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的腿

母亲拖着那双磨薄了底的凉鞋，跺跺左脚，像在试探什么不属于自己的东西。那只脚落地时有些飘，像秋千荡到最高处那一瞬的迟疑。她扶着褪色的沙发扶手，慢慢地站起来，佝偻的腰身像一张被岁月拉满又松垮下去的弓。她没看我，只望着窗外那棵老紫荆花树，树影在她混浊的眸子里摇晃。“麻了，”她说，声音轻得像叹息，“这条腿，像是借来的。”

这话，是前几日我儿子埋怨外婆走路慢、不肯替他背书包时，嚷出来的。孩子撅着嘴，书包带子从他稚嫩的肩头滑落，坠在地上，“砰”一声闷响，砸得我心里一颤。我厉声责备孩子不懂事，话出口，自己先愣住了。这些年，我何曾真正留意过母亲那双腿？只当是人老了，迟慢罢了。直到母亲那句“麻了”，才像一根冰冷的针，猝然刺破包裹着记忆的厚茧。

记忆的潮，骤然漫上来。

也是这样一个寻常的午后，父亲躺在那张冰冷的病床上，再没起来。他是村里的“官”，管着些芝麻绿豆的事，家里那时总是那么热闹。夜里，昏黄的灯泡下人影绰绰，茶杯磕碰的脆响，夹杂着父亲爽朗的笑，将小小的天井塞得满满当当，仿佛那暖烘烘的气息永远不会散去。父亲一走，那些人，连同那些声音，便像退潮般，“哗”地一下，撤得干干净净，狼藉是我们的。天井里空得能听见灰尘落地的声音。母亲坐在那张父亲常坐的、磨得油亮的竹椅上，背对着门，一动不动。她的背影，第一次在我眼里，缩得那么那么的小。

热闹是别人的。生计，成了横在我们面前一道冰冷的鸿沟。母亲没什么文化，也没什么话，只是天不亮就起身。我那时贪睡，总在凌晨最沉的黑夜里，被门外极轻的窸窣声扰醒。从门缝望出去，是母亲在穿那双沉重的雨靴。她弯着腰，手撑着膝盖，很费力地将脚塞进去，再直起身，拿起倚在墙边的大竹扫帚。门“吱”一声开了，“乒乓”一声又关上，她单薄的身影被吞进那尚未苏醒的黑暗里。她要去扫那条长长的冷冷的街。很多个清晨，我悄悄躲着，听着她的脚步声——起先是清晰的，一步步压在冷硬的路面上，渐渐地，那声音便拖沓起来，掺进了砂纸摩擦般的阻涩，最后，消失在街的尽头，只剩下风穿过枯枝的呜咽。

那条街，上高中时，我每天走两遍。路面坑洼，偶有碎石，凌晨时分浮着一层湿冷的露气。我想象母亲的扫帚划过地面，该是怎样吃力的“沙沙”声；她停下来，捶一捶后腰，跺一跺那双渐渐失了知觉的脚。她扫去的，不仅是落叶与尘埃，仿佛还有我们一夜的惊惶，与白天的疲惫。扫完街，她回家匆匆扒几口昨夜的粥，又赶去做家政，傍晚再去工厂的食堂帮工。她像一只被无形鞭子抽打的陀螺，在一日复一日的旋转里，损耗着自己。营养是谈不上的，她总是把碗里零星的肉末拨到我和弟弟碗中，说自己“不爱吃”。她的身子，便在这日夜颠倒与清汤寡水里，一日日瘦削下去，像深秋枝头那片随时飘落的叶。只有那双腿，因为无尽的站立与行走，透出些虚浮的肿。

有一晚，她洗脚，昏黄的灯光下，那双脚让我骇住了。脚踝处肿得发亮，皮肤被撑得近乎透明，下面蜿蜒着青紫色的筋，像地图上痛苦扭曲的河流。脚底，是层层叠叠的、黄硬的老茧。她见我盯着看，慌忙将脚缩进水里，水花溅湿了地面。“看啥，”她低声说，“干活的人，脚都这样。”

后来，我高考填志愿，只盯着地图上那些边远的地方，看哪里学费便宜，哪里可有勤工俭学的机会。班主任拿着我的志愿表，连连叹息。我没说话，眼前晃动的，是母亲凌晨出门时那沉重的背影，是她那双肿得发亮的脚踝。我想快些长大，长成一棵树，哪怕羸弱，也能为她挡一挡风雨，让爸爸安心。

大学时，幸得同学引着做兼职，日子竟比想象中宽裕些。打电话回家，总说“钱够用，别惦记”。母亲在那头，声音里便透出一点实实在在的欢喜，反复叮嘱“吃好点，别省”。我以为，生活的巨石，终于被我们撬开了一丝缝隙。可弟弟的来信，却像一盆冰水。他说，母亲依旧在天未亮时出门，扫帚声仍是巷子里最早的响动；她只是不再念叨钱不够，却把钱都密密收好，说“给弟弟攒着，他以后用钱的地方多”。

再后来，我毕业，工作，家里的日子一天比一天好。弟弟也上了高中，个头比我高，心思却野了。他迷上了那些亮闪闪的名牌，运动鞋要带钩的，T恤要有标记的。母亲劝，他不耐烦地搪塞，直到有一次，母亲藏在枕头底下、用信封装好的一卷零钞不见了。那是她攒了许久，准备交弟弟学费的。母亲急了，追了出去。那是我永远不愿细想，却又在脑海里定格了的一幕：湿滑的巷子，弟弟头也不回奔跑的背影，母亲踉跄地追着，呼喊声破碎在风里。她重重地摔了下去，倒在污浊的泥水洼中，半晌没能起来。

那一跤，像摔碎了什么本就脆弱的支撑。她在床上躺了许久，左腿从此便不太利索，总说“木木的”。我每日搀着她，去邻村一个赤脚医生那里敷药。医生用的是一种气味刺鼻的褐色药膏，说是活血化瘀。母亲坐在窄小的凳子上，褪下裤腿，露出那一大块青黑僵硬的淤伤。药膏敷上去，她瘦削的肩胛骨猛地一颤，牙关紧咬，却从不出声。屋子里弥漫着草药苦涩的气息，混杂着陈旧木头与灰尘的味道，臭臭的。我站在一旁，看着母亲花白的头发汗湿了贴在额角，看着她背上嶙峋的骨头，像沉默的山峦。那时我便想，母亲这双腿，驮着我们这个家，走了太多不该走的路，承受了太多生命不该承受的重。那些凌晨街头的寒气，长年累月的站立，营养的消耗，还有那狠狠的一摔……病根，或许早就埋下，只是被她的坚韧，和我们粗心的“以为”，遮掩得严严实实。

“别愣着，”母亲的声音将我从潮水般的记忆里拉回。她跺跺腿，扶着椅子慢慢直起，接着又锤了锤腿，才站直，她收拾好了碗筷，捧在手里，又要往厨房去。我猛地起身，几乎是抢上前，从她手里接过那一叠温热的碗碟。“我来。”我说，声音有些哽咽。

她松了手，没再坚持，只静静站着，看我忙活。窗外，紫荆花树叶子被午后的风吹得哗哗响，筛落晃动的光斑，落在她身上，明明灭灭。我背对着她，眼眶热得发胀。这些年，我忙于构筑自己的小家，忙于在职场奔波，像一只风筝，以为线头还牢牢系在老房子，却不知何时，线已起毛，那牵线的手早已乏力颤抖。

从那天起，我执意带她求医。我们穿梭于城市大大小小的医院，从西医的神经内科，看到中医的针灸推拿。照过片，做过核磁，答案总是含糊，说是腰椎的旧患，神经的压迫，衰老的必然。母亲总是很配合，安静地坐在诊室外的长椅上等待，手里攥着病历本。只有在医生询问病史时，她会低声说：“年轻时……累的。”

后来，终于寻到一位老中医，话语不多，指节粗大的手在母亲腿上几处穴位按下去，母亲“嘶”地吸了口凉气。“这里……有感觉？”老中医问。母亲点头，眼里竟有些孩子般的亮光。“本已古稀，经络淤塞，气血不到，就像河道久旱，”老中医缓缓道，“治起来慢，要有耐心。”

于是，每周三次，我陪母亲去针灸。细长的银针捻入她小腿、脚踝的穴位，她闭着眼，眉头微蹙。艾灸时，艾绒燃烧的温热气息氤氲开来，混合着诊室特有的草药香。我坐在她身旁，握着她枯瘦的手。时光仿佛倒流，只是角色互换，我成了那个守护者。有时，她会迷迷糊糊睡着，发出极轻的鼾声。我便一动不动，任她的手心在我掌心慢慢回暖。那一刻，诊室的嘈杂远去，我只听见她平稳的呼吸，像潮汐，来回拍打我的心。

治疗是漫长的，效果却如春雨，悄然而至。起初是母亲说，稍微有麻痹感，接着麻痹感越来越重。后来，她走路时，那只左脚落地渐渐有了实感，不再像之前一样踩棉花。再后来，一个周末的清晨，我去到母亲家，看见母亲在阳台给那几盆青菜浇水。她没扶任何东西，微微弯着腰，左脚很自然地支撑着身体。阳光透过玻璃，给她周身镀上一层毛茸茸的金边。她听见动静，回过头，对我笑了笑。那个笑容里，有种久违的、松快的意味。

昨天傍晚，我去接放学的孩子。校门口熙熙攘攘，孩子们像雀儿般涌出来。儿子看见我，飞奔过来，书包在他背后一跳一跳。忽然，他停下脚步，望向不远处。我顺着他的目光看去，是一位头发花白、步履蹒跚的老奶奶，正颤巍巍地去捡孙子不小心滚落的玩具。儿子回过头，什么也没说，只是默默地将自己肩头滑落一半的书包带子，往上拉了拉，拉得紧紧的，然后伸出小手，握住了我的手。

掌心传来孩子温热的、坚定的力量。我抬头，天际正燃着绚烂的晚霞，金红的光芒流淌过城市的轮廓。我知道，母亲此刻或许正在家中慢慢踱步，感受着左脚重新属于她的、踏实的地面。那条一度麻木、几乎被遗忘的腿，连同它所承载的所有沉重岁月，正在一点点地苏醒。

爱，或许就是看见那看不见的沉重，并俯下身，成为大地。让那曾奔波至麻木的步履，重新感知生命的坚实与温度。晚风拂过，带着桂花的甜香，我握紧儿子的手，走向霞光深处，走向母亲等我们回去的那盏灯。路还长，但每一步，都将踩在爱与记忆交织的、柔软而坚实的大地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