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元理发店

去年，我从苏州迁居荆州，原因之一是荆州的餐馆既好吃又便宜。后来发现，荆州不只是餐饮便宜，理发也实惠。当然，并非所有理发店都便宜——记得初次理发，我出了小区大门，走进左边一家店，结账时竟要88元。不过，这家店不久就关门了。第二次理发，我去了右边一家店，价格几乎打了对折，45元。然而真正便宜的，是马路对面那家理发店，只要8元。这家店连招牌和转灯都没有。我是如何发现它的呢？说来有点意思。

我们小区马路对面，是一个巨大的院子。我时常穿过院子，去那片湿地公园散步。这个院子原是几家工厂，车间和宿舍混杂一处。后来工厂倒闭，年轻人外出谋生，只剩下老人和孩子，成了城市的留守村落。灰扑扑的院墙，墙皮剥落，砖石伤痕累累；三轮车上载着蔫头耷脑的菜蔬，或是廉价得令人心酸的日用零碎；早餐摊子简陋潦草，菜市场的讨价还价声此起彼伏，仿佛一场场关乎生存的拉锯战。傍晚时分，老爷子们抽着劣质纸烟，脸庞在烟雾中模糊而疲惫；大妈们聚在一起，交换着街坊邻里或远方亲戚的琐碎信息。饭菜的香气混合着煤烟味，一点点光，一点点暖，一点点顽强而珍贵的人间烟火。每次穿过这个院子，我的心情总是复杂交织：悲悯又敬重，亲切又陌生，温暖又寒凉。

起初，我发现一家夫妻理发店，只要十元，便试着进去剪了一次，感觉尚可，之后便常去光顾。后来有次理发，见店里已有好几位顾客等候，我不愿多等，便继续往前走。穿过一道窄门，竟发现还有一家店，一位老奶奶正在给老大爷理发。我走进去，老奶奶略带诧异地看了我一眼，似乎觉得我走错了地方，但还是示意我坐下。理完发结账时，她竟说只要8元。我有些震撼，也生好奇，见没有其他顾客，便和她攀谈起来。她下岗后才学会理发，生意一直清淡；老伴早已去世，两个儿子都在外地打工，她还不时得补贴他们。

我问她为何连招牌和转灯都没有，她说那都得花钱。“就算挂了招牌，”她轻声道，“也不见得有人会找我这个老太婆剪头发。”她的顾客多是些下岗老头儿，都是熟人，但这些熟客也在逐年减少——“有好几个都走了。”老奶奶语气平静，于我却是五雷轰顶。看她握着剪刀的手，仿佛紧握着一个时代的重量。她矮小的身影，犹如庞大机器上的一枚锈斑，一块疮痂，却顽强地在废墟上种植小草，延续着时光未断的脉流。老奶奶活着，工作着，这本身就是她所代表的群体，对命运所做的一种坚韧的抗衡。我对她肃然起敬。

老奶奶的手艺其实不错，我萌生了一个帮她的主意。我写了一则广告，写明小店地址、她的电话号码，当然，最重要的价格也赫然在列。小区电梯间本不允许张贴广告，我贴上去拍了照，旋即撕掉，然后把照片发到几百人的业主群里，留言：“谁贴的广告？”果然引起关注和讨论。这个剑走偏锋的点子竟收到奇效。下次我去理发，只见老奶奶脸上明显多了一抹春风般的笑意。她说生意突然好起来了，来了好些衣着光鲜的顾客，还有许多陌生的年轻人。

老奶奶疑惑地问：“是不是你叫他们来的？”我说不是。老奶奶执意摇头：“肯定是你，我看你就像个好人。”在这尔虞我诈的社会里，被人称为好人，我心头一热，眼眶竟有些湿润。结账时，老奶奶执意要给我免单。我说：“8块钱已经够便宜了，怎么能免单？这不行的。您说我是好人——我看您才是比我更好的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