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的故事灯

我的故乡在冀鲁交界处的运河边，是个普通村庄。我生在上世纪六十年代末期，那时的农村娱乐极度贫瘠——没有电视、手机，收音机都是全村艳羡的稀罕物，谁家有一台，主人走在村里腰杆都能比旁人挺得直。没什么像样的玩乐，晚饭后的串门闲聊，就成了庄户人最主要的消遣。

母亲性子温和、待人热络，我家的土炕自然成了三邻五舍的“聚集地”。冬天天寒，沟畔田埂常冻得裂着深缝，街坊们进门就脱鞋上炕，有的直接拉过炕头棉被裹脚，东家长西家短地唠家常。母亲总笑着说 “人多炕暖”，夜深人散后，被窝里还留着融融暖意，我们姐弟几个钻进去睡觉一点不凉，倒省了不少暖炕的柴火。

那时的庄户人，夜晚从没有“农闲”的说法。女人们多是纺棉花，为省灯油钱，三五人凑在一盏昏暗的煤油灯下，纺车“嗡嗡”声伴着棉线拉扯的轻响，在夜里织成细密的网。纺好的线穗子再织成粗布，农村人的被褥、衣裳、鞋袜，十有八九都出自这种粗布。除了纺线，剋棉花、剋棒子也是夜晚的“标配活计”——手指在蓬松棉花里抠出棉籽，在玉米棒上捋下玉米颗粒。来串门的乡亲也不闲着，腿上盖着我家的棉被，顺手拿起炕头的棉花筐、玉米簸箕就忙活起来，嘴里的家常话没停，手里的活计也没歇。有时玉米粒会掉进我的被窝，第二天醒来，大腿上全是硌出的小“坑儿”，像长了“麻子”。在纺车“嗡嗡”声和玉米粒“沙沙”声里，乡村冬夜仿佛被无限拉长，那些永远干不完的活计，也成了童年记忆里最踏实的印记。

雨哥是来我家串门最勤的街坊。他名叫夏雨，和我同辈，母亲让我喊他“雨哥”。他比我大二十多岁，幼时得小儿麻痹症落了残疾，走路一瘸一拐，却凭着一股子不服输的韧劲，地里家里的活儿样样拿得起来、干得漂亮。因为腿疾，他二十七八岁还没成家，在当时的农村已是“大龄青年”，可他眉眼间总带着股与众不同的书卷气，他的父亲——按街坊辈分我该叫大爷——是村里的小学校长，写得一手好毛笔字，过年时全村的春联多半出自他手，还会画国画，山水、动物都能拿得起来。雨哥初中毕业后虽因腿疾没能继续上学，却读了不少古典和现代小说，肚子里藏着讲不完的故事。

记不清是哪个冬夜，母亲随口说了句：“夏雨，你看过那么多书，给孩子们啦啦呗。”雨哥起初还推辞，连连说“啦不好”，架不住众人起哄，便不好意思地打开了话匣子。《三国》里的武将单挑，枪来刀往仿佛就在炕头上演；《水浒》里的好汉争斗，侠肝义胆听得人热血沸腾；《西游》的降妖除魔，奇幻情节让人目不暇接。他讲得绘声绘色，不仅我和姐弟几个孩子听得入了迷，连手里忙着纺线的大婶们都停下了动作，支楞着耳朵凝神听，生怕错过了哪个精彩片段。

从那以后，雨哥每晚都来我家啦呱儿。姥爷家的东邻是我的小伙伴甲文、甲武家，和我们家仅有一墙之隔。我把雨哥讲的故事添油加醋转述给他们听，哥俩听得心驰神往，晚上吃过晚饭，就从土墙上跳过来，早早地坐在我家炕沿边等着。有时雨哥农活忙，来得晚了，我们三个就结伴去他家催他。我们走在悠长狭窄的胡同里，仰头只能看到几颗晶亮的星光，胡同里漆黑一片。为了壮胆，我们就大声说着话，或者扯着嗓子唱“小松树快长大，绿树叶新枝芽”、“太阳当空照，花儿对我笑”这些流行的儿歌，歌声在寂静的胡同里回荡，引得各家的狗此起彼伏地狂叫。

到了雨哥家，他往往还没吃完饭，正端着粗瓷碗喝粥，我们就扒着门框，急不可耐地催他：“雨哥，快走吧，该去啦呱儿了！”他母亲有时会嗔怪我们：“再急也得让他吃完饭呀。”或许她也觉得我们天天来催，会耽误家里的活计，可我们那时年纪小，哪里懂看大人的脸色，满脑子只想着听故事里的热闹情节。

雨哥讲书，从来没有章法可言。一部《三国》讲到火烧赤壁，或许是忘了后面的情节，他就一拍大腿，改口说：“不讲这个了，讲《水浒》吧，一百单八将更热闹！”《水浒》讲到武松打虎的精彩处，又突然转到唐僧取经的故事。他讲《西游记》，从不是从孙悟空出世开始，而是一开口就讲唐僧西天取经。我母亲忍不住提醒他：“不是还有孙悟空大闹天宫吗？”他却摆摆手说：“那是后来的事儿，先讲取经更有意思。”比如他讲三打白骨精，硬是把“白骨精”说成 “白虎精”，说那是白色的老虎成精，变成美女来害唐僧。他讲的故事张冠李戴是常有的事，可我们这些孩子谁也没看过原著，只觉得故事里的人物个个鲜活，情节跌宕起伏，听得津津有味。长大后，我把这几部古典小说翻来覆去看了很多遍，才发现雨哥讲的和原著差得十万八千里，可那些被他“改编”过的情节，反倒比原著更深刻地留在了我的记忆里，成了独属于童年的珍贵版本。

有一次，母亲带我去走亲戚，我在亲戚家看到一本薄薄的书，纸张又黄又软，里面印着许多人物画。我看到其中一个人胡子长得像乱麻，瞪着铜铃大眼，手里举着一支像长蛇一样的兵器，当即断定这一定是张飞，就缠着母亲想要这本书。母亲拗不过我的软磨硬泡，只好跟亲戚说了，后来才明白，那会儿大家对这些旧书不怎么上心，许是觉得是“四旧”，就随手让我带回来了。

回到家，我立刻把书拿给姐姐看。姐姐当时上二年级，认识了一些字，一看果然是三国人物绣像。现在想来，那本书或许是民国时期出版的三国小说前的插图集，只是好多字是繁体字，她也认不全，只能凭着画里的模样和仅识的几个字瞎猜。她指着一幅画像下面印着的“张桓侯”说“这是张飞”，我指着书上的字问：“明明是三个字，怎么会是张飞？”她被问得急了，脸一红，硬着头皮辩解：“张飞字翼德，这里写得是张翼德！”又指着另一幅下面写着“关壮穆”的画像说“这是关云长”，我还是半信半疑。看到曹操的画像时，我趁姐姐不注意，偷偷拿出她的钢笔，把曹操的脸涂成了黑色，笔尖还划破了纸面。晚上雨哥来讲啦呱儿，我得意地说：“雨哥，我有《三国》书！”他一听也很欣喜，让我拿出来，一页一页地给我讲解画里的人物。当看到被我涂成大黑脸的曹操时，他先是一愣，听说是我的“杰作”后，随即露出惋惜又哭笑不得的神情。我理直气壮地说：“曹操是个坏蛋！”他没反驳，只是笑着摇摇头，耐心地给我讲曹操其实是个很有本事的人。他说曹操写的诗“秋风萧瑟，洪波涌起”，连毛主席都很佩服，写下了“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的词句。毛主席都佩服的人，我当然也就没有理由不佩服了，只是曹操的脸已涂成了黑的，无法补救，只是心中后悔不已。

有一天晚上，雨哥揣着一本厚厚的书来我家，问我父亲：“三叔，你看书吗？”父亲摇摇头，叹了口气说：“天天在地里累得直不起腰，哪有闲心看书。”雨哥便把书又揣了回去。那本书是《平原枪声》。从那以后，他不再讲古典小说，开始给我们讲《平原枪声》。这回他是看一章讲一章，再也没有之前的前后颠倒，故事顺顺畅畅，情节扣人心弦，母亲也跟着我们一起听，常常听得入了神，手里的纺车都忘了摇，纺车“嗡嗡”的声响戛然而止。有时讲到夜深，雨哥要回去休息，我们就拉着他的衣角苦苦央求：“雨哥，再讲一段！就一段！”他总是笑着摆摆手：“后面还没看呢，等明天看过再讲。”

开春的时候，地里的泥土解冻了，散发着湿润的气息。雨哥给生产队耕地，我就跟在他的犁后面拣茅草根。那些刚从泥土里翻出来的茅草根，带着淡淡的甜味，是牲口和猪最爱吃的饲料。我把拣来的茅草根归拢成一小堆一小堆。中间休息的时候，我们坐在地头上，老牛慢慢地啃着刚露头的草芽，或是趴在地上反刍。雨哥卷起一袋旱烟，深深地吸了一口，给我接着讲《平原枪声》。当讲到那个正直的乡村老先生被鬼子和汉奸拴在马尾巴上活活拖死时，他的声音低了下来，眼神里满是悲愤。我坐在一旁，心揪得紧紧的，第一次从故事里感受到了战争的残酷和侵略者的可恨。

那天晚上雨哥来我家接着讲书，母亲听着听着突然问：“不对呀，怎么和昨晚接不上茬？”雨哥这才想起白天在地里已经给我讲过一段，便笑着把白天讲的简略复述了一遍，再接着往下讲。那一段悲痛的情节，我听了两遍，至今都记得清清楚楚，仿佛就发生在昨天。

八十年代初期，雨哥在村里当了民办教师，教小学的语文。可惜那时我已经去城里读高中，没能成为他的学生。高中毕业后，我去了外地上大学，后来又在海岛参加了工作，一晃几十年过去，很少回故乡。偶尔回家探亲，总会和母亲说起雨哥的近况：雨哥当了老师，在农村也算是一份体面又稳定的工作；三十五岁时，他终于娶上了媳妇，对方是一位因车祸失去丈夫的寡妇；后来他们有了一儿一女，日子过得平淡而安稳。可命运却对他格外苛刻，雨哥的生命永远停在了四十七岁，他因肺癌去世了。母亲说，许是他年轻时抽烟太多，又总在昏暗的煤油灯下看书，伤了身体。如今，他的儿女也都成了家，在村里过着安稳的日子。

多年来，我一直偏爱中国古典小说，闲暇时总会翻一翻那些熟悉的篇章。每当看到《三国》《水浒》里的精彩情节，雨哥坐在炕头讲故事的样子就会清晰地浮现在眼前：昏黄的煤油灯光映着他略带笑意的脸，他的声音时而激昂，时而低沉，将一个个英雄人物带到我们眼前。现在村里的土坯房、幽长狭窄的胡同，早就被崭新的砖瓦房和宽阔的水泥路取代，可雨哥讲故事的声音，却总在不经意间在我耳边响起，如同童年里一盏永不熄灭的故事灯，悠远而清晰。

——2025.10.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