辆电车沿着铁轨“哐当哐当”地驶过石库门前。此时，石库门前的墙根下蹲着一个男子，四十来岁的年纪，半拉脸胡子，穿着灰色的棉布褂，戴着一顶圆帽子，整个人看上去很憔悴。但仔细看，他的眼睛始终朝着大街的对面，有电车经过时，他就低下头，翻开手看着，等电车走了，他又抬起头盯着对面的三层小洋楼。
这是一家商行，挂在墙上的招牌写着“兴和商行”几个字。一楼的大门半开着，许久也没见人进出，明显是生意不好。往上看，二楼临街的窗户边站着一个二十来岁左右的男子，他神情专注，透着沉稳，目光一直停在对面的弄堂口。
嘀嘀嘀，嘀嘀嘀……电话响了。男子朝弄堂那边望去，有辆电车正好经过，挡住了弄堂口。他伸手拿起身边的电话，话筒里传来“嘀哒，嘀嘀哒，嘀哒嘀哒”的声音。
“号外！号外！南京政府高官在火车站被杀！”
“号外！号外！南京政府高官在火车站被杀！”
“号外！号外！南京政府高官在火车站被杀！”
在南京下关火车站的站前马路上，一个报童挎着报袋，手里举着报纸大声叫卖着。一个年轻男子从站前旅社里走出来，招手拦住报童，买了份报纸抓在手上，然后朝码头的方向走去。在他的身后，一个拉车的男子站起来，拉着车跟上了他。
男子不急不慢地朝前走，走了大约几百米，转身拐进了右手的巷子里。这是一个只有米把宽的巷子，两边是高高的墙。他站在巷口，紧紧地贴着墙根，神色沉着、目光从容，像是在等人，应该就是跟在他身后的拉车汉子。
不一会儿，车夫也到了巷口。他放下黄包车，先是朝大街两边望了望，然后蹲在车前，像是在等客又像是在放哨。再看他的目光，看似扫着路上的行人，却不时地挑起眉角，盯着马路对面的小楼。
这是一幢两层小楼，夹在一排低矮的房子中间，楼下有一扇关着的红色大铁门，门的两边立着一对石麒麟。二楼的窗户全开着，最东头的窗户边站着一个三十多岁的男子，穿着一身西装，戴着金丝眼镜，手里叼着雪茄，边吸边瞅着对面的巷口。
嘀嘀嘀，嘀嘀嘀，电话响了。男子回头望了望电话机，又瞅了瞅窗外，走到书桌前拿起话筒，里面传来“嘀哒，嘀嘀哒，嘀哒嘀哒”的声音。
沿着长江向西一千多公里外的重庆，天雾蒙蒙的。在靠近江边的大街上，两边的房屋已是残垣断壁，只有几间破旧的平房还能看到个遮挡风雨的屋顶。路边堆满了石头砖瓦，路上坑坑洼洼，到处都是脏水。一辆黑色的小卧车驶来，车轮溅起一滩水，又扬长而去，车尾喷出一团雾气。
“号外！号外！日军偷袭美国珍珠港！”
“号外！号外！日军偷袭美国珍珠港！”
“号外！号外！日军偷袭美国珍珠港！”
十字路口，报童正在叫着特大新闻，瘦小的身子在路边跳跃。路口的拐角蹲着四五个老汉，全都是精瘦精瘦的身板，脸色暗黄、皱纹纵横。他们穿着破衣裳，脚上是烂了的草鞋，身边放着光滑发亮的扁担，扁担头上系着一捆麻绳。
离老棒棒们不远的地方支着一个小吃摊，灶上架着一口冒着热气的铁锅。一个大婶儿正在锅前忙着把面捞到已经搁好料的瓷碗里，然后端到小木桌边，几个穿着整齐的男子正在吃着面条。其中有一个穿着黑色长褂的男子，约摸三十多岁，戴着一顶灰色的礼帽，他边吃边不时地抬头望着路口，目光瞅着离他十来米远的一家铺子。
这是个杂货铺，铺子不大，摆的东西倒不少。一个中年男子正站在柜台前算账，看到有人进店，他立马堆起笑脸热情地招呼着，眼睛却紧紧地盯着铺子对面的小吃摊。
嘀嘀嘀！嘀嘀嘀！柜台上的电话响了。中年男子看见戴着礼帽的男子站了起来，转身向街的另一头走去，一个老棒棒拿起扁担，跟在他后面。男子见状，笑着拿起话筒，话筒里传来“嘀哒，嘀嘀哒，嘀哒嘀哒”的声音。
重庆向北一千公里外的黄土高原，初冬时节，阳光照在沟底的小山村里。在村头的一排窑洞前，不时地有人进进出出，略显单薄的土布军装穿在他们的身上，干净利落，每个人的脸上都带着激情和微笑。
在最里头的院子里，院子中间的石磨上坐着一个中年男子，手里拿着一张电报纸。石碾的旁边摊着一张报纸，报纸上登着《中国共产党为太平洋战争的宣言》。
中年男子仰着头，眺望着不远处的山。山上有一座石塔，巍然挺立在蓝天白云下，就像辽阔的大海上的一个灯塔，照耀着正在波涛汹涌中勇敢前行的大船。
这是1941年的冬天，这一天是12月10日。三天前，日军偷袭了美国的珍珠港海军基地。
电话里传出来的“嘀哒”声是一段电码，意思是“我们的情报是准确的。”
后记
1941年除了皖南事变、中国共产党建党二十周年和日军偷袭珍珠港事件之外，还有德国入侵苏联、中美空军“飞虎队”成立、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等。这些历史大事件无一不对后来的世界政治格局和人类文明进程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同时也为文学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此文也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