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拉曼德及其他精灵

沙拉曼德及其他精灵

谁知道我们的爱有一日不会变成火焰的双翼,

   它会将我们领到我们的天国，

  而我们尚未年迈接近死亡。

——诺瓦利斯

她常梦见那天的大火。

先沿着被单，随即是窗帘，像多米诺骨牌，成片成片地延烧，壁虎般攀上书桌，墙面，还有房顶。她慌不择路蹿进卫生间，关上门，把上上下下的龙头一股脑打开。水很快涨上来，浸过台面，浸过浴缸，浸过鞋舌和脚踝。她从上衣口袋里掏出手机，想，夏天午后，住客们一定都睡得太死，做大量的梦，丁点动静也听不到。最后她想，打119吧。白花花的蒸汽迷住双眼，她双手划拉着，磕到洗手台的桌角。鞋底又湿又热，烫脚，像踩在开水上。

她后退，一头栽倒在浴缸里。

窒息前，她还想，这个画面我曾见过的。

桌台上的玻璃沙漏折出重影，勾在墙面，棱角夸张如同旅游图册里的复活节岛石像。她费了好大劲顶开眼，被子滚作一团，把她裹成一只粽子。她掀开粘糊糊的被子，把汗液和身体一并曝露。夏天，空气从衣袖和裤管一点一点探进来，冰凉，紧贴着皮肤，像某种新鲜的贝类。她伸手揩了揩眼角，干干的，挂着碎成一片片的眼屎。

她突然意识到自己是在阿明的床上，床柜的相框里卡着阿明和一个她不认识的英格兰球星的合影。相片里的他才十七八岁，留着干练的短发。只在黑白电影里见过的水晶灯黑压压吊下来。阿明家的天顶比她曾住过的房间更高，看上去更远，更空旷。像陌生的广场。她想如果站在房间哪个特定的地方说话，会不会能听到回音。

她总觉得屋子太空，很多应该摆点什么的地方，都毫无理由地空在那里。就像尚未竣工，特意等着人来修补似的。很难说这算不算得上是一种美学。记得阿明说，整间屋子都是他妈妈经手设计的。

阿明对关于他家人的话题避而不谈。只言片语中提到母亲的时候，也只是含沙射影地诋毁她势利。阿明报复般地把屋子里他母亲的相片全部放倒，像击毙射击游戏里的假人。她对阿明母亲的印象是一个过分瘦削的女人，清冷的长相，不像是家长式的人物。具体的事阿明从没讲过，不过也不重要，她不需要了解这些事情。她板着腰从床上直起，流苏的床帘半挂，周遭是深蓝色的房间，像从海底醒来。

拉开百叶窗，奶灰色的天空，日光不充分地斜斜照进屋子，云雾系在山腰上，下颗粒感的雨。她和阿明房间的阳台是连通的设计，她走过去，推开玻璃门，掀起纱帘，阿明侧着身子，呼吸均匀，把整床被子都蹭到地上。她喜欢他嘴巴和眉骨的形状，侧面看，连带着面颊，均匀像纸牌上的人像。她走过去坐在床沿，轻推阿明的肩膀，催他起床。

阿明上课的时候，总爱把头发梳上去，在脑后扎一个马尾。他替姓沈的老教授做助教，难得有讲课的机会。讲台上他肉眼可见地紧张，一个劲地薅自己耳后的毛发。他讲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他读诗并不紧凑，行与行之间有迷人的停顿。班里的同学在微信群说他生得好看。起先她会想他太柔和又太阴郁了，让她想起自己的母亲，想起在那间过分空荡的公寓里，她们面对面坐。木制矮凳上，母亲织毛衣。

“她喜欢听萨蒂，父亲过世后，她就一直听萨蒂。偶尔小姨会来我们家，带来刚从地里摘的瓜果蔬菜，把它们带到厨房洗净切好，给我们做汤。有时候她们争吵。有时候她就安静坐着，听萨蒂和小姨的碎嘴。有时她一个人在客厅跳舞。她年轻时是个小有名气的舞蹈演员。她不让我看她年轻时候跳舞的影带，我想是羞赧。

她常长时间不作声，又突然间歇斯底里。有两次，她拦着我不让我去上学，我们在房间里面对面坐着，她看着我，我把眼神移开，躲她，我们都不说话。到将近傍晚，阳光被拉得像一根细面条，从窗帘的缝隙斜刺进来，听见隔壁小学放学的电铃。她才起身，去厨房，热昨天的饭。”

很多年前，高中的社团教室，她和几个女生被大雨困住。她急着要回家，她想母亲一定急坏了。她再不回家的话，母亲冲到大街上四处撒泼也不奇怪。但雨真的下好大，啪啪啪地冲击着食堂的铁皮房顶，飘波浪状的水雾。小尹说反正一时半会儿也回不去了，不如让她来给大家算算运势，说着从包里掏出一副塔罗。她们玩到将近七点，雨势渐弱，她才想到母亲，想到这下糟了。她用书包裹着脸一路飞奔，鞋面被泥巴糊得乱七八糟的，整只脚都被浸透。她慌忙用门檐上的钥匙开门，右手边的厨房里煤气灶开着小火，煮着苋菜汤，咕噜咕噜冒泡，几乎要见底了。折过玄关，出乎她意料的，母亲只是侧卧在沙发上，蜷缩着，张着嘴巴，婴儿般安眠，口涎顺着沙发垫淌下来，流了一地。

她从没跟阿明说过，有时他像她的母亲。阿明会在意吗。他比看上去的要神经大条。可她怎么会对阿明产生好感？明明她母亲的影子如此根深蒂固地纠结在他身上。她记起阿明上课，他脱口而出的金句：“人类的劣根性在于，能够给别人的太少，想从别人那里要的却太多。”她想是不是就是这句话把她击中。

那时她正巧对虚与委蛇的寝室关系感到厌烦，想搬出来独自租一间屋子。那时还是冬天，城市被几场不大不小的雪淹没，天空糊成皱巴巴一团，雪后人们像蘑菇一样攒劲冒出来。她抱着棉被从干洗店跌跌撞撞跑出来，视线被大块的棉被遮得七七八八。心想着要是撞到人就糟了。她讨厌这样的狼狈。

撞见阿明完全是个意外。她在街角被阿明截住，问她要上哪去。阿明接过她手上的被子，她居然突然卸下心防，一五一十地把搬出学校的计划统统坦白。她没料到的是，他居然问她要不要去他家住，“有个房间空着了，可以便宜租给你。”她当时想的是，这人一定是疯了。

她现在幸福吗？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她总是先问自己，“幸福”是什么，兜好大一个圈子，最后安慰性地给自己安置一个模棱两可的答案。事到如今，她想幸福只是一个算不上准确的比喻，一次密谋或者一张空白地图。阿明出差的几天，她一个人待着的时候，她就想，这间公寓在生产幽灵。尤其是她在露台上读书，记忆从脑海深处涌上来，她就不安，想她当时怎么就一股脑全和阿明说了。学校里的琐碎、父亲的早逝、还有母亲的病。怎么总是她在倾诉。是她太天真了吗，阿明怎么能理解。或者说，她怎么能寄希望于阿明能够理解呢。她只是想把自己一整个反刍出来，再一整个塞进阿明的身体里面。到头来，她是被自己骗了，爱情不过是一次塔罗。

去年夏天，她独自出走，搭深夜的列车，醒来，已深入内陆，窗外是大片大片的盐滩和荒地，铁路纵横。她感到自己航行在金黄色的海面，像哥伦布迫近新大陆。邻座睡眠的呼吸缓慢滞重，这让她平静。所剩不多的时间里，她趴在桌板上，给阿明写mail：

亲爱的Ming：

我在列车上给你写信，四下安静，窗外是我未曾见过的荒野，阳光曝晒，常幻听到隐秘的歌声，如陆上塞壬。二月份的时候，我们谈到旅行的意象。你说凯鲁亚克，那时候我觉得你太陈腐刻意。我想到的是游牧，进而想到那些原始的民族，披衣，人体彩绘，萨满教，马鬃的臭味。但我没说，你会说我又在胡搅蛮缠，像平时一样。我们谈论戈达尔和特吕弗，谈论科罗拉多州的晴雨，谈论水仙花的生灭。我们谈论得太多，感受得太少。我有时会觉得，我就快要习惯我们谈论它们的方式了。我是一个很害怕习惯的人，我常常想，说习惯就几乎是在说讨厌了。所以我想，是时候了。

还记得吗？去年我们一起搭你朋友的船出海，遇见一场不大的风暴。船颠得厉害，我怕得要命，坐在甲板上，半天没敢动。你半开玩笑地说在这里说一个愿望吧，不然以后可能没有机会了。那时我哆哆嗦嗦说不出话来，你说你的愿望是去加州，坐敞篷跑车在加州的公路上超速驾驶，两旁的山火追着车尾燃烧。那不像你会许的愿望。我以为你能做的最狂野的事就是对着楼下邻居的两条拉布拉多大吼两声。啊，和我们平时的聊天一样，我好像讲太多又扯太远了。其实我想说的是，那时我太紧张，以至于没有和你说我的愿望，现在我要告诉你，我的愿望是独自生活，而现在我太依赖你了，我想你太多。

你的，Y

西北首先是荒凉，行人僵硬的面部，粗犷的城市构造，盘根错节的电线如同蛛网，铺天盖地。她像回到儿时，扬尘的穷街陋巷，视觉偏斜，不合比例的店面。她还记得父亲领她去过的数码产品店，玻璃橱柜里的黑莓和摩托罗拉，标签上用大号记号笔写着夸张的数字。脸盆大的电视机里隔三岔五地播报着载人火箭的新闻，那还是前赴后继冲破天幕飞向太空的年代。老师叫他们回家写以《观火箭发射有感》为题的习作，在作文里她写她以后要像父亲一样做太空人。她还在盲目崇拜父亲的年纪。

她在一家面馆的长凳上坐下，叫了一碗拉面。她的位置正对着一只90年代款的数字电视，电线被扯开，长长挂在外边，她想到神州十号，想到杨利伟，想到加加林，想到塔可夫斯基，想到《飞向太空》里的极其漫长的跟车长镜。她和阿明一起看了这部电影，几乎有一半的时间她都睡着了。醒来时，像穿越隧道，短暂地失明，屏幕上滚动着演职人员表，阿明坐在餐桌前，磨咖啡。她把毯子撇在一边，叫阿明的名字。

下榻旅店的主人是个三四十岁的白人女性，她有点发福，烫着复古的大波浪卷。女主人接过她手上的行李，询问她的跟脚，她告诉女主人说她从上海来，但还没想好要住几晚。女主人细声细气地说没什么大不了，她可以留在这里慢慢想。女主人从抽屉里掏出年轻时在上海的相片给她看，那时她尚还风姿绰约，身材苗条，戴着时髦的墨镜，栗色长发柔顺飘逸。她说那时候她因为工作在上海待过一阵子，后来她太厌烦了，想离开那。她开始往静安寺跑，结识了那里的僧人。在住持的建议下，她开始读《金刚经》和《心经》。

“那时我和我的丈夫都在上海工作，做进出口贸易，后来公司调他回柏林的本部。我对他说柏林对我来说太复杂，我不堪忍受。我想留在中国。他同意了。我们在腊月办了离婚手续，盖印章的时候，他说我太天真。我说我只是软弱，但转念一想，其实他也算不上坚强。”

似乎意识到自己说得太多，女主人抱歉地笑了笑。把相片收起来揣进怀里，领着她上了二楼。她的房间在二楼的最里边，女主人说那里最安静，窗户对着一块空地，远离施工，只有几个杂皮倚着几台力帆摩托抽烟，讲有关生殖器的粗俗俚语，咯咯傻笑。她对女主人说这个房间很不错。素净，有很好的采光，一张不小的桌子，一盏袖珍的台灯，还有微弱的干草药味。女主人说，那是这里特有的香料，如果喜欢，可以分她一些。

离开前，女主人邀她去她房间用餐。“如果不介意的话，明早要不要来我的房间吃早餐？” 

她应允下来，点头说好。

女主人的房间比她想象中要小得多，简单的摆设，和她住的那间房几乎没差。除了东面墙上一只精致小巧的佛龛，还有南边落地窗下的一块榻榻米。日光如同大病初愈，投下窗台上植物根茎的荫蔽。女主人搬来一张史努比涂鸦的折叠桌，架在榻榻米上。女主人准备了吐司和咖啡，但从昨天起她就丧失了食欲，她礼节性地拿起吐司胡乱咬了两口，嘴里干巴巴的，直发苦。

她们谈论上海的流变，谈论青春，谈论木兰花和多肉植物，谈论乔伊斯和莎士比亚，最后谈论爱情。她们并不经常地对视，兴许是不安，她有所保留。她更多地看向窗外，长势良好的木槿、飞鸟以及云朵间的空白。

大部分时间是女主人在说话，她兴致缺缺，有一搭没一搭地应着。她想女主人是太寂寞，她应该出去走走，找个情人，或者养一条狗。这些都会比和她聊天更有效。她太闷了，不是方便倾诉的对象。

饭后她对女主人说要出去走走，女主人陪她走了一段。分别前，女主人像是突然想到什么，对她说，和她丈夫分手时，她说想要留在中国其实是撒谎。“和他分手前，我产生一个想法。不论抚摸、亲吻还是做爱，没什么能让我们更理解对方。归根结底我们只能是一个人。这让我难过。我主动和他提了离婚，那时我们在考虑要个孩子。他到最后都没能理解，他很聪明，可能他只是不愿意理解，他太现实，我不否认他是个适合结婚的男人。但那时我只想一个人。”

母亲总说，是流年不利。那是她初中几年，母亲的口头禅。返程的列车，手机上，她读到加州山火的新闻。火从山的某处，不一会儿就延烧到整块林地，把整片山体都点着，明晃晃地，把黑夜都烧成白昼。

回去的那晚，他们第一次做爱。她把内衣褪掉，只套了件宽大的T恤在外边，几乎算得上是引诱。她满脑子想的都是占有，占有阿明的身体，像驾驶军舰登陆一座荒岛。性比想象中简单，剥去衣物，剩下就交给荷尔蒙和直感。阿明熟练得不像第一次，她不在乎。只要阿明在她身体里燃烧，一切就单纯地再好不过。

完事后阿明坐起来，靠在床板上，抽他的Salem香烟。那是女烟，细细长长的一根。她问过阿明怎么抽这个。阿明说，起初是他的母亲抽，后面十四五岁的时候，他半夜去偷他母亲床柜里的烟。久了，他喜欢上这烟的薄荷味道，其他的怎么都抽不惯。

阿明的Salem抽到一半，他从抽屉里翻出一副耳机，把纠结成一大团的线解开，递来一只，她接过，是右耳。

“听吗？”

“什么？”

“Pale Saints。”

“好听吗？”

“还不错。”

女主唱的声音在缱绻的失真吉他音墙里隐现，水果软糖般甜美的磨砂感。她本以为阿明会喜欢那种更严肃的曲子，贝多芬或者巴赫。他说这叫做shoegazing，据说是因为这个风格的乐队主唱表演的时候喜欢盯着自己的鞋子看。她说这首歌听起来让人想亲吻。一个人想要亲吻的时候是最孤独的，所以他才盯着自己的鞋子不放。她看向阿明，阿明有意避开她的眼神。他真的很好懂，表现出一副有话要说的样子。心情坏的时候她会想他是在逼迫她问，这让她反感。可她知道即使她不问他也会讲的，或迟或早的事情，他只是犹豫。像阿明这样的人很难学会选择，他说过，做每个选择都像是站在人生的岔路口。他有太多爱，只是他自己尚不明晰。

她没和阿明谈论她的西北之行，坦白无异于举手投降。阿明也没有问。该说是温柔还是世故，她讨厌他这样温吞的做派。她分明希望他问的，即便言辞激烈。

她把耳机取下来，和阿明说了一声，趿拉着拖鞋，去厨房倒水。口干得不行，喝了一大碗还渴。阿明不知道什么时候跟过来，倚靠在门边，说他过两天要去夏威夷出差，一次学术会议，很重要，关系到他的职称评定，时间暂定是两周。

他只套了一件白色睡袍遮住肩膀和后背，锁骨和胸骨分明。他真的好瘦，很难想象，他那对竹节似的手臂刚刚是怎么环抱住她，那么大的力量，把她箍得生疼。

送他去机场的那天梅雨，车在高架路上磨蹭，好在他们出发得够早。她坐在驾驶座上，他打开点烟器点烟。她不确定在那之后他们有没有变得更亲密，对阿明来说，亲密是不是更像一个圈套。所以他逃开了，去夏威夷，她阴谋论式地把两件不相干的事联系起来。起码这是现成的解释，而她好巧不巧需要一个。

阿明没讲太多，她就也不讲。他没话找话地问她最近在读什么书，她回答他说莫里亚克。他“哦”了一声就没再吱声。窗外两辆车刮蹭到，两个车主站在路边吵得大声。他往外看，借机把脸侧到一边。不一会儿他抬起屁股看了看前头的塞车又坐下来，伸出左手打开FM，96.0，频道里在播John Coltrane和Johnny Hartman的《My One and Only Love》。

雨刮器均匀地打着弧，她说听天气预报讲，这场雨要下到月末。这样。他回。那我回来的时候，上海会不会还在下同一场雨。

过一会儿，他盯着窗外乱糟糟的一团，呼喊，喇叭，叫骂，他说，他这不像出差，更像逃亡。

遇到小尹是很凑巧的事，那时她在超商的二层蔬菜区打转，阿明离开之后，她对食材没有把握。她不是喜欢在冰箱里囤积食材的人，过剩让她想到腐败。她往购物车里装了一盒鸡蛋和两个西红柿，还有罐一升装的牛奶。她把这些小心翼翼摆到收银台上，心想柜员看着面熟，她那时还没认出小尹。没成想，小尹喊了她的名字。

小尹说不久就要下班，等下一起吃个饭吧。坐在一侧的塑料椅上，她发觉小尹真的变好多，脸上化了淡妆，黑白格连衣裙外边罩着超商的红马甲，手上的美甲隔好几米远就在闪闪发光。她警觉，好像她们也到了该成熟的年龄。

下班后小尹领着她去了一家小炒店。她象征性在菜单上划了两道，小尹又加了两道，正好三菜一汤。小尹说她是闲不住，出来做暑假工，超商上四休三，钞票也不多，但好在离家近，十来分钟路程。高中那会儿，她和小尹算不上很要好的朋友，只是在一个社团里。她们打过照面，但彼此都欠缺了解。小尹还和高中一样，大大咧咧的性格，嘴巴说个不停，她想小尹是那种不管在哪都吃得开的人，要不了多久就能和人打成一片。相比之下，她好像天生缺少幽默感，又太高傲，总在社交上采取守势，个性冷淡又保留太多。她好像对谁都难以抱持着百分百的信任，包括自己。心理医生说，她是缺乏信念。她和医生开玩笑说哪里有卖信念的药，促销季的话，她可以买一打回家。

小尹说高中小圈子里那些无关痛痒的八卦，又聊起她自己的情感生活。她最近迷上一个游泳教练，身材高大，皮肤白皙。小尹递过手机，把他的朋友圈展示给她看。健身房赤膊的自拍照，腹部像雕出的线条，长得也不赖。她点点头对小尹说，挺好，是那种看上去就有十足食欲的男人。

小尹转头问起她的近况。问到跟前，先前准备好的说辞一下子又被打乱。她一五一十地把阿明的事同小尹讲了。她说他们在同居，两天前他去了夏威夷。

“他怎么不带你一起？”

“他是去工作啦，又不是去玩。”

“借口。”小尹打断她。“我跟你说，男人就是这样……”

临别时，她问小尹还记不记得高中时候下雨那天，她们在社团教室里，围成一圈玩塔罗。小尹说记得啊，那天给你测的恋爱运，我还记得牌面。圣杯。世界。魔术师。她问，这代表了什么。小尹回答，简单说，代表了你的感情会一切顺利。她接着问，那，怎么样才算是顺利。小尹愣了一下，摇了摇头说，这取决于你怎么想。怎么，你和你现在的男朋友，有结婚的打算吗。

“如果我回答有的话，那么能一直谈下去才算是顺利。如果我回答没有的话，那是不是要分手才算顺利。”

看着愣在那里的小尹，她补充道：“如果非要做一个选择的话，我可能还是会选‘有’。但我想象不出阿明做一个丈夫而我做一个妻子，如果真有那么一天，那一定是世界末日。”

阿明走后，她久违地失眠，从床上爬起来，来到客房，打开电视，把乔纳斯·梅卡斯的《回忆立陶宛之旅》投影到屏幕上。

影片的末尾，梅卡斯讲到他途径维也纳。他路过维也纳的那天，有几百年历史的维也纳水果市集被一场前所未见的大火烧掉，有如一场声势浩大的洗劫。他那时在回家的路上，按下新买相机的快门，定格市中心上空的红。

她想，有什么东西要从天幕里兀出来，仿佛能剧里的假面。

从母亲那回来之后，她才发作，把餐桌上的东西一股脑摔到地上。穿蓝白条病号服的、形销骨立的母亲，究竟是站在什么样的立场上说原谅她的呢。她几乎控制不住要落泪，下一秒就夺门而出，咬着自己的胳臂，避免哭得大声。肖医生从病房里追出来，拍拍她的脊背，说今天你先回吧，你的母亲也累了。讲讨好的话。她想母亲只是借病人的身份发难指责她，但难道一切不都是母亲的错吗。如果那天她没有叫父亲去超商，如果她有记得买洗发液，如果那天没有落雨，如果那辆皮卡没有贪省力抄近路。就算没有这些如果，起码她也可以再振作一些，她又不是一个人生活，她为什么不能更坚强一点，还不如她这个小女孩。母亲为什么这么脆弱，让她白白遭受这么多非议。事到如今，母亲还要说原谅她，单单这个，她就一辈子也不能原谅母亲。

她有时把自己写的小说稿拿给阿明。阿明把她的文稿堆在书桌抽屉的下角。文稿下面，码着一沓他和别人的相片。相片都是两人的合影，阿明，还有一个和他年龄相仿的女人。相片里的阿明二十出头的样子，那时候他比现在洋气，戴着酷啦啦的墨镜，左耳上坠着一枚亮片，长发烫了卷蓬起来，像是要把他的脸整个盖住。照理说，她不该翻看阿明的抽屉。她原本想的是，看看也没什么大不了，只要事后装作什么也不知道的样子就好了。但现在她想，那个女人，她究竟是谁。

阿明造过一个新词，现在主义。他说他是个现在主义者，过去不能说明什么，也不重要，撑死了算是印记。但她是个死硬的过去主义者。她怀疑阿明只是在逃避，过去就算不能说明什么，它也一定指示了什么。如果过去只是可有可无的记忆碎片，那他们当下的所有生活又算什么？

下午阿明打国际长途给她，说Pipikuala的味道很好，夏威夷风味正宗的海盐熏肉，他一个人就吃掉了一整盘。他还给她带了夏威夷小饼干，是主岛上只此一家别无分店的黄油曲奇，和国内的网红店一样，每天都列好长的队，他起大早排了好久才买到。她问说你不是去开会，怎么像是做游客。阿明说，忙里偷闲。他又岔开话题说起他在夏威夷民宿的房东，Hilda，四十多岁的样子，带着一个小男孩。她招待他她自己做的Ahi Poke，一种夏威夷特色的腌生鱼。“你知道的，我不吃生鱼。但在那种情况下，我又不能拒绝。我嚼了两下就把鱼片整个吞下去。还要举起大拇指和她说‘Great’。”

“她肯定会觉得你们中国人拧巴，明明只要说不爱吃就能解决的事情，偏偏要假心假意地说好吃。”

“是的吧，我本来以为我演得很好。直到后来她的孩子lemelo来找我，问我是不是不喜欢吃Ahi Poke。我问他为什么，他说，‘很明显啊。从头到尾，你只吃了一口’。”

阿明的笑话其实一点也不好笑，但她还是笑了。她想这会不会是一种纵容，但如果她去告诉阿明说，你讲的笑话一点也不好笑。阿明肯定会很难过。那还是笑笑好了，笑笑又不会掉块肉。

晚些时候她冲完澡，躺倒在床上。在床边，她捡到一根蓝绿色的、拇指长的羽毛。今天和阿明通完电话后，有不知名的鸟从大敞的阳台飞进来。她想，一定是那时候，鸟在房间里上下扑腾时留下的。她要把这根羽毛做成标本，挂在玄关的空处。这样阿明回来的时候也会看到的。到那时，她会对阿明说，这是一件礼物。

不知道是不是有在房门挂上女主人给的草药的缘故，那晚她久违地一觉睡到天明。梦像被鸟一口一口啄干净了，连渣滓也没剩下。她睁开眼，身子凉飕飕的，被子全被她蹭到床下。她想，原来这就是阿明以往的睡眠。安静。温暖。平和。像返回母体。

她抓起手机。两个阿明的未接电话。凌晨两点，夏威夷时间是早上八点。她没去管。不会是什么太要紧的事。阿明他只可能是记错了时差，忘记了北京时间是凌晨两点，忘了她那时候应该已经睡得很死，什么声响都听不见了。她洗漱，整理睡乱的头发，搽面霜。

她从冰箱里取出牛奶倒好。面包机“叮当”，把烤好的吐司吐出来，她顺手拿了两片，涂好果酱。她走到客厅，习惯性打开电视，又坐回餐桌的位置。CCTV13，上年纪的女主持在播早间新闻。

“……当地时间7月8日晚，美国夏威夷州毛伊岛燃起大火。火势凶猛，上千座建筑物被毁，岛上著名海滨度假小镇拉海纳几被完全烧毁。

据前线记者报道，数以千计的游客试图逃离毛伊岛，由于火势迅猛，部分游客无奈之下选择跳海逃生。目前官方列出的名单上，已有16人确认丧生，失踪人数尚不确定……”

给阿明拨电话之前，她上网看了好多夏威夷大火的新闻。媒体对死亡人数的报道莫衷一是，有的说十几个，有的说二十来个。她想，阿明，这下你看到真正的山火，不知道你是不是真的爱它。

她搬了张马扎到过道上。她一方面想要是阿明在火灾里被烧死就好了，一方面又想阿明千万千万不要有事。

风从阳台大灌进来，疾行般掠过走道。她冷。突然她有点理解了阿明的母亲。身体像一颗蓓蕾，下意识骤然紧缩起来。

我第一次遇见Y是在小南门。K在那里开了一家叫“繁花”的二手书店。那时王家卫还没有拍他大火的电视剧，胡歌还不叫宝总，黄河路还不是景点。店里人稀，三三两两。我常窝在书店的角落，有什么读什么，一读就是一下午。

Y来过几次，她每次来都穿着带红色兜帽的卫衣，几乎听不到脚步，小心翼翼又慢条斯理地翻页，像一只幽灵。我记住了她，有两次在她走后我去看她找来翻过的书。塞巴尔德。布朗肖。巴塔耶。

她不记得我也很正常，我没和她搭话。我不会和所有我觉得有趣的人搭话，哪怕是懂事点的小孩子也不会嚷嚷着要买下所有他心爱的玩具。

“繁花”倒闭得很快， K和我说这个年头做书店就是这样，经常性地入不敷出，一来二去就只剩下户头上的一大笔亏空，像慢性病，无药可医。他说做生意和谈女人是一样的，早一点晚一点都不行，做梦也没想到后来王家卫拍的同名电视剧红极一时，‘繁花’没能撑到那个时候。

我以为我不会再遇到Y，直到在沈老的课上，我从教室后门进来，第一眼就注意到那顶兜帽。C楼的教室没有空调，她用兜帽把头盖住，一个人坐在角落，把书本打开摊在桌上。那是秋天过后接近冬天，透过她的头顶能看见窗外光秃秃的落叶小乔木。她托着腮安静坐着，像火。

当时只是随口问的Hilda，她房间里放的那张唱片，是不是Scott Walker。她像发现珍稀动物，说这个年代听Scott Walker的人少见。她房间里的唱片，起初都是她父亲的收藏，但他已经过世太久。

Lemelo歪着嘴巴坐在一边，食欲缺缺。她给Lemelo夹菜，让他多吃点。我想原来中西的父母都有一样的毛病。她这两天总邀我去她家，她的公寓就在我房间的对街。Hilda做菜的手艺很好，盐焗牛肉、海鲜饭、水果沙拉，可能是Lemelo有和她说过，她没再做生鱼。我去的次数不多，很多时候我会用工作的理由推辞。但每次决定去之前我都会发邮件和她讲好，她回邮件总是很快，没两分钟，就能看到她回我说，“好”。

她收拾好餐具，拍了拍Lemelo的后背，让他去外边玩。Lemelo问她能不能和Frank一起去“Al Doris岩”放风筝。她说好，但不要跑太远，涨潮前要记得回家。

Lemelo走后，我们去她房间听唱片。她说相比于3她更爱4。她把唱片放到唱片机上，架好唱针。我说这首歌叫The Seventh Seal，这是一部电影的名字。她说，伯格曼。我说，我不喜欢伯格曼，他的人物都有一种孤僻倾向，不相信人之间存在沟通的可能。她说，像你一样。我想是突如其来的难堪，我口不择言。

像我？别开他妈的玩笑。

最后我们还是做爱。如果非要问理由的话，那一定是因为做爱要比爱简单。Hilda的身体更饱满，是经年累月日晒后的麦色，同时也成熟得让人生厌。我吞咽她的舌头，像咀嚼一块生鱼。

事后Hilda坐在床沿，望向外边。海鸟的叫声相较于城市的鸟类要更尖锐，也更高亢，仿佛吞吃过某种金属。她冷不丁地说，要涨潮了。我穿好衣服说出去透透气。她不应声。

我沿着街道走。几个年轻人扛着冲浪板，在木板房后边手递手交换烟卷，一面轮流着抽，一面呵斥我离开。我在远离潮水的海边坐下，海风携带着腥味冲洗我的面颊。一个瘦削的黑人停下来问我是不是迷路。我想现在的我看上去一定一片狼藉。

在海边的一块岩石后面，我捡到一只破损的风筝，蝙蝠侠图案。

沙地上打斗的痕迹。

一只鞋。

两排脚印。

从胸口袋掏出烟盒，我发现打火机被遗落在Hilda的公寓。一个足够合适的借口，但我不会再回去那里。

在一切变得太糟之前，Lemelo带我去过“Al Doris岩”，现在回头一想，是灾厄的征兆。“Al Doris岩”位于岛的西南角，一个有名的景点，我们从民宿步行，大概十来分钟的路程。“Al Doris”是岛上土著给它取的名字，意思是“神圣的凸起”。之所以叫这个名字，是因为它是一块独立的侵蚀海岩，不合常理地兀出地表。当地的土著说，那是大地神的阳具。

Hilda说是散步，却跟了我们一路，她不放心Lemelo，我毕竟是外人。那时还太早，没有什么游客。两个救生员蹲坐在石阶上抽烟，另一个躲在售货亭后面解手。

捕鱼人的船出航，大海刺眼。

海上飘来大把大把灰色碎片翻飞。

Lemelo兴奋异常，屁颠屁颠跑去和Hilda说，妈妈，雪。在沙地上留下一串脚印如珍珠。

我朝空中抓了一把在手上，用手指碾碎了，糊在手上。是灰。

铺天盖地灰烬如大雨疯狂坠下坠下坠下坠下。

Y，你近来怎样？我想你已听说了毛伊岛的大火，我没有在那座岛上。我有给你打过电话，但没能接通，我猜那时你已睡了。

工作的事很顺利，我前天早上作的发表。主持会议的Harold教授私下和我说，我的发表和他最近在做的一个项目很接近。如果有机会的话，希望能和我合作。

比起那些，我其实更想告诉你。毛伊岛大火的那天，我刚巧在海边，看到大片大片的灰顺着海风飘过来。Hilda说，早些年山火的时候，她也看到过类似的场面。当地的萨满说，那是所有死者的记忆。

萨满说，死者的记忆是不连贯的，即便你把他招徕，也不一定能够和他沟通。当你说“你好”的时候，他可能会说“再见”。

如果顺利的话，我会在周四晚上回来。不知道上海是不是还在下雨。夏威夷的天气不错，每天都有人在海边晒日光浴、冲浪、玩沙。这里的气氛很懒散，不浪漫，但是适合写东西。晚上他们会跳舞喝酒烤肉，我喜欢那时候跑去海岸，远远地听时髦的电子乐。一个人喝啤酒。

有时候我会觉得狼狈，像丧家犬。Hilda说我孤僻，她可能是对的。我不是擅长和人交往的人，大多数时候会觉得难堪。我想和死人交流更适合我，因为我说话也牛头不对马嘴。

昨天晚上，也许是喝多了。我感觉到有一个人坐到我身边，和我说爱。我问他，爱是什么？

他说，逃啊逃远离死亡，远离坐在大海边缘的死亡。

我说，你在胡言乱语。

他说，沙拉曼德。

阿明从夏威夷回来的那天夜里，阿明褪掉她裤子的时候，月光刚好爬上阳台上的衣架，将它的影子拉扯成不规则的三角形，把他们两个全都框在里面。

她突然意识到雨停了，不知道现在是几点。

她起身把裤子拉起来扣好，和阿明说，我们去散步吧。

阿明顺从地穿好衣服和她一同下楼，两个人都只穿了一件单衣。他们从小区一直走到附近的公园，绕着公园里的一口大湖走了一圈。走到一半，她问阿明刚刚说了什么。阿明说，我什么也没说啊。她一眼就看穿了阿明撒谎，哪怕只是表情就把他出卖，就算他再怎么想要假装。她分明听见了，即便是极细微的，她也能肯定阿明说的一定是，绝对是，毫无疑问是：

我爱你。

                              (2024.03完稿于浙江工商大学)

2024.03完稿于浙江工商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