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吉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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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七十年代的鲁西北乡村，流传着两句俗语：“庄稼一枝花，全靠肥当家”、“猪多粪多，粪多肥多，肥多粮多”。那时农民种庄稼极少使用化肥，直到七十年代末县里才建起化肥厂，先产氨水、后产碳酸氢铵，此前农家肥一直是最主要的肥料。
猪粪是当时最好的农家肥之一，直接关系到粮食收成。因此公社和生产队鼓励社员多养猪，而且养猪积肥还能挣工分：一头猪一年靠积肥通常能挣1000到2000工分，要知道当时男劳力一天才挣10分、女劳力8分，养猪获得的工分抵得上一个壮劳力大半年的出工所得。而工分对农民来说，就是“硬通货”，相当于城里工人的工资，当年农户的口粮、布匹，甚至油盐酱醋这些过日子的必需品，都得靠年底“工分分红”来换。
村民养猪靠“二字经”，就是“凑”和“省”：家里剩下的饭菜、刷锅的泔水都舍不得丢，全成了猪的口粮；猪的主食以各种野菜为主，挖野菜便成了乡村儿童们从春到秋的主要任务。挖回的野菜洗净晾干，细细剁碎，拌上麦麸、米糠，再添上温水搅成稀糊，就成了猪的“美味佳肴”。
生产队里也有两个大猪圈，每年开春都会养上十几头小猪，由两位中年妇女做饲养员。猪圈外砌了大锅灶，将猪菜剁碎后与饲料一同下锅煮，晾凉后喂猪。猪饲料一般以高粱、黑豆为主，都是磨碎了和野菜搀在一起给猪吃。队里的养的猪长势一般，有人怀疑饲养员将猪饲料偷着拿回了家。有一次，光棍社员张六对饲养员赵七姑调侃说：“七姑，您真有能耐，都把猪养成了‘猴儿’啦。”赵七姑红了脸，一边举着猪食勺子追打着张六，一边说：“真是狗嘴里吐不出象牙来，队里不给饲料，俺有啥法。”
“养猪为过年”是家家户户的共识。一头猪从春到冬，养个大半年，能长到一百五十斤以上。进入腊月门儿，村民们就开始筹划杀猪过年的事了。故乡的年味也是从腊月里此起彼伏的猪叫声开始的。
父亲是村里的杀猪匠，一进腊月便排满了活计。去村民家杀猪，没有工钱，约定俗成是“一刀肉”——带着两根肋条骨的二斤半猪肉，再加上一顿白菜粉条加猪血炖的杀猪菜。年幼的我总爱跟着父亲去杀猪。他手里提着一个油渍麻花的帆布包，里面盛着一套磨得锃亮的家什儿——长刀、砍刀、刮刀、肉钩子，走在前面，我肩上扛着那两根长长的捅猪皮的铁制梃杆，像扛着武器出征的武士跟在后面，心里别提多神气了。
妇女们一般都心软，不忍看养了一年的猪被杀，早早地躲了出去。几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合力把猪按在肉案子上，猪撕心裂肺地嚎叫，四条小短腿拼命地踢蹬着。父亲左手紧紧攥住猪的耳朵，右手握住长刀对准猪脖子，一刀捅进去，殷红的猪血就像喷泉一样，“滋”得一声喷出来，落到肉案下面的大盆里。我也不爱听猪的叫声，用双手捂着耳朵，跑到一边，远远地看着。等到猪血流完了，小伙子们就不用按着猪了，命硬的猪还会蹬几下腿，然后就一动不动了。
接下来便是给猪褪毛。父亲把猪腿上的猪皮割个口子，用长长的铁梃杆往里面捅，整个猪身都捅到了，然后鼓起腮帮对着猪腿上的裂口往里吹气，猪皮胀鼓了起来，猪看着胖大了许多。父亲然后用麻绳把猪腿上的划口牢牢绑住，防止漏气。测定烫猪毛的水温是个技术活儿，水温高了猪皮会烫得发红，影响猪肉的卖相，水温低了猪毛又褪不干净。几个年轻人抬着死猪放进大锅的热水里翻烫几遍，拿起铁片刮刀“唰唰”地刮，转眼间黑黢黢的猪就变成了白胖的模样，只是烫毛时那股混杂着猪毛和水汽的腥气，实在难闻，至今想起我仍会感到恶心。
刮完猪毛后，几个小伙子再合力把猪抬到肉案上，先用清水把猪冲洗干净，然后把猪头割下来挂在一边杆子上。那时猪肉的价钱比猪头贵了一倍多，为了多卖一些钱，主家都是嘱咐父亲把猪头尽量割得小一些，紧贴着猪的耳朵往下切。接着就是给猪肉开膛，死猪四肢朝上仰躺在肉案上，父亲用细长刀将猪肉从头到尾，轻轻一划，就像打开两扇门一样，猪肉就往两边分开，猪内脏就呈现在人们面前。刚杀的猪肉，会微微冒着热气，还有一股鲜肉的肉腥味儿。
猪头、猪蹄和内脏从猪身上分割下来后，挂在一边，再把整个的猪肉从中间脊骨处分成两扇，分别挂在肉木头架子上晾着。父亲按约定先割下属于自己的“一刀肉”，用肉钩子挂在旁边。这时来买肉的村民就会陆续上门了，父亲还要负责给买肉的割肉。一般不用一个上午一头猪就会卖完了。
最让我期待的，是让父亲从猪内脏里找出的猪尿泡（尿，音suī，猪尿泡，方言，指猪的膀胱），倒净里面的猪尿，再往里面塞上几粒玉米粒或黄豆粒，拿一截竹管插进去吹满气，直到猪尿泡鼓成一个圆滚滚的“气球”，扎紧口子递给我。猪尿泡干了以后特别结实，摇起来“哗啦哗啦”响，摔在地上也不会破。猪尿泡多的时候，父亲还会让我分给其他小伙伴。村里的孩子们用过年时蒸花馍用的鲜艳颜料，在猪尿泡上画上自己喜欢的图案，有正气凛然的英雄，有憨态可掬的小动物，还有呲牙瞪眼的妖怪，这些五彩斑斓的“气球”是过年时胡同里最鲜活的风景。
跟着父亲，我还有自己的“小收入”。杀完猪后，地上散落的猪毛没人在意，我便蹲在地上一点点收集起来，装进随身的小篮子里。回家后挑拣掉杂质，摊在院子里晒干，攒到一定数量就卖到公社的收购站。虽然每头猪的猪毛只能卖一毛两毛，但整个腊月下来，竟也能攒下一两块钱。相比去村民家，我更喜欢跟着父亲去队里杀猪，队里一次要杀三头猪，猪毛量多，有时能攒下半篮子，卖的钱也更多些。
中午时，主家便会炖上一锅杀猪菜：凝固的猪血切成方块，配上少量最廉价的猪脖肉，再加上泡好的粉条和自家种的白菜，在大铁锅里炖得咕嘟作响，不一会儿，香气就飘满了整个院子。父亲一般看到我把猪毛收拾完后，就让我拿着猪毛、猪尿泡回家，他怕我留下蹭饭，主家会不高兴——那时家家日子都紧巴，多一口人就多一份消耗。偶尔主家实在热情，笑着说“孩子能吃多少”，我才能蹭上一碗杀猪菜。饭后父亲收拾好工具，提着那块属于自己的“一刀肉”，领着我回家了，第二天再按排班继续去下一家杀猪。
那时的村民，一年到头难得沾点荤腥，过年时，队里总得想办法让大家吃上一口肉。我们生产队近二百口人，按照往年的惯例，过年要杀三头猪才够分。但有一年，队里的猪瘦得像被张六调侃的“猴儿”，实在没法出栏，队里只好从公社副食品站或县里肉联厂，拉回几扇宰杀处理好的猪肉，这些外来的猪肉和村里宰杀的猪肉很不一样，不仅没有猪头、下水和排骨，还是剥皮的，肉的外层没有那层厚厚的猪皮。
每年分肉时都是队里最热闹的时候。队里分肉有个老规矩：先按全队人口算出人均斤两，再按家里人口数归类户数，比如三口之家、四口之家各有多少户。接着按户算出应得总斤两，肥瘦搭配好，分出对应份数，摆到队部的芦席上标上号。最后同人口数的家庭各出一人抓阄，抽到几号领几号的肉，谁也不能挑肥拣瘦。村民领到肉后，要立即离开现场，防止人多混乱。
分肉时，村民们早早就来了，围着一堆堆的猪肉打转，不停地端详着各份猪肉的成色，心里盘算哪一堆猪肉更符合自己心意，期盼自己能如愿抓着那个号。那时的村民都更偏爱肥肉，肥肉能炼出雪白的猪油，放在罐子里，一罐猪油能吃大半年，而瘦肉吃完就没了，不顶用。
纸阄放在一只磁罐子里，由队里的会计老孙抱着，抓阄的人只能伸进一只手进去。
张六早就看中了“5号”，心里暗暗祷告，期待自己能抓中“5号”，他把手往罐子里一伸，手翻来覆去地在罐底搅和，孙会计就说：“老六，快点抓！大冷的天，这么多人都在这儿等着呢。是你的跑不了，不是你的，你把罐子搅漏了也没用！”
张六被说得脸一热，只好胡乱捏了个纸团出来。拆开一看是“8号”，脸上的肉顿时僵住了：8号肉差不多是最差的一堆，都是些红肉和囊肉，炼不出多少油来。大家都笑了，孙会计拍了拍张六的肩膀：“你呀！伸手随便抽一张，也比这个强。偏要在里面搅和半天，倒把这‘最好的号’自个儿抽中了！”张六有苦说不出，只好提着那份肉悻悻地回家了。
抓阄分肉靠的是运气，但热闹里也藏着暖心的人情。队里的魏老太太是五保户，无儿无女，已快八十岁了。那次抓阄分肉，偏巧让她摸到了猪囊肉——就是猪肚子上那层又厚又韧的肉，既炼不出多少荤油，炖上大半天也嚼不动。
她走得慢，等她拄着拐杖颤巍巍来到时，大伙儿早领完肉回家了，地上芦席上只剩下最后那块猪囊肉，队长赶紧迎上去，想从自己家里分到的肉中给她换一块好的，可老太太头摇得厉害，执意要按规矩来。
队长看着她的背影，实在不落忍——知道老太太牙口不好，这囊肉她根本咬不动。他追上去，坚持从自家肉中挑了一块肥瘦相间的肉，把魏老太太那块囊肉换了过来。
给队里杀猪，父亲没有“一刀肉”的酬劳，而是记工分。普通男劳力出工一天记10分，因杀猪是重体力活，队里会多给几分，一般是给12分，或是15分。
那年从肉联场运来的猪肉虽说没了猪头、猪蹄和排骨，但是猪肉里面带着棒骨、肘子骨和肩胛骨等骨头，这些骨头没法按户均分，队里便让父亲把骨头剔出来，作为杀猪的酬劳，不再记工分。父亲剔骨时，故意让骨头上多带些肉，有时一根骨头上能带上半斤肉，他顺手把这些骨头，扔进肉案下的柳条筐里，骨头上的肉颤巍巍的，引得旁边村民直瞅。
肉分完后，父亲把这筐肉骨头用自行车驮回家，母亲炖了满满一大锅，满院子飘满肉香味儿。我和弟弟不时地跑到厨房门口张望。骨头炖好后，父亲仔细地把骨头上的大块肉剔下来，留着过年招待客人，剩下的骨头就让我和兄弟围着锅啃。骨头上的肉多是瘦肉，炖得软烂入味，那香美的味道，至今回想起来仍让人垂涎。啃完肉的骨头，我也没浪费，晒干卖去收购站，又能添点零花钱。
杀猪过年的村民自然不用说，大多会把猪头留下来，就是一般的村民，也有很多单买猪头的，一是猪头比猪肉便宜得多——那时猪肉一般七毛六一斤，猪头和猪蹄却只要三毛五一斤，这可是不小的差价。二是故乡过年有用猪头祭祖的习俗。村民们先把猪头炖到半熟——一来整个猪头炖透太费柴火，二来也是怕孩子们忍不住偷吃——然后涂上糖色，让肉色看起来更加鲜亮。猪头的摆放也有规矩：猪头放在大盘子里，让它睁着眼、张着嘴，嘴里叼着猪尾巴，下方再摆上四个猪蹄子，头朝外摆在供桌上，以此象征一头完整的供猪，敬奉祖宗。
大年初一，孩子们早早起来，走街串巷去给本家的长辈拜年，一进堂屋门，就会看到很多人家八仙桌上，正中间摆着猪头供品。到了初二早晨，村民们先去坟地给祖宗“送年”，回来后才把猪头劈开，放进铁锅加上劈柴彻底炖熟。这时既能用它招待亲戚，孩子们也终于能如愿啃到骨头、吃到肉了。
童年时腊月里的猪叫声、分肉时的喧闹、啃骨头的香味儿，还有父亲提着杀猪工具走在前面的背影，早已成了刻在记忆里的年味儿，朴素却满是温暖，一年到头盼着的那口肉香，是苦日子里熬出的甜，这份满足感，如今再丰足的餐桌也难以寻觅。父亲的背慢慢弯了，腊月的乡村再也听不到此起彼伏的猪叫声。可那些声音、香味和身影没散——它们在一年又一年的岁末里，慢慢沉淀成最珍贵的回忆。
——2025.10.0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