挑水

四十多年前，老家的女人结了婚，常被称为“灶火旮旯里的”，男人则被称为“挑水的”。烧火做饭是女人的事，男人负责全家的吃水。可见，挑水是个重体力活。

那是个没有自来水的年代。家家的灶台一边，放着一口水缸，有些水缸甚至传了好几代。

我们村里有一口水湾，全村的雨水收集在里面。湾崖儿的东、西、北各有一口水井，除了西边那口水井是解放后甃的，其它两口，村里人都不知甃井年代。井深大概都有五、六米，井底远远低于湾底。井水并非全是湾水过滤而来，大旱年份，湾底龟裂，井里仍能渗出水来，只是比以往咸了点。

我从记事起，就知家里的水缸旁放着两只水桶，一只铁皮的，一只木头的。木桶原本有两只，是爷爷的父亲置办的家业，爷爷从十四岁开始挑水，一直挑到三个儿子接过了扁担。分家时，爷爷把扁担给了大伯，二伯和我父亲各分得一只木桶。木桶由厚实的杉木板拼箍而成，桶口两侧对称地镶嵌着两个结实的木耳，铁质提梁的两头穿在木耳里。桶身呈上大下小的圆台形，这种设计既保证了盛水的容量，又让重心下移，挑在肩上时更加平稳不易倾洒，三道坚韧的铁箍紧紧环抱着桶身，经历了上百年的岁月和水的浸泡，仍然没有松散。尽管如此，木桶的表面还是因为常年累月的使用，留下了或大或小的磕碰凹痕。木桶灌满水后，要比铁通重许多，父亲不是不知木桶重，是舍不得再买一只铁桶。可惜的是，大伯建房时，用这只木桶往屋顶提泥，铁质提梁再也禁不起生活的重载，突然断裂，木桶坠落后砸在红砖上，三条铁箍一起崩断，桶身碎了一地，父亲心疼了好几天。我上初中时，还在东厢房见过用绳子捆在一块的木桶残骸。

爷爷从四十二岁起就不再挑水，大伯最先接过了扁担，他去了公社的粮站后，二伯又挑起了水桶。父亲长大后，兄弟二人轮流挑，大伯工作忙时，还给他们的大嫂挑。二伯和父亲抢着给爷爷奶奶挑水，水缸总是满满的，奶奶经常吓唬我，水缸里有皮猴子，专吃小孩，千万别趴在缸沿儿上往里瞅。奶奶眼瞅着我一天天长高，嘴里也开始叨叨，再过几年，就该挑水了。

第一次挑水，是我上初二的时候。那个年代的孩子，干挑水这活，已经算晚的了，原因是爷爷奶奶的娇惯，怕我掉到水井里。爷爷奶奶在坡里拔草的那个上午，我捡起了扁担。水桶根本不敢用，一是两桶水太重，二是水桶高，我挑不起来。那时，农村人的厕所建在屋外，晚上小解用粗瓷做的尿盆和尿罐子，先在炕上用尿盆，在尿盆里解完后，再把尿倒进尿罐子里，天亮后，全家的尿倒进猪圈里。我早就瞄向了家里的两只尿罐子，尽管尿罐子小，绳子做的提梁短，但挂在扁担上后，我仍然挑不离地。对我来说，扁担穗子（挂钩）太长了。我只能把铁链子做的扁担穗子绕在了扁担杆上，第一次没成功，因为两头的扁担穗子都朝一个方向绕，扁担杆在肩上翻个儿，直到我将两个扁担穗子朝相反的方向绕了一圈，才挑起两只尿罐子出了院门。

从井里把水提上来，远比我想象的要难。由于正是旱季，水位很深，黑黢黢的深井，好像一只深不见底的大嘴，一不小心就被吃进去。我手里的扁担重的像根铁棍，手心里浸出的冷汗让扁担变得滑腻。我学着大人的样子，摆动扁担，罐子在水面来回晃动，终于寻了一个机会，把罐口倾斜到水面上，然后用力把扁担往上一提，满满一罐子水脱离了水面。我死死地攥紧扁担，生怕稍一松手，那罐子连同我的希望一起坠入无底的黑暗。就在罐子离井口不到半米的时候，我将扁担倾斜下压的过早，粗瓷做的罐子碰到青砖甃的井壁，“啪嗒”一声四分五裂，扁担穗子上，只剩下罐子提梁挂着两个罐子耳朵在那儿晃荡......

还好，第二只罐子被我打满了水，提到了井台上。我用扁担撅着那只罐子回到了家，除了后背全被井水打湿，罐子里的水所剩无几。晚上，奶奶找不到尿罐子，见我心虚的样子，忙着追问，我只好把白天挑水的事说给奶奶听。爷爷奶奶吓得不轻，以后没有大人陪着，可不要再做这么危险的事。奶奶嘱咐我，不要把尿罐子碎在井里的事说出去，爷爷不以为然，那井里常捞出死老鼠、死黄鼬和破袜子，一只尿罐子算个啥。

高中毕业前，我学着用水桶担了几次水，有一次把铁皮水桶落在了井底，是父亲用绳子绑着爪耙捞了出来。当了民办老师后，我正式接过了挑水的扁担，只是没有爷爷和父亲他们那么勤快，水缸常常见底。一九九六年，县土管局派来一位帮扶干部，给全村装了自来水管道，水源就是湾东边的那口水井，由于井水有限，水管常常断水。我进城经商两年后，全县统一用上了黄河水，那几口水井被填平，家家户户的水桶成了垃圾桶。“挑水的”和“灶火旮旯里的”这两个称谓，也逐渐被人淡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