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情温暖人生回望

亲情温暖，人生回望

2026年正月初三，立春已过。

大年初二，我回到了娘家——两河简场村。今天已是初三，阳光暖洋洋地照着，堰坪河的冰早就化了，水流得轻快。地里有农人开始拾掇，春天真的来了。

车刚停稳，就有路过的婶子笑着喊：“满儿回来啦！”

“满儿”——这是我的小名。从小，村里人都这么叫我。一声“满儿”，叫得我心里热乎乎的，仿佛一下子回到小时候，回到那个在堰坪河边奔跑、在田埂上挣工分的年月。

如今，在微信里，在抖音上，在每一个短视频平台，我又有了另一个名字——艺珍。朋友们说，这名字好听，像做艺术的人。我说是啊，我就爱艺术，也爱这方水土养育的珍贵情谊。实名是程定珍，定是定格的定，珍是珍贵的珍——这一生，定格在心里的，都是最珍贵的人和事。

从“满儿”到“艺珍”，从田间地头到手机屏幕，名字变了，根没变。

我站在路边望了很久。堰坪河在春日的阳光下静静流淌，河畔的乡亲们还是那样亲切。我忘不了这里的一草一木，忘不了我的哥哥嫂嫂、弟弟弟媳们。每年过年，我都要回来。

以前父母在时，逢年过节我都回；如今父母不在了，哥哥嫂嫂、弟弟弟媳们也都在外打工，只有过年才能团聚。所以这一年一次的春节，就成了我最盼望的日子。

站在故乡的土地上，站在又一个春天的开端里，我常常想起儿时的自己。

一

我生于1964年2月，出生在秦巴山下、堰坪河畔一个普通的农家。我生在农业大会战的年代里，记事起，耳边就是号子声、锣鼓声，大人们白天修梯田、晚上开夜工。我们姊妹七个——一个哥哥、一个弟弟、四个姐姐，我是老幺，所以小名叫“满儿”。

那是个重男轻女的年代，哥哥弟弟能上学，四个姐姐连学堂的门都没进过。我直到九岁，才得以入学。

是四姐改变了我。那时她在石泉三线电站当农民工，人长得漂亮，白里透红的脸庞，一对小酒窝笑起来真好看。村里人都说山里出了只金凤凰。可她没有文化。一次不幸被开水烫伤，想写封信都得求人代笔。烫伤好转后，她回家休养，对父亲说：“小妹怎么还没上学？我就是吃了没文化的亏，一个字都不认识，快让小妹上学吧。”后来三线竣工，有文化的都去了安康水电站，样样出色的四姐，却因为没文化被淘汰了。她嫁给了退伍军人的姐夫，姐夫因山上放炮，双腿致残。但四姐和姐夫很坚强，摆起了修自行车和补鞋的摊子。

正因为四姐的遭遇，父母动了让我上学的心思。

可那时候，家里的活儿多，劳动力少。哥哥和弟弟，他们是家里的男子汉，本该去念书。有一天，父母把哥哥弟弟叫到跟前，商量着谁上学、谁干活的事。

还没等父母开口，哥哥先说了：“让满儿上吧，我是哥哥，我在家干活。”

弟弟也跟着说：“我也是，我在家干活，让妹妹上学。”

他们就那样，自己做了决定。没有人逼他们，没有人劝他们。两个半大的男子汉，就这样把上学的机会，让给了他们的妹妹。

这件事，我一辈子都忘不了。

二

我格外珍惜这个机会。从简场小学到两河初中，再到古堰高中，一百多里路，我骑着那辆破旧的自行车，一趟一趟地往返。

那时候的路不好走，坑坑洼洼的，晴天一身灰，雨天一身泥。可我不觉得苦。车轮转着，我的心思也转着——想着黑板上的公式，想着老师讲的故事，想着放学后要帮家里干的活。

学校放假的时候，我不歇着。和几个同学约好，骑车到宁陕去，买玉米秆回来卖。五毛钱一百根，我们五分钱一根卖出去。五分钱啊，攒起来，就是下学期的报名费，就是家里的油盐钱。

天不亮出发，天黑透了才回家。十几岁的我，骑在夜路上，四周黑黢黢的，只有车轮碾过土路的声音。害怕吗？也怕。可想着怀里揣着的那几张毛票，心里又踏实了——那是自己挣来的。

我更感谢我的母亲。她生于民国十年，到供我上学时，已经不年轻了，六十多岁的老人，却还在为我的学费操劳。记忆里的母亲，身穿大襟布衣，头裹黑色丝帕，脸儿圆圆的，个子小小。村里人都说，我和母亲长相没脱壳——一个模子刻出来的。每次听到这样的话，我心里都暖暖的，觉得母亲一直在我身上活着。

母亲勤劳、善良，为了供我上学，想方设法挣钱：扎石子、割棕、打五味子、捡板栗、挖黄姜……我也跟着母亲一起干，渐渐成了个小“社员”。

忘不了那些背石头、扎石头的夜晚。天黑透了，我们还在河滩上，把石头一块一块背到岸边，按方量验收。手磨破了，肩膀压肿了，可当验收员报出方数、算出工钱的那一刻，所有的累都忘了。攥着那几张皱巴巴的票子，心里想的是：又能给自己攒一点学费了，又能给家里添点东西了。

记得四年级那年，我一年挣了四百九十四个工分。栽秧前打青肥，称斤两算工分，我能顶得上八分劳力；捡绿豆、挖地、薅草，样样都干。那时的我，常穿新衣服，成绩在班里数一数二。

夜里，等活干完了，家人都睡了，我才就着煤油灯翻开课本。灯光昏黄，跳动的火苗把影子晃在墙上。有时候太累了，眼皮直打架，字在眼前晃来晃去，我就掐一下自己的手背，让疼劲儿把自己激醒。

第二天早上起来，鼻孔里全是黑的——煤油灯熏的。对着镜子擦干净，背起书包，又是新的一天。

我就这样，一路从小学读到初中、高中。

三

一九八三年，我参加高考，仅差两分，不幸落榜。老师和同学都为我惋惜，让我再复读一年。八四年，老师让我参加预考，我被录取了——可那一年，母亲瘫痪在床了。

那段日子，我至今记得清清楚楚。白天在生产队劳动挣工分，收工后赶回家给母亲喂饭、擦洗、翻身。夜里，等母亲睡着了，我多想能坐在教室里，安安心心地听老师讲课啊。可我不能。我是母亲的“满儿”，我得照顾她。

那年，我最终还是与大学失之交臂。

后来有人问我后不后悔，我说不后悔。能陪母亲走过那段日子，是我的福气。只是偶尔会想：如果当年能走进大学校门，人生会是什么样子？

但命运关上一扇门，总会打开一扇窗。那年下半年，全县供销社招工，我被录取了；乡村民办教师，我也被录取了。思来想去，我选择了供销社，当了一名营业员。

我没有放下书本。我自学考取了《中华会计函授学校》，取得文凭后，兼任了供销社会计。后来，我又一次被西安交通大学录取——可那时已经结婚，有了家庭的责任，最终没能走进那所梦想中的大学。这成了我心底深处，一个小小的遗憾。

四

2005年，我下岗了。生活总要继续，我在池河老街开了一家服装超市，取名“钰珍商行”。

开店的那些年，日子简单得很。那时候没有电视，没有手机，店里只有一台VCD。空闲的时候，我就放碟片，学学歌，学学广场健身操。可心里那点对文艺的念想，总也放不下。

2001年的一天，店里没客人，我坐在柜台后面，忽然想写点什么。就着纸和笔，一个字一个字地写，写了一篇四千多字的小说，取名《不了情》。写完后，投给了石泉的《银屏山》，竟然发表了。

那是我的第一篇小说。手写的，四千多字，发表在县里的刊物上。现在想起来，还是觉得高兴。那时候没什么条件，可心里有光，就能照亮笔下的字。

后来，我又陆续写小品、写快板，一发不可收拾。

2000年，我加入了池河自乐社；2003年，被推选为社长，一直到现在——如今它已更名为“池河镇文化艺术协会”。

我永远忘不了和自乐社的姐妹们一起成长的日子。那时候，我们聚在一起，没有专业的老师，就自己琢磨；没有现成的剧本，就自己动手写。我们写家乡的变化，写身边的人和事——

《大姑妈夸石泉》，夸的是咱们石泉的好山好水好日子；

《幸福龙门阵》，摆的是老百姓心里的知心话；

《美丽池河六朵花》，唱的是咱们池河镇涌现出的优秀女性；

我们还创作了不少小品：

《六个婆婆夸媳妇》，演的是新时代婆媳关系的变化，婆婆们站在台上，一个一个夸自己的儿媳妇孝顺、能干、贴心。每次演这个节目，台下的观众都笑得合不拢嘴，有的还偷偷抹眼泪——她们说，演的就像自己家的事。

《蚕乡浪子回头织富路》，讲的是咱们蚕桑之乡的故事，劝人向善、勤劳致富；

《贵人放心》，更是凝聚了姐妹们的心血。

让我骄傲的是，这些作品都获得了最高奖项。每当站在领奖台上，我总觉得，那些和姐妹们一起熬夜对台词、为一个动作反复琢磨的日子，那些从田间地头搜集素材、把乡亲们的故事搬上舞台的夜晚，都值了。

社团参赛也多次获奖。一步一步，我们把池河的文化活动搞得红红火火。

2018年11月，我办起了“石泉县贝贝拉艺术培训学校”——纯舞蹈。看着孩子们跳舞、旋转、绽放，我常想起当年那个在田埂上奔跑的“满儿”。她一定想不到，有一天，自己也能给孩子们搭起一座通往艺术的桥。而那个在微信、抖音、短视频里叫“艺珍”的自己，正一步步把艺术的种子，播撒在更多孩子心里，也记录着池河的点点滴滴，让更多人看到这片土地的美好。

这些年，我的付出也得到了许多认可：被评为“安康市基层群众文化带头人”当选过“石泉县人大代表”“安康市党代表”还获得了“石泉好人”……我还加入了石泉县作家协会，成为中国作家网会员。每一份荣誉，我都珍藏在心。它们不是我个人的光环，而是我走过的每一步路的见证。

五

如今，每次回娘家，哥哥嫂嫂、弟弟弟媳们都待我特别好。他们住的不再是以前的老房子，而是公路边移民新村盖的二层楼房。室内布置一点不比城里差，家家都有存款，还常常接济我。看着他们，我心里既温暖又惭愧——我这个老幺，读了书、上了班、办了学，可到头来，还是被哥哥弟弟照顾着。

可我心里明白，我能有今天，离不开哥哥弟弟当年的成全。他们本可以去念书，本可以有另一种人生。可他们自愿留在家里，把上学的机会让给了妹妹。他们是真正的男子汉。这份情，我一辈子都记得。

站在故乡的土地上，站在又一个春天的开端里，我常常想起母亲。想起她身穿大襟布衣、头裹黑丝帕的模样，想起她脸儿圆圆、个子小小却撑起一个家的样子。想起她躺在病床上，还用眼神鼓励我；想起她不年轻时，为了供我上学，扎石子、割棕、打五味子，手上全是茧子。村里人说我和母亲长相没脱壳，每次照镜子，我都觉得母亲还在。

我也想起四姐，想起哥哥弟弟，想起那些和自乐社姐妹们一起排练的夜晚，想起那个在太阳底下挎野麻的“满儿”。

我也常常想起2001年那个安静的下午，我坐在柜台后面，手握着笔，一个字一个字地写《不了情》。那时候没有电视，没有手机，只有一台VCD，和心里一团不肯熄灭的火。

我还想起那些骑车的日子——从简场到两河，从两河到古堰，一百多里路，车轮转啊转。想起去宁陕的路上，我们把自行车停在路边，数着口袋里攒下的玉米秆钱。想起那些漆黑的夜晚，一个人骑在回家的路上，星星在天上，家在前头。想起煤油灯下，昏黄的光照着课本，第二天早上，对着镜子擦掉鼻孔里的黑灰，背起书包继续赶路。想起河滩上的石头，一块一块背到肩上，验收员报出方数时，攥着工钱的那种踏实和欢喜。

她们和他们，那些日子和那些夜晚，让我明白：人这一生，起点或许很低，路上会有遗憾，但只要不放弃，总有那么多人托着你、扶着你，一步一步，走到更远的地方。

如今，孩子们在贝贝拉的教室里跳舞，姐妹们在自乐社的舞台上欢笑，乡亲们住进了楼房，公路通到了家门口。而我，用“艺珍”这个名字，在短视频里记录着这一切——池河的四季、姐妹们的排练、孩子们的舞姿、家乡的变化。屏幕那头，是越来越多认识和不认识的朋友，他们点赞、评论、分享，和我一起见证这片土地的每一天。

可无论走多远，无论叫“满儿”还是“艺珍”，我还是那个每年过年都要回娘家的人。

2026年正月初三，立春已过。阳光落在堰坪河上，波光粼粼的，像撒了一把碎金。地里的农人开始忙活了，一年之计在于春。

哥哥嫂嫂、弟弟弟媳、侄儿侄女们围坐在一起，吃吃喝喝，说说笑笑。窗外是秦巴山，是堰坪河，是生我养我的这片土地。

而我，永远是这片土地的女儿——

满儿，艺珍，程定珍。

程定珍

写于2026年正月初三，立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