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国的水，弄堂里的骨

南国街头的弄堂总藏着些时令：春天是蜜汁叉烧和闷骚南瓜的咸香，夏天是荷香糯米鸡和鞋底饼的清新爽滑，秋天自然是马蹄糕和糖煎麻糍的甜糯了。这些气味是有颜色的，金黄的一缕在灰蒙蒙弄堂的雨巷里格外醒目，弯弯曲曲地游过来，缠住人的鼻子，又钻进人的心里去。

每当弄堂里的雨季来临就想起戴望舒的《雨巷》——只是在我这，她的雨总是下得太快。撑着油纸伞的姑娘也走得仓促。真正弄堂巷子的雨该是慢的，慢得如丁香花一般需要呵护得格外仔细才能散发出迷人的芬芳。

雨一停，弄堂的气韵都在一片静思之中忽然醒了。门窗次第打开，“吱呀吱呀”的声音此起彼伏。小孩子跑出来了，胶鞋踩在水洼里“啪啪”地响。卖姑娘果的老婆婆又转了回来。（姑娘果是一种药食两用的水果。又称菇茑、酸浆）“姑娘果，姑娘果——”尾音扬上去，扬上去，碰到高墙又跌下来，碎成一粒粒晶莹的珠子。捡回篮子里的果子更香了。

弄堂里的灯光是要下了雨才显出真味的。只不过在我这里弄堂的光是不记年的。它只记季节——记哪一年的桂花特别香，记哪一年的雪特别厚，记哪一年的梅雨特别长。人来了又去，墙老了又新。只有这雨年年来，年年把青石板洗得发亮，把苔藓养得肥厚，把弄堂里的梦浸得透湿。然而这些都不是真正的弄堂里。真正的弄堂在每个不曾停歇的深夜雨巷里。在所有灯光熄灭之后雨巷的黑暗里。

那时，百年来的清军脚步声从青石板下浮出来——穿绣花鞋的、着木屐的、皮鞋钉了铁掌的；软语的吴音、生硬的官话、蹩脚的喘息。它们重叠在一起，变成风穿过弄堂低低的呜咽。是鸦片的甜腻、是雪花膏的香、是战火掠过的焦土、也是满园春色印在旗袍襟上的暗香。它们藏在墙缝里，藏在井沿的青苔里，藏在虎门之下某个墙角的“节马碑”里。

弄堂里的人醒了，像一条盘踞了百年的老蜈蚣，开始一节一节地蠕动。巷战是在夜里打的。枪声碎碎的，像年三十的爆竹。火光映在天上，把云烧成紫红色。这些事，如今不大听人提起。人们更愿意说荔枝木烤制的烧鹅、陈皮老姜炖牛杂的香气，曲径通幽茶馆里的鱼跃人欢。可你细看他们的眼睛，那眼睛深处总有一丝不易察觉的东西，像是湖底的沉沙。平时看不见，风浪来了才会翻腾起来。

游人多起来，笑语喧哗中各处都是穿越时空的人物造型。他们把南国的湖面都吵皱了。

我找条长椅坐下，只看水，看西湖的水。这西湖不是名气悠久的杭州西湖。它是滴落在南国地区的“惠州西湖”。

惠州西湖不像杭州西湖那样浓艳多彩。这湖是懂得留白的。山不远不近地围着，古榕的垂须是墨绿的帘，荔枝的新叶是油绿的光，湖水的倒影是碧绿的绸。水骨子里是画师。懂得“计白当黑”的道理。它能藏住一切——藏住血，藏住泪，藏住沉掉的剑和折断的旗。藏得久了就化了，化进每一道波纹里。水看着软，实则重。重的是千年兴废，百年悲欢都在里头酿着。

难怪多年前初次来到这个西湖总感觉“沉闷”。倒不是嫌风景不好，是觉出了这温柔的湖水底下沉甸甸的分量，看去淡而浓的湖光山色是坐拥不朽的灵魂与信仰的国度。风起了，带着荷叶的清气。

我起身要走，忽然听见什么地方传来歌手，幽幽的，断断续续，唱的是《渡情》。曲子老，唱的人也老，气不足，夹杂着客家方言的口音颤巍巍的也不太准。不远处的白塔灯亮起来，这塔也不是人尽皆知的“雷锋塔”。它是始建唐代的泗洲塔。

塔身立在孤山上，影子和它的本体一同浸在水里，虚实之间分不清哪个更真。金灿灿的光浮在暮色里像一朵盛开的莲花。我站住听，歌声在黄昏的风里飘。飘过湖面，飘过柳梢，飘过那些亮着灯火的窗子。那调子还在，硬铮铮的骨架还在。窗子里的人，有的在吃饭，有的在教孩子写字，有的什么也不做，只是看电视。这样浑厚久远的唱调他们大概没听见——就算听见了也未必知道唱的是什么。可这有什么要紧呢？骨头在就好了。

南国弄堂里老蜈蚣的骨不在庙堂的碑刻里，不在史书的列传里。它在清晨的第一壶早茶里。在阿婆叫孙子添衣裳的唠叨里，在女孩辫梢悄悄换上的白绒花里。它不说，它只是存在。就像西湖的水，看着软，实则托得起千年的月亮，容下万顷的愁。

夜幕低垂，眼前的水黑沉沉的，夜游的灯划过像一道浅浅的伤疤。亮一下，又暗了。伤疤总会淡的，可淡了，也还是伤疤——记得痛，才懂得温柔的分量。正如南国的行云流水把最硬的骨头藏在最软的心里。

弄堂里的巷子用山水作纸，以亭塔为笔。记录着一方水土如何将一段传奇融入日常。书写着每一位驻足在这里的人将失意的生活过成诗意的故事。这大概就是王维“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的相思与惆怅。这故事不算久远却也足够深。深到能容下一个时代的回响，也能映照每一个寻常百姓的悲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