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寸间的记忆

昨晚我做了一个梦，说是梦，实则就是一段记忆。一段有关“传邮万里，国脉所系”纪念邮票的记忆。梦境中自己整了整工作服，走进一间光线柔和的工作室，那里有自行车、有绿色的马鞍袋，里间摞着信封、邮票，我四处打量着这熟悉而又陌生环境。目光在打开一个破旧的文件夹瞬间凝固了，“传邮万里，国脉所系！”八个字，赫然映入眼帘，我屏住了呼吸，用镊子小心翼翼地夹起，右手持着放大镜仔细辨认，这枚面值仅为8分的邮票，编号J70，40毫米长，27毫米宽，正是它！这枚早就耳闻的邮票，此时在柔黄的灯光下，边缘绿色的纹饰沿着规整的锯齿状齿孔蜿蜒伸展，素白的底子，墨色字迹如刀刻斧凿般凛然。我正要用力地喊出：“终于找到了！”，却在瞬间醒来，才知这是一场梦，但这场梦确实是当年真实场景的再现。

俗话说：日有所思，夜有所梦！这些年我一直都在集传部工作，关于邮票的故事那可多着，每次新邮票发行，我都早早到营业窗口组织排队销售，每一年集邮册预订，我都走街串巷走访集邮者，与他们谈心得，交换邮票，也有一些集邮朋友相托购买邮票，可排不到时，误解到积怨，……桩桩件件，可谓是积压了满满的心仓。

“传邮万里，国脉所系”的邮票，以梦境的方式打开了我记忆闸门，两股记忆之流随之而至，一股流向这张邮票的历史端头，一股流向那位海军战士。

那年我刚刚参加工作时，在三都岛邮电支局集邮台岗位，一位来自海军基地的战士，他说他来自西安，姓赵，人称赵集，实名赵吉安，他说他想找一张纪念票，1940年5月，周恩来总理为林卓午先生题词的“传邮万里，国脉所系！”，1981年5月，也就是题词41周年后，发行了这枚纪念邮票，林卓午先生就是宁德福安人。我看了看他，又看看天空，这邮票都发行了十几年，就是当时没有销售完，也早该回收上缴上级了，三都支局哪还能找得到。我笑着对他说：心存念想，你就天天念着，或许会有回响，我也跟各地联系，说不定哪一天这邮票就来了。

他很满意地回军营了。听赵吉安战士这么一说，我便追寻着这枚邮票背后的故事，来到福安市康厝乡苏坂村，这里是林卓午先生的家乡。村口景观石上雕刻的“传邮万里，国脉所系！”是那样的熟悉。山环水绕，廊桥、垂柳，穿越一片樟树林，转入一条幽深的小巷，一座建于清道光九年（1829）的古宅，青砖灰瓦，飞檐翘角，木窗上的方形格纹在阳光下投下细密的影子，墙面的木制如意纹饰在岁月摩挲中泛着温润的光泽，林卓午先生的故居就在这里。时光像一阵风吹过，一去不复返。可这老宅的一砖一瓦、一木一石，却固执地挽留着岁月的痕迹，回廊、天井、阁楼，处处都有着他生活过的印迹。

民间的碎片记忆与文献交织而成的梗概，在我的脑海里像老电影里忽明忽暗的胶片，一帧帧重现着往日的情景。这位民国时期的邮政先驱，在烽火连天的岁月里，信念不灭，曾为“传邮万里”的信念奔走一生。1937年秋，一个关于坚守与使命的故事在战火中悄然展开，随着一纸任命书，林卓午肩负起“中华邮政”第三军邮总视察的重任，负责晋陕地区的军邮通信。1937至1942年间，他与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主任林伯渠建立了深厚友谊。“要坚持敌后抗战，就必须邮路通畅。”这是他的信念，手中的邮戳重重落下，仿佛在为这句誓言盖章确认。此后看似寻常的邮包，却解决着万里关山的生死之需，一箱箱伪装成普通物资的药品，一本本夹带着进步思想的书籍，就这样穿过敌人的重重封锁，无数只萤火连接而成的隐秘生命线，在暗夜中为抗战军民带去生的希望和光明的火种。

1940年5月，春风拂过西安城头，林卓午迎来了人生中最重要的相遇。当周恩来总理从延安前往重庆途经西安时，林卓午先生特意邀请他来到军邮办事处为全体职工进行时事演讲。在那个阳光明媚的午后，林卓午郑重地请周总理题字留念。总理沉思片刻，挥毫泼墨间饱含深情与期许，“传邮万里，国脉所系”八个遒劲有力的大字如金石镌刻般跃然纸上。这不仅是一份穿越烽火的私人情谊，更是一纸镌刻在民族记忆里的历史契约，见证着两个政党在国难当头时的肝胆相照。

这段饱经沧桑的珍贵墨宝，最终由林卓午先生的后人怀着对历史的敬畏之心，郑重捐献给国家。1981年5月9日，是恩来总理题词41周年，又是一年春光明媚的早晨，“传邮万里，国脉所系！”的纪念邮票就此诞生。

大概是赵集战士的心诚所致，数个月后，有个晚上加班整理库存，当我拉开仓库里的一个抽屉，翻开一个旧文件夹时，发现了那张邮票，又如梦境中一样，小心取出，用一个信封装好，写上赵吉安同志收。没想到第二天这位战士早早等在支局门口，见我开了门，他笑得比当日阳光还灿烂，他说：“昨夜梦见了这张邮票，心想你一定帮助我买到了！”我向他递上信封，只见他紧紧摁在了心头，深深鞠躬！说了声，再见！我要带着这张邮票背后故事退伍回到西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