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北的大门口

　这个春天，98岁的父亲走了。我没有流下一滴泪，因为我知道，再多的伤痛，都无法表达心中的思念。可思念是一张无形的网，我不知道天堂里有没有信号——如果有，我愿遥祭：愿天堂里再也没有病痛。他虽然走了，我却一直觉得他还在，还在老宅等我回家。

人活百岁，终有一别。可有些记忆，是永远也忘不掉的。

父亲四十多岁才生养我。在我童年的记忆里，他一直是位头发稀疏花白的老人，却从没有半点溺爱。他特别关注我的身体与心理健康。父亲一直在基层一线工作，见过不少教育失败的案例，也看到过成功的典型。他对我的要求一直不高，只希望我能健康成长。我是他最小的子女，他总担心不能把我抚养长大。从小学、中学一直到后来的工作岗位，他对我都没有过高的期待，能陪伴我长大成人，就是他最大的心愿。但他对我说的每一句话，我都记在心里。印象最深的一句是：“如果一个人背后说你好，那你在家休息，别人也在替你工作，这不就是事半功倍吗？”善良的父亲，处处为善，事事替别人着想，在乡里乡亲中口碑极好。

记忆再往回走，是五十年前那个夏天。那时我大约七八岁，爸爸带着我去他工作的晓星集。我是农村长大的孩子，从没在集市上逗留过，更没见过电视。晚饭后，我牵着爸爸的衣角，斜穿过坑洼不平的街心，去晓星供销社大院看电视。记得那台电视屏幕，比手掌大不了多少，具体什么内容早忘了，可第一次看见电视里有人影在动，我既兴奋又专注。那晚，老旧电风扇吱呀吱呀慢悠悠地转个不停，凉风一阵阵扑过来，我窝在爸爸身边，睡得又沉又香。第二天清晨，睡眼朦胧之间就闻到了一股诱人的香味，爸爸买好了麻花和馒头。在农村，我见不到这样的美味，那一瞬，我觉得集市街头真好。

住了两天，因为不是星期日，爸爸陪伴我走到晓星小学操场边，忽然低声说：“真想把你送进学校教室去，课程不能耽搁呀。”他说话的声音很轻，但我依然听得很清晰。五十多年过去了，依然忘了那个夏天，忘不了那个夜晚……

其实，童年里我有一段最黯淡的时光，就是妈妈生病那阵子。那是个秋风萧瑟的午后，妈妈住进了安徽省立医院。做完手术，她的腹部还是疼，死去活来地疼，医院给她用了当时最高效的止痛药物，疼痛依然没有缓解。我是妈妈最小的娃，也是妈妈最放不下的牵挂，当时刚上小学一年级。应妈妈一再请求，逢上星期日，爸爸都会带我去医院看她。那时候的我，就是妈妈最好的止疼药。可我那时太小，什么都不懂，每次进城去看妈妈都特别高兴——一是对城市新鲜好奇，二是妈妈的病床前总是摆满了花样繁多的零食，那是亲戚们探望时带来的。我每次看到病床上的妈妈，心里又惊喜，又有点说不出的忧伤。那一段时光，大概也是爸爸最崩溃、最难熬的岁月。

父亲一生爱酒。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家里穷，东西少。父亲酒瘾犯了，就让我去代销店给他打点烧酒解馋。我们村只有几十户人家，没有代销店，得去相邻的北徐村买。路挺远的，但每次去买酒，对我来说都是一场“美差”——爸爸总会多给我几分钱买零食。记得有一次，我去乡里的义城大商店买散装酒，从家到镇上好几公里，爸爸给了我零钱，让我坐27路公交车。上车时，售票员看我年纪小，没让我买票。等我买完酒回来，又坐了同一路车。那位阿姨半开玩笑地说：“你可得把来回的车票都补上呀！”见我不说话，她轻轻摸了摸我的头，爽朗地笑了：“阿姨跟你开玩笑呢！”车一到站，我撒腿就跑，一路狂奔回到家，兴冲冲地把今天的见闻讲给爸爸听。还没等我说完，爸爸问：“你今天买的酒放哪儿了？”我一下子愣住了——光顾着高兴，酒落在车上了。

在我的记忆中，父亲一直是愁眉苦脸的，紧锁的眉头，常年都不会舒展。父亲好酒不抽烟，我不知道他在酒中找到了乐趣，还是找到了安慰。村边的夕阳，还斜挂在柳树梢，父亲就默默地坐在朝北的大门口，一张方凳子上，放着一碟花生米，或是一小碟青椒炒肉丝之类的下酒菜，外加一壶散装酒。父亲喝酒但不贪酒，我没有见过父亲酩酊大醉的样子。我们村叫朝北陈，村子里各户各家大门全部朝北，跟传统意义上的农村大门朝南完全相反。每次父亲坐在朝北的大门口，就着下酒菜，咪一口小酒，眼睛微闭，默不作声，右手指下意识地在木凳子上来回无序地敲击着，安安静静地在他的世界里畅想。这大概就是父亲的乐趣所在吧。

在我的印象中，父亲一直在外工作，平日里很少回家。母亲也估摸不准他哪一天回来。没事的时候，傍晚时分，母亲总是站在朝北的大门口，眺望着远方，隐隐地看到一个身影，她说，是父亲回来了。那个身影很模糊，在空旷的原野上移动，越来越近了，可以看到一个人的轮廓了，是父亲。身材矮小，走路的姿态却非常特别，一眼就认出是他。于是母亲就在家里张罗着给父亲准备下酒的菜。这或许就是相濡以沫最朴素的样子。

为了生计，60多岁的父亲，退休以后继续在外打零工，在乡镇企业当过会计，后来又进入金融单位做临时工。当时，也算是领导照顾他吧，因为我和姐姐们都还未成年，日常生活的开支，还是一个不小的压力来源。

那年初秋，高中毕业的我落了榜。父亲说，该读的书都给你读完了，我也老了。老父亲、老母亲一路陪着懵懂轻狂的我，走进了某银行的大门。转身告别的那一刻，我看见母亲眼里早已噙满了泪水。年少烦闷的我，张嘴就质问老泪纵横的母亲哭什么哭？无奈的母亲，只能掩面而泣。走过半生，我才明白，母亲含泪的目送，每一滴泪水，都满含着对子女远行的牵挂与不舍。她对我的放手，不是隐隐的痛，是撕心裂肺的——那年那时，我刚做完鼻中隔弯曲手术，第二天就上了班。术后感染，高烧不退，我一度在工作间卧床不起，母亲领着姐姐来探望，让姐姐帮我处理日常事务。时至今日，忆起此事，母亲还心疼不已。重温此情此景，我万般惭愧。那一年，我刚满十八岁……

啥也不懂的少年，在银行做一名临时工，扫地、干杂活，感觉一点都不体面。刚上班没几天，心里委屈，有点扛不住了，回家就跟父亲说：我不想干了。

上世纪90年代初，“公务员”这个词才刚刚冒出来，大多数人都不知道是什么意思。父亲心里清清楚楚，我干的只是最普通的杂活。他没有讲一大堆大道理，只是一个劲地哄我：“你那是公务员岗位呢。”后来我才读懂父亲的苦心。他不过是借这个听起来体面安稳的时尚之词，给年少敏感、想打退堂鼓的我，搭一个台阶，护住我的自尊。

父亲一辈子踏踏实实做事，清清白白做人。两年以后，我通过社会招考正式跨入了另一家体制内单位谋生。上班第一天，父亲没有给我送行，自此也没有来过我的单位，更没有喝过单位里面的一杯白开水。

近几年，父母的身体日渐衰弱。我的身体也一直不算好，在吃药与锻炼之间反复徘徊。可即便如此，我至少有一大半的心思都放在照顾父母身上，真的放不下他们。“因为人老了，的确可怜。”这是我曾经的一位邻居亲口对我说的。敬父母，就是敬天地，世间没有哪一种爱，能超越中国式的赡养，这份恩情，天地可鉴。然而，我真的很难，自己状态一直不佳，父母生病住院，我咬牙坚持着。怎奈父亲还是走了，就在这个春天。

父亲走了，可我一闭上眼，就仿佛看见他坐在朝北的大门口，眼睛微闭，默不作声，方凳子上放着那一碟花生米、一壶温热的散装酒，还冒着淡淡的热气。朝北的大门口终年没有阳光，时常阴凉，可它在我的心中，一直充满了无比的温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