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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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记事起，茗山高中下黄办学点，就只剩一片断壁残垣了。
说它彻底消失，终究是不准确的。几堵石头垒砌的残墙兀自立在半山腰，石缝间嵌着早已风化的土砖，屋顶荡然无存，椽子被岁月与人手尽数抽走，只剩几根歪斜的木梁，垂在半空，像极了老人嘴里松动零落的牙，苟延残喘地撑着过往的轮廓。从下黄村往上走，一条土路蜿蜒曲折，约莫六百米路程，便抵达汉子山的半山腰。我们这群从未在此求学的孩子，跟着大人口中的称谓，把这片废墟唤作“老学校”。
第一次踏足这里，是跟着同学一伙人上山野炊。时值深秋，山上的乌桕树染透了绯红，枯黄的茅草在风里伏低身子，漫山遍野都是秋的萧瑟。我们各自背着布袋，里头藏着从家里悄悄拿出来的红薯、洋芋，还有一盒划得着火星的火柴。沿路的灌木枝桠肆意伸展，时不时勾住衣角，似是在阻拦我们这群不速之客。好不容易走到那片平整的空地，同学指着眼前的断墙，轻描淡写地说：“喏，这就是老学校。”
我心里满是失望。这哪里是学校，不过是被时光遗弃的废墟。断墙上爬满了缠缠绕绕的不知名藤蔓，墙根下的野草长到半人高，风穿过后掀起沙沙声响，仿佛有隐秘的过往在残垣间游走。我们寻了一处背风的墙根，搬来几块乱石垒成简易的土灶，捡来干枯的树枝生火，把红薯洋芋一股脑丢进火堆。袅袅炊烟升起，被山风撕扯成碎片，飘过斑驳的残墙，悠悠飘向远处巍峨的茗山主峰。
同学躺在微凉的草地上，望着天边流云，忽然开口：“我爹，就在这里念过书。”
我满心惊诧。同学的父亲，是个终日沉默的庄稼汉子，脸庞被烈日晒得黝黑粗糙，手掌布满厚茧，粗糙得如同皲裂的老树皮，这样的人，竟也曾是这片废墟里的读书郎？
同学便把父亲讲给他的旧事，断断续续说与我听。那是1977年的秋天，茗山高中招收第二届新生，八十多个来自杨桥、茗山、洋湖的少年，背着厚重的被褥，扛着干粮，翻山越岭来到汉子山腰。彼时的这里，绝非如今的破败模样，原是武钢灵乡铁矿的下乡知青点，几排规整的石屋，门窗俱全，屋前还有一块篮球场大小的平地。知青们陆续回城，空下来的屋舍，便成了这群少年的临时校舍。
“我爹他们，就住南边那几间。”同学指着不远处一堆凌乱的乱石，“地上铺一层稻草，就算是床，几十个人挤在一起打地铺。”夜里没有电灯，教室里只挂一盏煤气灯，火苗咝咝作响，洒下一片雪亮的光，映着台下几十颗埋头苦读的脑袋。宿舍里只有昏黄的煤油灯，火苗不过黄豆大小，在冰冷的石墙上晃出模糊的光影。灯光太暗，看书只得把脸凑到灯盏跟前，一夜过后，每个人的鼻孔里，都积满了黑黑的煤烟。
“后来好不容易扯了电线，可三天两头停电。”同学坐起身，往火堆里添了一根干柴，“学校有台旧发电机，一停电就突突地轰鸣，吵得人头疼，可只要灯亮起来，大家就立马拿起书本，一刻也不肯耽误。”
我问同学：“你爹那时候，每个星期都回家吗？”
“回。”同学点点头，“来回要走两个多小时的山路，西洪那边的同学，得走三个多小时。”每周日下午，他们再背着布袋返校，袋子里装着咸菜和红薯干，那是整整一周的下饭菜。有时候咸菜放久了长白毛，刮掉表层的霉斑，就着粗粮依旧吃得香甜。
火堆里的红薯渐渐散发出焦甜的香气，我们迫不及待把它扒出来，烫得两手不停倒换，剥开焦黑的外皮，金黄软糯的薯瓤露在眼前。我一边啃着香甜的红薯，一边细细打量眼前的断墙。石缝里的土砖，色泽与山间黄泥别无二致，想来是当年就地取材，用脚下的黄土夯制而成。墙面坑坑洼洼，历经几十年风雨侵蚀，不少石块已然松动，看似轻轻一踹便会倒塌。可就是这样一所残破不堪、连屋顶都没有的旧校舍，同学父亲提起时，语气里从无半分嫌弃，反倒藏着一种我年少时读不懂的眷恋与荣光。
后来，我又从村里老人口中，听闻了更多下黄办学点的往事。老人们说，当年的老师们，吃的苦一点不比学生少。吴风和、柯昌红、刘树能三位老师，挤在一间靠山的小石屋里，白天站在讲台上授课，晚上就着微弱的煤油灯刻蜡纸、印讲义。山风从石墙缝隙里钻进来，吹得灯苗乱晃，他们就用手掌紧紧护住灯火，一笔一划，刻得工整又认真。有老人感慨，吴老师刻的仿宋字，比机器印刷的还要齐整端庄。
“可就是这样艰苦的地方，走出了太多有出息的人。”村里一位老伯说起这话时，总会眯起眼睛，望向汉子山的方向，仿佛能穿透几十年的光阴，看见当年那群意气风发的少年，从山腰迎着晨光走下来。他不曾说出那些人的姓名，只是一遍遍喃喃念叨：“这学校养人，这地方，养人啊。”
等到茗山高中总校彭晏如校区建成，下黄办学点的师生，便悉数搬往了山下。拆房那天，原下黄村支书在废墟前蹲了许久，一言不发，只是一遍遍摩挲着老旧的门框和石阶。他曾是知青点的农场场长，这片石屋，藏着他刻骨铭心的青春岁月。最终，他缓缓站起身，侧立在一旁，看着一车车木料砖瓦被运走。那些旧建材，会融入新校舍的筋骨，继续托起另一批少年的求学梦想。
搬到彭晏如校区后，日子并未立刻变好。同学的父亲和同学们，曾住在废弃的养猪场里，没有房门，就自己挑水冲洗干净，铺上稻草就算安身。山里湿气重，跳蚤虱子横行，没过多久，不少男生身上都长了脓疮，上课痒得忍不住在桌腿上蹭背，夜里辗转反侧难以入眠，可即便如此，没有一个人选择退学。他们一边埋头苦读，一边投身建校劳动，去张天一运木头，在白石祠旁平整校址地基，从1976年一直干到1980年，用双手搭建起自己的求学殿堂。
“我爹说，他们那一届学生，没一个喊苦的。”同学把最后一块红薯掰成两半，递到我手里，“不是不苦，是所有人都在熬，都在拼，没人觉得这点苦值得挂在嘴边。大家日子都一样，有什么好抱怨的。”
太阳渐渐西斜，山风裹挟着凉意袭来，我们踩灭火堆，收拾好杂物准备下山。临走前，我忍不住回头望去，晚霞透过断墙的豁口洒下来，把冰冷的石块染成温润的暗红色，像老人脸上，历经岁月洗礼也褪不去的沧桑。
后来我升入中学，慢慢读懂了世事，也渐渐理解了那段尘封的岁月。从下黄办学点走出去的学子，后来在各行各业崭露头角，建功立业，这些事迹，我在报纸、电视上都曾见过。可每当我提笔写下这段往事，脑海里浮现的，从来不是那些耀眼的光环与头衔，而是那个被煤油灯熏黑鼻孔的少年，是那些周末翻山越岭、背着咸菜罐赶路的背影，是住在无门猪圈里，依旧埋头苦读的倔强身影。
那些石头砌成的校舍，在世人眼里，或许简陋，或许寒酸，可在那些尘封的故事里，它从来都不简陋。它是一块坚实的人生基石，稳稳托起了无数少年一生中最关键的求学之路，承载着一代人的青春与梦想，支撑他们走出大山，奔赴远方。
下山的路，仿佛比上山时短了许多。走着走着，我再次回头，汉子山半山腰的断墙，已然模糊在暮色里，只剩一片苍翠的树影，静静伫立。那些残垣断壁，藏在浓密的树荫之下，继续守着属于那个年代的独家记忆，沉默而厚重。
时至今日，我依旧常常想起那年野炊的午后。火堆里的红薯噼啪作响，焦甜的香气弥漫在断墙残垣之间，绕着斑驳的石墙久久不散。年少时，我只知这里烤出的红薯格外香甜，不懂这方土地的过往；如今读懂了所有故事，却再也分不清，萦绕在心头的那份香气，究竟是烤红薯的清甜，还是沉淀了半生的、岁月独有的沉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