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染东山

雾是从东山峰的每道褶皱里渗出来的。

先是山巅泛白，像是夜空褪色时留下的最后一抹月痕。接着，那白顺着山谷往下淌，沉甸甸的，压弯了杉树的梢头。山是凝定的，雾却活泛，一路漫过茶垄、鹿场、零星散布的木屋，淌过四百公里蜿蜒山路，直到省城的边界，才被那些彻夜不醒的霓虹齐腰斩断。

于是光便在这天地间划开一道口子：近处是青灰的苍茫，远处是扎眼的不眠。省城那边，此刻该是早高峰了，地铁口涌出黑压压的人流，每个人都攥着手机，屏幕的光映在疲惫的脸上。而这里，只有雾，只有静，只有竹梢承受不住雾的重量时，那一声极轻的“嗒”——露水坠入苔藓，像时间本身在叹息。

我坐在这明暗交界的木屋里，影子被窗棂切割成三截。

一截在省城。十二平米的书房，东墙立着褪色的木柜，里头压着一百几十万字泛黄的手稿。纸页蜷曲如秋叶，蓝黑墨迹洇开晕染，有些字已漫漶难辨——那是四十年光阴熬出的稠浆。退稿信按年份码着，最早的信纸已脆得不敢展开。编辑的批语总是客气：“有生活气息，但缺乏市场看点。”

一截在无处可寄的信笺上。那些信写于无数个失眠的夏夜，字迹滚烫潦草，带着飞蛾扑火的气味。收信人一栏有时空着，有时写着不存在的地址。信里说东山清晨的雾，说鹿场新生的小鹿，说后悔没在四十年前就留下——虽然明知那时，自己正挤在返城的卡车上，心跳如鼓。

还有一截，嵌在故人茶余饭后的闲谈里。“咱们班还真出了个作家！”话音落下，席间便有微妙的笑意漾开。他们接着聊房价、学区、基金涨跌。我缩在角落，像一件被误带入席的旧物。

世间的眼光惯于把人钉进现成的框子。

此刻，晨光终于攀上木窗棂。山里的阳光总是怯生生的，苍白乏力。它斜斜地切进来，落在老樟木桌铺开的稿纸上，落在那支笔上。

一支老式派克威雅，银灰色的笔身。笔夹与笔尖交接处那圈镀铬，已磨出暗哑的铜色，像岁月呵出的一口气。0.5毫米的笔尖，是钢铁与流水驯服出的精确造物。

它跟了我二十年。笔杆上几处细微的划痕，我都记得来历：那道深些的，是通宵赶稿时从桌上滚落磕的；笔夹内侧的磨损，是别在衬衫口袋挤公交时留下的。它写过青涩的情诗，写过愤怒的檄文，写过签合同的姓名，也写过父亲病榻前语无伦次的句子。它的精准与冷静，曾是我在都市赖以生存的铠甲。

可如今，它躺在这东山的光里，显得格格不入。

我提起它。笔身温润，是手掌握出的包浆。笔尖悬在纸上，久久不动。手腕微微发抖——不是怕写不好，是怕写得太轻。怕这过于理性的笔尖，承载不起胸中奔涌的、混杂着雾气、茶香、鹿鸣与血火的思绪。

墨在笔尖凝成一粒颤巍巍的黑玉。

终于落下。

“噗”的一声，像雨滴砸入深井。稿纸的纤维贪婪地吮吸着。墨迅速泅开，边缘生出毛茸茸的触角，化出“鹿野”二字湿润的轮廓。

就在这团墨迹将干未干时，门口传来叩击声。

三下，停顿，又是两下。周婶的节奏。

门被推开，悠长的“吱呀——”声。周婶端着粗瓷大碗站在晨雾里，碗里腊肉米粉堆得尖尖的，热气蜿蜒如蛇。

“又写啥金贵东西呢？”她嗓门亮，惊飞了窗棂上的斑鸠，“上回听人说，你几个字就换了城里人一箱子酒，是不是常德的武陵酒？”

笔尖一顿，纸上晕开一小团墨。我下意识把稿纸朝她那边挪了挪：“是编辑说，咱写的梅花鹿，茸毛隔着纸都能扎人手心。”

话出口，才看见她碗里那腊肉。皮是暗红色的，像用尽了最后一抹晚霞染过；肥膘晶亮透明，瘦肉的纤维丝丝分明。忽然想起昨天黄昏，她挎着竹篮上山，篮底垫着青翠的松针：“西坡的老松针，熏足了一个冬天。你叔说了，写字的人，肚子里没点实在油水，笔杆子要飘上天哩。”

“是婶子的腊肉熏得好。”我说，声音有点虚，“我不过是个传话的。”

周婶把碗一墩：“趁热吃！墨啊纸啊的，又跑不了。”她撩起围裙擦手，目光落在稿纸上，“这字……是叫‘鹿野’？”

“写着玩呢。”

其实是想写“鹿野仙踪”，但“仙踪”二字太飘，配不上这碗扎扎实实的腊肉粉。

扁担的吱呀声由远及近，像老旧的纺车纺着晨光。鹿场的老陈挑着两只白铁皮桶走近，桶沿坑洼处反射着碎银子似的亮光。他裤脚卷到小腿肚，露出的腿肚子黝黑结实，沾着新鲜的泥点和细碎的草屑——那是东山清晨特有的印记，混着腐殖土的深褐与露水草的青碧。

桶往青石阶上一墩，“哐当”一声闷响，震落了阶缝里积蓄的夜露。他抬起手臂抹汗，汗水顺着手臂上蚯蚓似的青筋往下淌，在晨光里亮晶晶的。“大作家，”他喘匀了气，眼睛却先往我稿纸上瞟，“啥时候把咱‘北鹿南养’的苦楚写写？也让外头晓得——”他顿了顿，像是要强调什么似的，把手在衣襟上擦了擦，“东山峰不是只有雾和茶。”

他凑近半步，身上带着鹿场特有的气味——干草的热气、饲料的谷物香，还有一丝若有若无的、野性的腥膻。“你得跟他们说清楚。”他手指在空中一点一点，像在数家珍，“岩缝里的天麻，得趴着挖，根须比老人的胡子还密，那是镇头痛的宝贝。鹿茸嘛，你写过了——可你没写锯茸那天，鹿眼睛里滚着泪，人也手抖，那茸尖还颤巍巍的，带着血温。”

他索性在石阶上坐下，从怀里摸出个布包，层层打开，露出几样东西：一枚风干的猴头菇，拳头大小，菌丝洁白如银丝；几颗山核桃，外壳被摩挲得油亮；还有一截暗红色的藤茎，断面能看到细密的年轮。“葛根，后山崖壁上刨的。三九天，雪埋了半座山，就它还抓着岩缝，里头的粉雪白雪白的，比城里的藕粉还细。”他抬头看我，眼神认真得像在交代一件大事，“这些，都是东山的肠肠肚肚。你光写雾啊茶啊，美是美，可单薄。得像剥笋子，一层层剥，让人看见里头实实在在的肉。”

晨雾在他身后流动，漫过远处层层叠叠的茶山。但在这一刻，茶山只是背景——他布包里的那些“宝贝”，那些沾着泥土、带着裂痕、需要付出汗水和耐心才能获取的东西，突然有了重量。它们沉默着，却比任何风景都更有说服力。

我递过烟卷。他接过去，指尖粗粝的茧子摩挲着烟纸。就着我划燃的火柴，他深深吸了一口，腮帮凹陷下去，仿佛要把这点火连同晨雾、连同刚才摊开的那一布包山河的滋味都吸进肺里去。蓝灰色的烟从他鼻孔缓缓溢出，像疲惫的叹息，又像某种释然。

“写吧，”他说，声音沉了下去，沉得如同他桶底那些浸了夜露的饲料，“写写这些不会说话的金贵。让外头知道，东山养人，靠的不光是雾好看、茶好喝，是靠这些要趴着、跪着、守着才能从土里石缝里请出来的实在东西。”

火柴将熄的灼热烫到了我的指节。我给自己也点了一支，深深吸了一口，那股子粗砺的土烟味直冲喉咙，呛得我弓起背咳了几声，眼角都迸出了泪。这咳嗽像是某种必要的仪式，咳散了先前那点文人面对泥土时的隔膜。我抹了抹眼角，接过他的话茬，声音被烟熏得有些哑：

“正写着的，老陈。不光是宝贝，更是取宝贝的人。”我顿了顿，让话语沉一沉，“《鹿鸣山涧》里第三章，写的可不就是这些么？只是编辑说，太细了，读者怕没耐心看。”

打火机再次擦亮，幽蓝的火苗在渐薄的雾气里显得格外清晰。我给自己的烟续上火，也给他的话一个落点。蓝灰色的烟圈懒懒升起，并不急着消散，而是与乳白的晨雾缓缓交融，分不清哪是呼吸，哪是山的吐纳。

“编辑夸呢，”我弹了弹烟灰，火星子坠落，像细碎的流星，“说写小鹿吃奶那段，绝了。”我看着他的眼睛，那里有鹿场清晨的反光。“就开春那只早产的鹿崽，您用粗布蘸温水，一点点给它擦身子，它站不稳，蹄子直打晃，您就跪在草垫子上，让它趴您腿上，把奶嘴凑上去……编辑说，那纸上透出的热气，都能哈着手。”

老陈举着烟的手停在半空。半晌，猛地一拍大腿：“那崽子！那年冰灾，棚子塌了半爿，我把它捂在怀里，在火塘边坐了三天三夜……”他忽然凑近些，压低嗓门，“前阵子，真有个长沙来的先生，拿着你那文章，寻到鹿场来了。说非要看看什么叫‘月光底下，蹄子能踩碎银霜’的鹿。”

我笑了笑，没说话。火光一闪间，想起许多年前的老陈。那时他还是农场的职工，揣着铺盖、炒米、介绍信，北上千里学养鹿。回来时脸冻皴了，眼里却燃着两簇火。村里人笑他：“北方的宝贝，能在咱这湿漉漉的山里成活？”他不吭声，一锹一锹挖鹿舍的地基。

“光说我的笔头子有啥劲。”老陈话头一转，揶揄地瞧我，“上回你写知青茶场，把老肖伯那个搪瓷缸子写得通了神。他可不服，正琢磨着找你‘讨教’呢。”

这话戳中了我隐秘的心思。我写那搪瓷缸，写它如何被茶垢浸得乌亮，却独独“忘了”写缸身上那行褪了色的红字——“广阔天地，大有作为”。更没提那行字下面，还有一行极浅的刻痕。

我是存心的。有些故事，得等当事人自己开口。

念头还没落，坡下石板路传来“笃、笃”的声响。老肖伯来了，怀里揣着蓝布包。走到近前，布包一层层解开，露出那个坑坑洼洼的旧缸子。

“后生家，”他开口，声音沙沙的，“我这缸子，故事可不止你写的那点儿。”

我起身沏茶。东山特产的“秀峰”，滚水一冲，茶针直立起来，在杯中浮沉。

“肖伯，”我双手把茶捧过去，“我笔拙，就等着您来给补上这一笔呢。”

老人的眼睛在热气后头亮了一下。他粗糙的手指摩挲着缸身，在某一处停住。

“1974年……林月刻的。”他啜了口茶，目光悠悠的，“那时节，她教我采茶。城里来的姑娘，手白白嫩嫩的，‘一芽一叶’，说得轻巧，我这粗手笨脚的，老掐不对。她就用茶树条子，轻轻打我手背，不疼，痒梭梭的。”他脸上漾开一点极淡的笑纹，“这字，是她返城前，拿铁钉子一下一下錾的。她说，‘老肖，往后见字如面，就当我还在这东山头。’”

屋里静极了。只有茶香无声流淌。

“她去年回来过。”老人又说，声音更软，“拿着你那篇文章，满山找当年那片老茶林。找着了，树都老高了，她抱着树干，哭得像个女娃儿……说没想到，这么多年，还有人记着。”

我望向窗外。雾不知何时散了些，露出层层叠叠的茶山。

突然，有采茶女的歌声被山风送过来，清亮亮的，调子竟和老人哼过的那支知青歌有几分相似。

那一刻我忽然懂了，为什么高山有好茶，却总是醒得晚。

这里的春天来得迟疑。当山下油菜花已染黄河谷，当省城玉兰开得不管不顾，东山高处的茶株依旧在料峭中沉默着。它们紧紧收拢芽芯，像攥着不肯示人的秘密。

是冷。太高了，离天越近，离暄暖的春气便越远。寒雾终年不散，阳光成了最珍贵的恩赏。夜晚则是无声的征伐——骤降的气温凝成霜刃，让一切萌动都重新蛰伏。

茶树学会了等待。它的生长成了一帧一帧的延迟画面。细胞分裂得矜持，养分输送得从容，仿佛要把每一缕从岩土里汲取的精华，都思索再三，才肯交付给一枚新芽。

时光在这里被拉得很长，长得足以让山泉的凛冽、岩石的矿魄、野花的幽馥，都渗入纤维深处。

直到山下的春意几乎阑珊，高处的寒气才被内部孕育出的暖意逼退。那时，芽尖才终于松动，探出它鹅黄的、茸茸的触角——它来得这样迟，却将一整个漫长春季的期待与风霜，都浓缩成了掌心一抔沉甸甸的浓香。

日头爬高，把茶园晒成湿润的绿锦缎。一阵摩托声停在篱笆外。

是山下“云栖民宿”的赵老板，三十出头，皮肤黝黑，一笑露出虎牙。他捧出两罐新茶，罐子上八字银光闪闪——“东山秀峰，香闻天下”。底下小字：余光中题。

“陈老师，还得请您帮个忙。”他把茶罐往桌上一放，“给咱这茶也写句响亮话？就像您给滑雪场写的那句……‘南方的雪，落在东山的梦里’，可太有味了！”

我旋开茶罐盖，“啵”一声轻响，兰花香猛地窜出。

“话好说。”我把茶罐掂了掂，“可要我写，我得把你家后院那棵‘茶祖宗’写进去——当年知青手植的第一棵，听说每年还能出两斤头春茶？”

赵老板眼睛一亮：“真的！陈老师您连这个都知道？那棵树，可是我们整片山头的魂呐！我爷爷当年是茶场场长，他说那批知青里，有个戴眼镜的男生，育苗时把眼镜掉进粪坑，摸上来洗洗又戴上，说‘不能耽误茶苗见光’……”他说着笑起来，笑着笑着，眼圈有点红。

晨雾在他身后渐散。漫山的绿铺展到视线尽头。

“成！就这么说定了！往后你来，住我那儿，茶水管够！”他递来一整条烟，“我让我娘给你蒸肖米，萝卜丝馅的，你肯定没吃过那么细的！”

午后去看那棵“茶祖宗”。树在民宿后院的山坡上，树干需一人合抱，树皮皴裂如老人手背，枝桠虬曲向天，系满了褪色的红布条。赵老板抚着树皮，轻声说：“我爹……也是那会儿留下来的。跟知青们一块儿开荒。他说第一年，血泡磨破了，就抹点茶汁，凉丝丝的，能止痛。”他顿了顿，“后来知青返城，我爹留了下来。他说，茶树认地，人也是。”

不远处，新建的“仁和”茶厂传来机器轰鸣。可透过玻璃窗，能看见老师傅杀青的手法：一抖、一扬、一闷，手势沉稳，与他三十年前在集体茶厂的父亲，如出一辙。

傍晚，我独自往风箱坡去。夕阳把山的影子拉得很长，浓黑地铺在草地上。张婆婆又坐在青石纪念碑前，就着最后的天光纳鞋底。

她是英烈贺锦斋的远亲，守这碑，守了五十年。从青丝到白发。

“又来听古啦？”她抬头，笑得慈和，皱纹里盛着余晖。

我赶紧坐下，掏出本子和笔。

“今天天光好，给你讲全乎了。”她手里的针线没停，声音平缓，“1928年，也是秋天。锦斋在泥沙镇写了最后一封信回家，信上说：‘母亲大人膝下：儿在外一切安好，勿念。惟革命未成，不敢言归。弟年幼，代我在高堂前尽孝……’”

她穿针，引线，动作稳得没有一丝颤动。

“可他自己呢？”她抬头望了一眼碑文，“‘黑夜茫茫风雨狂，跟着堂兄贺龙常赴疆场。流血身死何所惧，刀剑丛中斩豺狼’……这是他自己写的诗。天快亮时，为了护着主力走脱，他带着警卫排在丝茅岭顶住追兵，子弹打光了，就用石头砸。最后一颗子弹，就在那儿——”她指了指碑座上一个浅浅的凹痕，“穿过了胸膛。”

她顿了顿，把针在白发里擦了擦。

“才二十七岁。就埋在这坡上，面朝东方，他说要看太阳升起。”麻绳又嗤嗤响起来，“老辈人说，那年的血，渗得深，后来长出的野茶，味道都格外苦些，也格外香些。采回来制了，喝到嘴里，先苦后甘，像他这个人。”

碑文在夕照里泛着温润的光，像被无数个黄昏反复摩挲过。我伸出手，指尖触到石座的刹那，一股沁人的凉意顺着指腹漫上来——那是石头在阴影里蓄了一整天的寒。苔藓在石缝间茸茸地生长，柔软得像初生婴孩的胎发，又潮湿得像永远擦不干的泪痕。

我的手指停在“贺锦斋”三个字上。这个上马能持枪、下马可赋诗的人，这个指挥过千军万马、却把最后一封信写给母亲的人，此刻只剩下青石上几道深深的刻痕。夕阳斜斜地照过来，给每一个笔画都镀上金边，仿佛那些字随时会从石头里醒过来，重新变得滚烫。

喉咙忽然哽住了。有什么东西在胸腔里翻涌，撞得心口发疼。我慌忙抬手去擦，手背上却已是一片湿凉——原来泪水早已自己寻了路，悄无声息地爬了满脸。没有啜泣，没有呜咽，只是眼泪不停地流，像山泉找到了裂隙，止不住地往外涌。

我忽然明白了。手里这杯喝了半辈子的东山茶，那先苦后甘的滋味，那咽下时喉头微微的紧、而后缓缓化开的润——原来都不是偶然。苦，是那年秋天浸透这片泥土的血；甘，是一个二十七岁的青年笑着赴死后，留给这山这人永不消散的魂。这茶里熬着的，是整整一代人的青春与决绝啊。

风从坡下吹来，拂过碑身的苔藓，沙沙的，像谁在轻轻翻阅一本很旧很旧的书。夕阳又沉下去一分，把我和碑的影子拉得老长，在草地上交叠成一片深深的墨色。那墨色里，有茶的苦，有血的烫，有一个写作者终于触摸到根源时，那混合着羞愧与感激的震颤。

回到小屋，夜色已浓。老陈等在门口，怀里抱个粗陶坛子，封口的泥巴上印着小小的鹿头。

“给你的。”他不由分说塞过来，“邮局的老王都跟我说了，你那些稿费单子，薄得像树叶。别蒙我，写文章要是能发财，你早住上小洋楼了。”

坛身温温的。我抱紧了，不知该说什么。他不知道，我那篇《鹿鸣山涧》的结尾写着：“所谓妙笔生花，不过是偷来乡亲们的韶光，兑上墨，写给外人看的一场梦。”

山里的夜，静得能听见萤火虫振翅的微响。我坐在灯下，重新铺开纸。墨是新磨的，墨香混着茶香，在空气里纠缠。

门轴“吱呀”轻响。茶婶端着小瓷碗进来，碗底画着稚气的梅花鹿。

“葛粉羹，趁热吃。”她放下碗，瞥见我纸上的字——“血色茶香”。“又写贺师长？”

“嗯。”我拿起调羹，“这回，不‘吹牛’了。就写真的。写他，写知青，写老陈的鹿，写东山头的雨和晴，写那些留在这片土地上、再也走不了的人和事。”

茶婶笑了，眼角的纹路堆叠如老茶树的树皮。“傻话。”她轻轻拍我的手背，“把这些记下来，咋能叫吹牛？你这是……给咱东山头的魂，描样子呢。魂有了样子，往后的人才知道，这山为什么是绿的，这茶为什么是香的，这日子为什么先苦后甜。”

她带上门走了。脚步声渐远，融进虫鸣里。

夜更深。砚中的墨映着灯光，幽深如潭。望进去，仿佛能看见自己的倒影——四十年前挤在返城卡车上的青年，三十年前伏在小书桌前写第一个短篇的作者，去年决定回到东山的自己。三个影子重叠，摇晃，终于融成一片浓得化不开的黑。

窗外，“茶祖宗”的剪影在微风里摇动，新叶沙沙作响。偶尔有茶毫被吹落，粘在窗玻璃上，在月光下泛着银白的绒毛，像一场永远不会积厚的、温柔的雪。

我提起笔。笔尖悬在纸的上方，凝神，静气，许久，轻轻落下。

第一点墨，洇成了东山峰清晨的雾色。

原来，那些藏在字里行间的灵光，从来不是我的。是这片土地，借着我的笔，在说话。

所谓笔墨，不过是让这土地上生生不息的故事，借一张纸、几行字，活得更久一些。像那棵老茶树，根深扎在岩土里，吮吸着先烈血沃的养分、知青汗浸的苦涩、农人手掌的温度；叶，却舒展在每一个被茶香触动过的心田上，在都市的茶杯里重新活过来，告诉喝它的人：世间有一种滋味，需要慢慢等，需要深深扎，需要把所有的风霜都咽下，才能换来喉头那一缕回甘。

笔尖沙沙，走个不停。

窗外的天色，由浓黑转为深青，又渐渐透出蟹壳般的淡白。雾，再一次从山谷底部升起，漫过竹篱笆，漫过茶垄，漫过鹿场的栅栏，漫上我的窗台。

而我知道，当太阳升起，周婶的腊肉粉香会再次推开这扇门，老陈的饲料桶会再次吱呀响起，采茶女的歌声会再次漫过山梁。这片土地上的生活，从来不需要谁的书写才存在——它本身，就是最磅礴的文章。

我所能做的，不过是做一个忠实的记录者。

忽然想起那支派克笔还躺在桌上。我拿起它，在稿纸边缘轻轻画下一道——0.5毫米的线条，精确，冷静，与宣纸上洇开的墨迹形成鲜明对比。但这一次，我不再觉得它格格不入。

城市与山林，精确与氤氲，理性与诗意，从来不是对立。它们都是这枝笔曾走过的路，是同一个灵魂的两面。正如东山的茶，既需要岩土的冷硬，也需要雾气的柔软；既需要漫长的等待，也需要滚烫的唤醒。

我放下派克笔，重新握起毛笔。

墨在纸上泅开，如雾漫过东山，如血渗入土壤，如时光本身，无声无息，却改变着一切。

而故事，从来不会结束——它只是换了一种方式，继续生长。

就像那些茶芽，年复一年，在最高的山巅，在最冷的晨雾里，探出头来。它们来得那样迟，却因此，将整个春天的期待，都浓缩成了一整个季节的等待最终绽开的、最醇厚的香。

笔尖不停。

雾，还在漫上来。

（完）

2018.6于山峰木屋南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