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输液吊瓶上贴着”肝癌”二字,他又对护士发了脾气。
他一直认为自己肝部只是小结节,医院小题大做。便动不动向医护人员发脾气,搞得气氛很紧张。
他是我的前同事,生病住院以来都是妻子在护理,这个下午,妻子单位有事,打电话让我来帮陪半天。
毕竟才五十岁,人生正值盛年,就得了这种病,任谁心理上都接受不了。
护士默默地用贴纸盖住吊瓶字迹。转身拉开窗帘,窗外有朵白玉兰,白得晃眼。
直到我握住他枯瘦的手腕,他指节才慢慢松开紧攥的床单,目光从天花板上落下来。
“你坐床上吧,靠着床头舒服。”
他把身体往里挪了挪,给我腾出一小块地方。
“又回到我俩的同居时代。”
我坐上床的一句玩笑话,打破了沉闷的气氛,也开启了我俩的共同记忆。
刚来上海。我俩在一个厂里上班,都是单身,便成了最要好的朋友。他在外面租的一居室,沙发拉开可以睡人,就叫我和他一起住。
“你那时做的饭真难吃!”同事撇撇嘴。
“我掌勺,只能这个味。”我笑笑,“城里人,真难伺候!”
说起出身,同事来了精神,讲起了他的学生时代。
他那时能学能玩,常组织一帮同学出去野游。“只有我敢蹦极,从悬崖上往下跳,真刺激。你嫂子就是这么被我征服的。”
他讲起蹦极时手臂挥向空中,银色输液管跟着晃动,让我想起蹦极时拴在他身上的绳索。
同事生在呼市,家庭优越,九零年的大学生,毕业分配进国营大厂,娶高中校花做老婆。九十年代末趁改革开放的东风,一个人辞职去了深圳,二千年初又来到了上海。
“刚来上海时,浦东除了陆家嘴,其它地方还是农田。”同事讲得起劲,忍不住咳嗽起来。
我忙下床倒杯水递过去。他在上海的经历我全知道,就接过话题帮他说。
“一进厂就是技术科长,全厂技术都掌握在你手里,你那时牛得不行,走路都横着走。”
“我工资全厂最高,老板请客都带着我作陪。”
他抢过话说得很得意,他有自豪的资本。
“那时真年轻!记得不,徐家汇那次,一小伙欺负外地老头,咱俩打抱不平,吓得小伙落荒而逃。”我做着手势夸张地描述,这辈子我俩唯一的一次英雄行为。
“哈哈!”同事一口水喷了出来,溅到我脸上。
我俩在床上抱着被褥抖缩成一团,笑出了眼泪。推门进来的护士惊得睁大了眼睛。
缓了好一会,又重新聊起来。
“做了十几年技术,又跳槽改行去搞管理,陈工变成陈厂长。”我说,“看把你能得能上天。”
“我想尝试不同的领域。”同事继续说,“鸟巢体育馆一部分灯具就是我厂做的,奥运会要开幕,下的死命令,我调整管理模式,按时完成任务,还得到上面表彰。”
这是够他炫耀一生的辉煌事件,我一脸的崇拜,虔诚地继续听他讲述。
“我跳槽,是看不上老板。素质太低,给再多钱也不伺候。”他说话时下巴微微扬起,这个姿势我见过二十年了。
我点头,他没有吹牛,这么多年,他一直恃才傲物,虽身在职场,却从不为五斗米折腰,活得任性而洒脱。
他后来享受到上海人才引进政策,老婆女儿带来转成上海户口,买房买车在这里安了家。
再后来,女儿考上了名牌大学。
“人生能有的你全有了。”我说。
“是呀!深圳、上海,盛世年华,我见的见了,该经历的也经历了。”
“有很多人比不上你!”
他点点头:“嗯,是够精彩了!”
……
那个下午,我俩靠在床头,脚对脚,面对面,回忆着我们的过往。阳光斜照进窗户,在他身上镀了一层金光。
五十年的岁月,压缩在半天里,我陪着他,幸福而满足地,重走了一遍属于他人生的高光时刻,放大了他生命中的闪光点。
我俩哈哈大笑,肆无忌惮,笑声在病房里回荡。
靠窗的大爷停止了呻吟,恢复了平静,帘子后一个女子时不时探出头来,紧锁的眉头也舒展开来。
“人这一辈子,凭你再能折腾,最后能放上台面讲的也就那么几件事,不惊天不动地,半天时间就讲完了。”
“我来上海打工三十年了,都讲不了半天!”靠窗的大爷突然插话了。
“我也用不了半天!”我接话。
“哈哈!”我们都笑出了眼泪。
看他已经很累了,我便下床安顿他躺平休息一会。
“我们也算是在风口浪尖上拼了一回吧?”同事躺下时突然问。
“多少弄出点水花。”我说。
“赶上起潮了!”
他说完闭上眼睛,过了一会,嘴里又缓缓地吐出两个字:“值了!”手掌慢慢地舒展开来。
门外传来了推车轱辘声,外滩的钟声缓缓撞响,一下,二下……
窗外那朵白玉兰应声而落。
天色渐渐暗了下来,他在枕头上沉沉地睡着了,很舒坦,嘴角上翘着。
我掖好被子,站在床边长久地凝视着他的模样,直到泪眼模糊,才轻轻带上门走了。
街上霓虹灯闪亮,行人匆匆。
不久,同事悄无声息地走了,长眠于这片热土之中。
在往后的日子里,我会时不时看见他的影子,在地铁早高峰的人流中,在设计师浮肿的眼袋里,在工人疲惫的步伐中。
每当在电视里看到鸟巢的灯光秀,我就愈发想念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