静静的十五里河

十五里河从大蜀山余脉慢慢走来，流过村庄，流过田野。也流过了我整个少年时代。一九八三年，我从大陈小学毕业，考进合肥市第五十一中学。那时能考上这所中学的，一个班寥寥无几。一个农村孩子能够走进这所学校，高兴得如同进入高等学府。五十一中只是当地一所普通中学，可对我们来说，不亚于一次阶层的跨越。

学校远离市区，交通不便，信息也相对闭塞。清晰地记得，同学们大多都来自本乡各村，大家一起在校园晨读，一道遐想。学校斜对面有一家邮局，常年可订阅和销售书刊杂志，《语文报》、《中学生》、《辽宁青年》、《作文通讯》……各类花样纷繁的杂志，对我们有着极强的吸引力，那时的邮局成了我们了解世界的窗口。学校还组织我们观看了电影《红衣少女》，事后还写了观影心得。电影女主角安然，穿一袭红色连衣裙，她身上的真诚和善良，无疑成了那个时代中学生的偶像。

初中三年，学习节奏与小学完全不同。父亲怕我跟不上，初二时让我留了一级。我不乐意——“留级生”三个字像一根刺扎在心里。但在父亲的一再说服下，我还是答应了。

最头疼的是英语。三年里换了将近十个老师。第一个丁老师，原先在家种田，初中毕业，是个英语爱好者。教了两个月就不来了——代课工资太低，养不了家，又回去种田了。第二个黄老师，高中毕业，一边在本校复读一边教我们。我们晨读，他也晨读；我们练习，他在查阅资料。他很刻苦，但方法生硬，大家都不太喜欢。第三个是陆老师，水平高，像邻家大哥，没有距离感。在他的指导下，英语慢慢有了起色。可惜他考上研究生就走了。后面换的几个，都是其他科老师兼职，不是英语专业。我们几乎在自学，除了课本一无所有，陷入了求助无门的尴尬境地。

我幸亏留了一级，遇到一位终身难忘的陶老师。她平易、亲和，从不急躁，一道题能讲好几遍。在她的补缺补差下，我的英语成绩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凭着这门课的优异，我考上了本校的高中部。

那个年代，汪国真的诗歌也曾一度风靡校园内外：“我不知道是否能够成功，既然你选择了远方，便只顾风雨兼程……”他的诗歌犹如炎炎夏日的甘露，滋润着我们干渴的心田。庞中华秀美的钢笔字，同样被我们所追捧。大家读诗练字，知识之光，照亮生命的每个角落。

高中三年，是难忘的三年。高一时物理成绩突出，几乎每次考试都在全校前三。我铁了心要学理科，可化学老师不合适，基础一塌糊涂。权衡再三，高二分科时改学了文科。

从那时起，我爱上了阅读。名人传记、古诗词、小说、现代诗歌，什么都看。每天晚上坚持练字，作业做完，总要写上两三个小时的毛笔字，十二点前没睡过觉。我幻想过当书法家，可对书法理论一窍不通。书法与阅读耗去太多时间，除了语文，其他科目都亮起了红灯。会考时门门贴着红线。那是人生第一次感到天要塌下来。

母校——合肥市第五十一中学，位于原合肥市远郊义城镇，是一所地道的乡村中学。没有寄宿，学生都走读。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学校食堂只对教职工开放，对学生仅提供免费蒸饭服务。每天晚上，母亲们借着昏暗的煤油灯光，为我们准备次日的午餐。掉了漆的旧搪瓷缸盛满米饭，米饭底下通常压着几块腊肉或咸鸭；蒸熟的手工馒头装进破瘪的铝制饭盒，再配上一瓶农家酸菜。母亲把它们放进网兜，系在书包带上，用力拉了又拉，方才安心。每一口饭菜里，都融进了妈妈的爱。

“叮铃铃——”放学铃响了，校园沸腾起来。同学们背起书包，挤向校门口。雨雪天，留校的同学饿得慌，人人像离弦之箭，百米冲刺般跑向食堂。

“开饭喽！”师傅们抬起层层叠叠的方形蒸笼。白雾裹着饭菜香，溢满了冬日的大厅。青春的身影，来来回回，穿梭不停，嬉笑声、追逐声、饭盒与搪瓷缸的碰撞声交织在一起，成了那些年最鲜活的注脚。

食堂没有就餐桌椅。性急的同学捧着午饭，匆匆迈向走廊，挤进犄角旮旯，或蹲或站，头也不抬地狼吞虎咽。矜持的同学拎着饭盒走进教室，三五成群围坐，说说笑笑中打开饭盒，彼此交换家乡菜。

后来，食堂终于向学生开放了。那个独一无二的学生窗口，从第一天起就人满为患。“一票难求”，诉说着那个时代的饥饿。

在那个年代，我们通过广播了解外面的世界。中央电台的《长篇小说连播》是我们最爱的栏目。路遥的《平凡的世界》由李野默播讲。他嗓音极富磁性，小说里的主人公孙少安、孙少平，在苦难中坚持梦想的勇气，深深激励过迷茫的我们。《今晚八点半》是另一档我们喜爱的栏目。暮色四合，华灯初上。栏目主持人方明、雅坤清脆的嗓音，直抵心扉，陪伴我走过无数个挑灯苦读的夜晚。

凌老师是一位从上海下放到合肥的知青。他教学灵活，富有趣味。青春期，我们的身体在急剧变化，心理也在走向成熟。凌老师以坦诚幽默的方式，为我们上了一堂终身难忘的青春期教育课。他还说，上海与安徽的教育存在差距：上海的学生常去图书馆借书，而安徽学生做不到。课堂上，他列举了什么是“读死书”、什么是“死读书”、什么是“读书死”。他的教诲，如一股清流，滋润着我们的心田。与汝相遇，吾之幸也。

在凌老师鼓励下，每逢周日，我们就挤进入城公交，去合肥四牌楼的老新华书店。遇见喜欢的书，即便买不起，我也会俯下身，打开它，闻一闻那沁人的书香。阅读，让梦想长出了翅膀。我们读过的书，就像吃过的饭，随着时间的推移，可能都已经记不得了，可以肯定的是，它们中的一部分已经长成了我们的骨肉，变成了我们的气质和修养。

前几天，我在十五里河边遇到一位彭老师。他没教过我，我们只在校园里偶遇过。他说自己是肥西一中毕业的，后来招工进入我们的母校——合肥市五十一中的前身，肥西县合巢中学。那时学校建在巢湖岸边的义城周坎村，校舍简陋，老师大多是下放知青。有几位从上海来的知青特别活跃，像一股清流注入这所乡村中学。后来撤区并乡，学校划归合肥市郊区属地，合肥市郊区教育局由于财政吃紧，无力承担新校舍搬迁建设，最后，母校只能由合肥市教育局直接管理，知青们也纷纷返城。彭老师说到这里，眼里流露出对知青的认可，以及对往昔时光的不舍。风从河面吹来，芦苇沙沙作响，我沉默了很久。

我终于明白了，为什么母校的师资如此缺乏。如果没有那些知识青年的注入，局面更不堪想象。我们是不幸中的幸运者——靠自己的努力考上了这所中学，也遇到了一群有志青年在这里发光发热。英语遇不到好老师，那是时代留给我们的遗憾。高中毕业典礼上，有一位老师发言说：“同学们，你们就像一颗颗种子，将在义城这块土地上生根发芽，生生不息。”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十八九岁的我们，心早已飞向改革开放的最前沿，哪里听得懂老师的话？现在回头想，他的话是中肯的。我们中的大多数同学，真的没有走出这块土地，一直在这里默默耕耘着，努力着……

如今，我喜欢在傍晚的十五里河边走一走。四季的河水，不疾不徐，慢慢流淌，像在翻阅一本古老的书。

老家拆迁，故园不在了；母校在时间的长河里拐了个弯，也消失了。唯有十五里河，还在静静地流淌。它是时间的见证，也是我们情感的归处。母校，在推土机的轰鸣声里，匆匆淡出了人们的视野，没有留下一片瓦砾。那位上海知青早已返沪，长眠故土，我们再不能相见。但他当年给予的“授之以渔”，我一直铭记。

十六岁的花只开一季，梦里，它们依然朵朵绽放，摇曳生姿。绿草茵茵的校园，注定要随着乡村的消失而消失；低矮的四牌楼老新华书店，已是尘封的记忆。蜿蜒向南的十五里河，日复一日，从义城流过，也从我们心头流过，只要它还在流淌，那些年的人和事，就永远没有走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