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森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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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岁的阿秀站在教室窗外，踮着脚，透过木格窗往里瞧。
老师正在黑板上写“天地人”，粉笔灰簌簌地落。二十几个孩子坐在破旧的长凳上，跟着念：“天——地——人——”声音参差不齐，像山间的溪流，时急时缓。
阿秀的手指在土墙上抠着，泥土从指缝间漏下。她也在心里默念：“天，地，人。”虽然她不认识这些字，但老师念一遍，她就记住了声音。
“喂！你怎么又来了！”
校长的呵斥声炸雷般响起。阿秀吓得一哆嗦，转身就跑。草鞋踩在碎石路上，硌得脚心生疼。可她不敢停，一直跑到寨子口的古枫树下，才敢回头看。
没有人追来。
她扶着粗糙的树皮喘气，眼泪不争气地往下掉。这是第三次了。第三次被校长从学校赶出来。第一次，校长说：“女娃读什么书，帮家里干活去。”第二次，校长用竹鞭指着她：“再来就打断你的腿！”
今天是第三次。
阿秀抹了把眼泪，低头看着自己的手。手掌上有新磨出的水泡，是昨天砍柴时留下的。阿妈说，女娃的手要细，以后才好嫁人。可阿秀觉得，能握住笔的手，比什么都好。
“阿秀？你在这儿做哪样？”
是阿妈的声音。阿秀赶紧擦干脸，转过身。阿妈背着竹篓站在小路上，篓子里是刚挖的野菜。她瘦瘦小小的，才三十出头，背已经有些驼了。
“没，没做哪样。”阿秀低下头。
阿妈走过来，粗糙的手抬起阿秀的脸。阿秀看见阿妈眼眶也红着。
“又去学校了？”
阿秀咬着嘴唇，点点头。
阿妈沉默了很久。风吹过枫树，叶子哗啦啦响。远处传来放牛娃的歌声，调子悠悠的，在山谷里回荡。
“走，回家。”阿妈最终只说了一句。
傍晚，阿秀在灶前烧火。柴是湿的，烟大，呛得她直咳嗽。阿妈在切野菜，刀落在木砧板上，发出沉闷的声响。
“阿妈，”阿秀终于忍不住开口，“为哪样女娃不能读书？”
阿妈切菜的手顿了顿，然后继续：“自古以来就是这样。”
“可我想认字。”阿秀说，“我想晓得书里讲哪样。阿妈，你晓不晓得，老师今天教了‘天地人’……”
“阿秀。”阿妈打断她，声音很轻，“莫讲了。”
夜里，阿秀睡不着。月光从木板缝漏进来，在地上画出一道道银线。她听见阿妈起身的声音，很轻，像是怕吵醒她。
阿秀眯着眼睛，假装睡着。
阿妈穿上那件补丁最少的衣服——那是她赶场时才穿的。她在床前站了一会儿，然后悄悄推门出去。
阿秀等了一会儿，也爬起来，赤着脚走到门边。
阿妈的身影在月光下很小，沿着山路往下走。那是去县城的方向。
第二天，阿妈回来时，手里拿着一个布包。
“给你的。”她把布包递给阿秀。
阿秀打开，里面是一本崭新的课本，还有两支铅笔，一个橡皮擦。课本封面上印着“语文”两个字，油墨的味道好闻极了。
“阿妈，这……”阿秀抬起头。
阿妈脸色有些苍白，但笑着：“我跟校长说好了，你去读书。”
“真的？！”阿秀跳起来，课本紧紧抱在怀里。
“嗯。”阿妈摸摸她的头，“明天就去。”
阿秀高兴得在屋里转圈。她翻开课本，第一页就是“天地人”，每个字下面都标着拼音。她用手指描着那些笔画，一笔，一划。
忽然，她看见阿妈挽起袖子时，手臂上有个新鲜的针眼，周围一片青紫。
“阿妈，你的手……”
阿妈赶紧放下袖子：“没哪样，被刺扎了。”
夜里，阿秀在煤油灯下看课本。阿妈坐在旁边缝补衣服，针线穿过粗布，发出细细的沙沙声。
“阿妈，”阿秀忽然说，“等我长大了，我教你认字。”
阿妈的手停了停，针尖差点扎到手指。
“好。”她轻声说，声音有些哽咽。
阿秀继续低头看课本。她没有看见，一滴泪落在阿妈手里的补丁上，晕开一小片深色。
窗外，月亮很圆，很亮。
四年后，阿秀小学毕业了。
毕业典礼在村小的土操场上举行。其实算不上典礼，就是校长讲几句话，然后大家合个影。相机是乡里干事带来的，黑匣子，蒙着黑布。照相师傅喊“一、二、三”时，阿秀挺直了背。
她是毕业生里唯一的女娃。
照片洗出来后，阿秀小心翼翼地从校长手里接过来。黑白照片上，十几个男孩咧嘴笑着，阿秀站在最边上，表情认真得像要去做一件天大的事。
她把照片拿回家，阿妈用布包了好几层，放进木箱最底层。
“阿妈，我想上初中。”晚上吃饭时，阿秀说。
阿妈正在喝野菜汤，手顿了顿。
“在县城，”阿秀继续说，“要走三十里山路，得住校。学费一学期……八块钱。”
八块钱。阿秀知道这是多少钱。寨子里娶个媳妇，彩礼也才二十块。八块钱能买一百斤苞谷，够一家人吃两个月。
阿妈没说话，低头喝汤。稀薄的汤里映出她憔悴的脸。
夜里，阿妈出去了。阿秀知道她去哪——寨子中心的晒谷场，寨老家的吊脚楼下。每逢大事，寨子里的人都会聚集在那里。
阿秀睡不着，悄悄爬起来，躲在枫树后看。
晒谷场上点着松明火把，火光跳动，把人的影子拉得很长。寨子里能主事的男人们都来了，围坐成一圈。阿妈站在中间，小小的身影在火光里显得更小了。
寨老抽着旱烟，烟雾在火光里升腾。他是寨子里最年长的人，读过几年私塾，说话最有分量。
“女娃读书，读到小学可以了。”寨老缓缓开口，“初中要去县城，花销大。再说，读了初中做哪样？还不是要嫁人？”
“可阿秀成绩好。”阿妈的声音很轻，但清晰，“老师说她能考上师范，以后能当老师。”
“老师？”有人笑出声，“女老师？没听说过。”
“我听说县城有女老师。”另一个声音说。
“那是城里人，我们是山里人，不一样。”
议论声嗡嗡的。阿妈站在中间，低着头，手绞着衣角。
寨老敲了敲烟杆，大家安静下来。
“学费多少？”寨老问。
“一学期八块，一年十六。加上吃住，一年少说二十。”阿妈说。
二十块。晒谷场上响起抽气声。
“我家出五毛。”一个声音说。
阿秀看过去，是村头的杨伯。他家五个娃，最大的才十岁。
“我也出五毛。”
“我出三毛。”
“我出一块！”
声音此起彼伏。阿妈抬起头，火光在她眼里跳动。
寨老又敲敲烟杆：“这样，寨子里三十户，每户出五毛，剩下的我补。”
“寨老，你家也不宽裕……”有人说。
“莫啰嗦。”寨老摆摆手，“女娃读书是新鲜事，我们寨子出个读书人，是光彩。”
阿妈“扑通”跪下了。
“莫这样莫这样！”寨老赶紧扶她。
阿秀在树后看着，眼泪模糊了视线。她认得那些声音，杨伯，李叔，吴婶……他们都不宽裕，有的家连盐都吃不起，只能喝淡汤。
第二天，阿妈背回一个布袋，里面是零零散散的钞票和硬币。最大的是一块的纸币，最小的是一分的硬币。每张钞票都皱巴巴的，有的还沾着泥土。
“这是百家钱。”阿妈对阿秀说，“你要记住，是寨子供你读书。”
阿秀重重点头。
开学前一周，阿妈说要去县城办点事。
“我跟你去。”阿秀说。
“你在家看家。”阿妈说，然后背着竹篓出门了。
阿秀不放心，悄悄跟了一段。阿妈走的是去县城的山路，步子很快。阿秀跟到山口，实在跟不上，只好回来。
傍晚阿妈回来时，带着一包红糖。
“医院发的营养品。”阿妈说，脸色比早上更苍白了。
阿秀接过红糖，油纸包装，上面印着红色的字。她识字了，认得是“赤砂糖”三个字。
忽然，她看见包装纸的一角，有一点暗红色的痕迹。
像是血迹。
阿秀的手抖了抖。她抬头看阿妈，阿妈正背对着她舀水喝，袖子滑下来一点，露出胳膊上新鲜的针眼。
不止一个。
阿秀忽然明白了。明白了学费从哪来，明白了红糖是什么“营养品”，明白了阿妈为什么总说头晕，明白了为什么她的脸色越来越苍白。
“阿妈……”阿秀的声音卡在喉咙里。
“嗯？”阿妈转过身，对她笑笑，“糖收好，你去学校时带着，读书费脑子，要补补。”
阿秀低下头，眼泪滴在红糖包装上，把那点血迹晕得更开了。
那一夜，阿秀抱着那包红糖睡觉。红糖硬硬的，硌得胸口疼。但她抱得紧紧的，像抱着世界上最珍贵的东西。
阿秀考上了县城的初中。
开学那天，寨子里的人都来送。阿妈用碎布拼了个书包，靛蓝的底子，红的黄的补丁，虽然粗糙，但针脚细密。
“好好读书。”寨老说，往她手里塞了两个煮鸡蛋。
“给寨子争气。”杨伯说。
阿秀一一应着，背起书包。书包里除了课本，还有那包红糖。她已经偷偷掰了一小块，剩下的要留给阿妈。
三十里山路，阿秀和阿妈走了大半天。到学校时，太阳已经西斜。校门是木头的，上面挂着“县第三中学”的牌子，红漆斑驳。
“就送到这里吧。”阿妈在校门口停下。
“阿妈你进去坐坐。”
“不坐了，天快黑了，我还要赶回去。”阿妈从怀里掏出一个小布包，塞进阿秀手里，“这是生活费，省着点用。”
布包温热，带着阿妈的体温。
“我走了。”阿妈转身。
“阿妈！”阿秀喊住她。
阿妈回过头。
“我……”阿秀想说什么，但话卡在喉咙里。最后只说：“你路上小心。”
阿妈笑笑，挥挥手，走上回程的山路。她的背影越来越小，最后消失在拐弯处。
阿秀在门口站了很久，直到天色完全暗下来，才转身走进学校。
初中生活和阿秀想的不一样。
班里四十五个学生，只有七个女生。阿秀是唯一从山里来的。她的口音，她的衣服，她的草鞋，都成了同学们的笑话。
“看，山里妹。”
“她身上有股牛粪味。”
“听说她妈是卖血的。”
阿秀听见了，但装作没听见。她坐在教室最后一排，上课时眼睛盯着黑板，下课了就看书。她不跟人说话，也没人跟她说话。
第一个月的生活费，阿秀只用了一半。早饭一个馒头，中午晚上都是米饭配咸菜。周末同学们去街上玩，她在教室看书。图书馆是她的天堂，虽然那里书不多，但够她看了。
期中考试，阿秀考了全班第一。
老师念成绩时，全班都回头看她。阿秀低着头，手指紧紧攥着衣角。放学后，班主任叫她去办公室。
“你成绩很好。”班主任是个戴眼镜的女老师，姓陈，“但听说你生活很节省？”
阿秀点头。
“身体是革命的本钱。”陈老师说，“食堂有补助餐，家庭困难的学生可以申请。”
阿秀摇头：“不用，老师，我够吃。”
她不是客气，是真的觉得够。比起在家时吃野菜汤，有米饭咸菜已经很好了。
冬天来了，阿秀的手生了冻疮。红肿，溃烂，握笔时钻心地疼。但她还是每天写作业，一笔一划，工工整整。
寒假前，阿秀算了算，下学期的学费还差三块钱。
她写信给阿妈，说学校有补助，不用寄钱了。然后她开始想办法。
学校后面有片林子，里面有枯树枝。阿秀每天放学后去捡柴，捆好了，周日背到街上卖。一捆柴两分钱，她要卖一百五十捆。
那个冬天特别冷，雪下了好几场。阿秀的手裂开一道道口子，捡柴时，血滴在雪地上，像梅花。
但她攒够了三块钱。
放假回家那天，阿秀用这三块钱，在县城供销社买了个铁皮铅笔盒。绿色的，盖子上印着天安门的图案。她想象阿妈看到时的表情，脚步都轻快起来。
三十里山路，她走了四个小时就到家了。
“阿妈！”她推开篱笆门。
阿妈正在院里喂鸡，看见她，手里的簸箕掉在地上。
“阿秀！你咋回来了？不是还有几天才放假？”
“学校提前放了。”阿秀撒了谎。其实她是想给阿妈一个惊喜。
晚上，阿秀拿出铅笔盒。
“给，阿妈，我用奖学金买的。”
阿妈接过铅笔盒，手指摩挲着上面的图案，久久不说话。
“阿妈？”阿秀有些不安，“你不喜欢？”
阿妈摇摇头，抬起脸，阿秀看见她满脸是泪。
“喜欢，”阿妈声音哽咽，“阿妈喜欢。”
那一夜，阿妈在油灯下，用碎布头缝书包。阿秀的旧书包破了，她要给阿秀缝个新的。
阿秀在旁边写作业，偶尔抬头，看见阿妈专注的侧脸。灯光昏黄，把阿妈的影子投在墙上，很大，很温暖。
“阿妈，”阿秀忽然说，“我教你写字吧。”
阿妈的手顿了顿，然后继续穿针：“莫闹，阿妈老了，学不会。”
“学得会。”阿秀放下笔，拿过一张纸，“我教你写你的名字。”
阿妈叫“吴桂花”。阿秀一笔一划地写，阿妈在旁边看，眼睛睁得很大，像怕漏掉什么。
“这是‘吴’，口天吴。这是‘桂’，木字旁加两个土。这是‘花’，草字头下面一个化。”
阿妈的手指在空中跟着比划，笨拙，但认真。
“太难了。”阿妈最终摇头，“阿妈笨，学不会。”
“不着急，慢慢学。”阿秀说。
窗外，月亮升起来了，很圆，很亮。月光照进屋里，照着母女俩依偎的身影。
五年后，阿秀初中毕业，考上了地区师范学校。
通知书送到寨子那天，整个寨子都轰动了。邮递员骑着自行车，铃铛按得山响。寨子里的人从吊脚楼里探出头，孩子们追着自行车跑。
“录取通知书！吴桂秀的！”
阿妈正在地里锄草，听到喊声，锄头都扔了，光着脚跑回来。手上全是泥，在衣服上擦了又擦，才敢接过那个牛皮纸信封。
“拆开看看！”围观的乡亲喊。
阿妈的手抖得厉害，撕了三次才撕开封口。抽出那张纸，红头文件，盖着大红章。她不识字，但认得“录取通知书”几个大字——阿秀教过她。
“念！快念！”有人催促。
寨老正好过来，接过通知书，扶了扶老花镜，清清嗓子：
“吴桂秀同学，你已被地区师范学校录取，请于九月一日前到校报到……”
后面的话被淹没了。欢呼声，鼓掌声，还有孩子的尖叫声。阿妈站在那里，手里紧紧攥着通知书，眼泪无声地流。
那天晚上，寨老召集全寨开会。
晒谷场上，松明火把照得通亮。阿妈和阿秀坐在中间，像被供奉的神像。
“师范三年，学费全免，但吃住要钱。”寨老说，“一年少说也要五十块。”
五十块。场上安静下来。对于这个人均年收入不到二十块的寨子，五十块是天文数字。
“阿秀是寨子第一个考上师范的。”寨老缓缓说，“是寨子的光彩。这钱，寨子出。”
“可寨子哪来这么多钱？”有人问。
“我家出五块。”杨伯第一个站起来。他家大儿子去年结婚，欠的债还没还清。
“我出三块。”
“我出两块。”
“我出一块五！”
声音此起彼伏。阿妈站起来，想说什么，但寨老按住她。
“就这样定了。”寨老说，“三十户，每户至少出一块。不够的，我家补。”
阿妈又要跪，被寨老扶住。
“莫跪，”寨老说，“让阿秀好好读书，以后当个好老师，就是报答了。”
第二天，寨子里的人陆续送钱来。有一块的纸币，有五毛的毛票，有一分的硬币。阿妈找了个布袋，仔仔细细收好，每收一笔，就在小本子上记一笔。
本子是阿秀用过的作业本，反面还能写字。阿妈不识字，就用画圈代替。杨伯家五块，画五个圈。李叔家三块，画三个圈。
最后数了数，一共四十二块七毛三分。
还差七块多。
阿妈没说话，把布袋收好，放进木箱最底层。
晚上，阿妈对阿秀说：“早点睡，明天还要赶路。”
“去哪？”
“县城。”
第二天天没亮，母女俩就出发了。阿妈背着竹篓，里面是晒干的菌子、山草药。阿秀背着小包袱，里面是两件换洗衣服。
三十里山路，她们走得很快。到县城时，太阳刚刚升起。
阿妈让阿秀在街角等着，自己背着竹篓去了集市。中午回来时，竹篓空了，手里多了一卷毛票。
“卖了三块二。”阿妈说，声音里透着高兴。
下午，阿妈又出去了。这次她没让阿秀等，说要去办点事，让阿秀自己去书店看看书。
阿秀在书店待到傍晚，出来时，在街口等阿妈。太阳西斜，把街道染成金色。阿妈从街那头走来，走得很慢，一只手按着另一只胳膊。
阿秀跑过去。
“阿妈！”
阿妈对她笑笑，脸色苍白得吓人。
“办好了？”阿秀问。
“办好了。”阿妈从怀里掏出一个小布包，层层打开，里面是四块钱。
加上早上的三块二，正好七块二。
“还差一点点，”阿妈说，“不过够了，寨老说差的他补。”
阿秀接过钱，崭新的纸币，还带着体温。她忽然注意到，阿妈按着的胳膊，袖口处有一点暗红。
“阿妈，你的手……”
“没哪样，”阿妈赶紧放下手，“被树枝刮了。走吧，天快黑了，找个地方住。”
她们在车站附近找了个最便宜的大通铺，一晚上两毛钱。房间里挤了十几个人，汗味、脚臭味混在一起。但阿秀太累了，倒头就睡。
半夜，阿秀被尿憋醒，轻手轻脚下床。经过阿妈床边时，借着窗外漏进来的月光，她看见阿妈的胳膊露在外面。
手臂上，密密麻麻全是针眼。
新的旧的，青的紫的，像一张恐怖的地图。
阿秀站在那里，动弹不得。她想起那些红糖，那些“营养品”，想起阿妈总说的头晕，想起她越来越苍白的脸。
原来是这样。
原来学费是这样来的。
原来她每一分钱，都沾着阿妈的血。
阿秀捂住嘴，不让自己哭出声。她轻轻爬上床，缩在阿妈身边，手轻轻放在阿妈的胳膊上。那些针眼凸凹不平，像一个个伤疤。
阿妈动了动，醒了。
“阿秀？还没睡？”
“阿妈，”阿秀的声音哽咽，“我不读书了。”
“莫说傻话。”
“真的，我不读了，我回家干活，我养你。”
阿妈转过身，在黑暗里看着阿秀。月光很淡，但阿秀看得见阿妈眼里的光。
“阿秀，”阿妈的声音很轻，但很坚定，“你要读。阿妈不识字，一辈子在山里。你要走出去，要识字，要当老师。以后寨子里的女娃，就都能读书了。”
阿秀说不出话，眼泪浸湿了阿妈的衣襟。
阿妈轻轻拍着她的背，像小时候那样。
“睡吧，”阿妈说，“明天还要赶路回家。”
阿秀闭着眼睛，假装睡着。阿妈以为她睡了，轻轻起身，从包袱里拿出针线，就着月光缝衣服。
阿秀眯着眼看。阿妈在缝她的衣服，袖口破了，阿妈用碎布补上，针脚细细密密的。
月光从窗户照进来，照在阿妈脸上。阿妈专注地缝着，偶尔抬头看一眼阿秀，眼神温柔。
阿秀忽然想起小时候的承诺。
“等我长大了，我教你认字。”
她还没有做到。
但她一定会做到。
师范三年，阿秀没有回过一次家。
不是不想，是为了省钱。往返车票要两块四，够她吃半个月饭。而且假期可以留校，学校有补助，还能去图书馆帮忙，有点收入。
她给阿妈写信，每周一封。信里说学校很好，老师很好，同学很好。她说她成绩很好，拿了奖学金。她说她参加了文学社，在报纸上发表了文章。
她不说的，是每天早上一个馒头，中午晚上都是米饭配咸菜。是冬天只有一件棉袄，洗了就没得穿，只能晚上洗了，用体温烘干。是周末去饭店洗盘子，手泡得发白。
但这些都不算什么。比起阿妈手臂上的针眼，这些真的不算什么。
第三年春天，阿秀收到阿妈托人带来的包裹。打开，是一罐新腌的辣酱，还有一双新做的布鞋。
信是请寨老代笔的，只有短短几行：
“阿秀，家中一切安好。辣酱是新做的，记得吃。布鞋是阿妈做的，不知合不合脚。好好读书，莫挂念。”
阿秀抱着那罐辣酱，哭了一下午。
六月，毕业考试。阿秀考了全年级第一。校长在毕业典礼上表扬她，说她是“山区学生的榜样”。
七月，分配方案下来。阿秀有两个选择：留在城里的小学，或者回县里。
所有人都以为她会留在城里。城里的学校，工资高，条件好，前途光明。
阿秀填了回县里的志愿。
班主任找她谈话：“你想清楚了吗？回县里，很可能分到山里的小学。”
“我想清楚了。”阿秀说。
“为什么？”
阿秀想了想，说：“因为有人需要我。”
八月，派遣证下来：回原籍，分配到青岩乡中心小学。
青岩乡，就是她出生的地方。
阿秀收拾行李。三年师范，她的行李很少：一床被子，几件衣服，一摞书。最多的就是书，都是旧书摊淘的，一块钱能买好几本。
还有那罐辣酱，她一直没舍得吃完，还剩半罐。
离校前一天，下起了雨。阿秀在宿舍整理东西，听见楼下有人喊：
“吴桂秀！有人找！”
阿秀跑到窗口，看见楼下站着一个人，撑着破旧的油纸伞，浑身湿透。
是阿妈。
阿秀冲下楼，伞都没拿。
“阿妈！你怎么来了！”
阿妈浑身湿透，裤脚上全是泥，但看见阿秀，咧开嘴笑：“听说你毕业了，我来接你回家。”
“这么远！你怎么来的！”
“走来的。”
从寨子到地区，两百多里山路。阿妈走了四天。
阿秀的眼泪一下子就出来了，和雨水混在一起。
“傻姑娘，哭哪样。”阿妈给她擦眼泪，手粗糙得像砂纸，“走，帮你搬东西。”
阿秀的行李少，一个包袱就装下了。阿妈抢着背，阿秀不肯，最后一人背一边。
雨小了，变成毛毛雨。母女俩走在湿漉漉的街道上，共撑一把破伞。
“阿妈，”阿秀说，“我分回青岩了。”
阿妈脚步顿了顿，然后继续走：“好，回家好。”
“我当老师了。”
“好，当老师好。”
“以后，我教你认字。”
阿妈停下脚步，转过身看着阿秀。雨丝细细的，落在她花白的头发上。
“好，”阿妈说，眼睛里有光闪动，“阿妈等你教。”
她们继续走。街道很长，但阿秀觉得，回家的路，终于开始了。
青岩乡中心小学在乡政府旁边，三排土坯房，一个土操场。操场上竖着一根木杆，上面飘着国旗，旗子已经褪色，在风里无力地摆动。
阿秀报到的第一天，校长带她参观学校。
“这是教室，一共六间，一到六年级各一间。这是教师办公室，也是宿舍。你住这间。”校长推开一扇木门，里面一张床，一张桌子，一把椅子，没了。
“厕所在外头，旱厕。喝水去井里打。做饭在灶房，柴火自己捡。”校长一口气说完，看着阿秀，“吴老师，你是师范毕业的，我们这条件差，委屈你了。”
阿秀摇头：“不委屈。”
是真的不委屈。比起寨子里的吊脚楼，这已经很好。至少墙壁是完整的，屋顶不会漏雨。
“学生呢？”阿秀问。
“明天开学，你就知道了。”校长苦笑。
第二天，阿秀早早起床，换上最整齐的衣服——一件洗得发白的蓝布衫，黑色裤子，布鞋。头发梳成马尾，用橡皮筋扎好。
她教一年级，语文兼班主任。
八点上课，七点半她就站在教室门口等。太阳慢慢升高，操场上一个人也没有。
七点五十，来了五个学生。都是男孩，衣服补丁摞补丁，光着脚，脸上脏兮兮的。
“老师好。”最大的那个男孩说，其他四个跟着喊。
阿秀点点头：“进来吧。”
教室里有二十套桌椅，但只坐了五个人，显得空荡荡的。
“其他同学呢？”阿秀问。
男孩们互相看看，最大的那个说：“就我们五个。”
“女生呢？”
“女娃不上学。”
阿秀的心沉了沉。她想起二十年前的自己，被校长赶出教室，说“女娃读什么书”。
“你们叫什么名字？”阿秀问。
“我叫杨大柱。”
“李二狗。”
“吴三娃。”
“刘四毛。”
“王五斤。”
名字都是按排行起的，好养活。
阿秀在黑板上写下自己的名字：“我叫吴桂秀，是你们的老师。”
她开始上课。第一课是“上学歌”。她教一句，孩子们跟一句。
“太阳当空照，花儿对我笑……”
声音稚嫩，参差不齐，但在空荡荡的教室里回荡，竟有一种庄严的感觉。
下课铃是校长用铁棍敲一段废铁轨，“当当当”的声音传遍整个学校。
阿秀走出教室，看见其他年级的情况也差不多。二年级六个学生，三年级四个，四年级三个，五年级两个，六年级一个。
全校加起来，二十一个学生。全是男孩。
中午，阿秀去灶房打饭。做饭的是校长的妻子，大家都叫她师母。师母五十多岁，胖胖的，很和气。
“吴老师，第一堂课怎么样？”师母问。
阿秀苦笑：“只有五个学生。
“正常，”师母盛了一勺白菜汤给她，“山里人，觉得女娃读书没用，不如在家干活。
“可女娃也要识字啊。”
“这话你跟我说没用，”师母压低声音，“得跟家长说。不过说了也没用，祖祖辈辈都这样。”
下午放学，五个男孩一溜烟跑了。阿秀在教室坐了会儿，拿出花名册。花名册上是全乡适龄儿童的名字，一共一百二十七个。来上学的，只有二十一个。
她拿起笔，在没来的名字后面打叉。打到最后，手都酸了。
窗外，夕阳西下，把土操场染成金色。远处是层层叠叠的山，墨绿，深绿，浅绿，一直延伸到天边。
阿秀忽然觉得，这些山像一堵墙，把寨子围在里面。而她要做的，是把墙凿开一个洞，让光透进来。
第二天，阿秀没上课。她请校长带路，去家访。
第一家是杨大柱家。在寨子最里头，三间破草房。大柱爸在院子里劈柴，看见校长，放下斧头。
“校长来了，坐。”
“这是新来的吴老师。”校长介绍。
大柱爸看阿秀一眼，眼神淡淡的：“吴老师。”
“大柱爸，我今天来，是想说说大柱上学的事。”阿秀开门见山。
“大柱不是去上学了吗？”
“是去了，但我想问问，大柱的妹妹呢？她到年龄了，怎么不来？”
大柱爸愣了愣，然后笑了：“女娃上什么学，在家帮她妈干活就行了。”
“女娃也要识字啊，”阿秀说，“识字了，将来……”
“将来嫁人，生孩子，做饭，”大柱爸打断她，“识字有什么用？吴老师，你是文化人，但山里的事你不懂。”
阿秀还想说什么，校长拉了她一把。
“那我们先走了。”
走出院子，阿秀问：“校长，为什么……”
“没用，”校长摇头，“我在这干了二十年，家访了无数次，没用。祖祖辈辈都这样，改不了。”
“可我是女娃读书读出来的，”阿秀说，“我能改。”
校长看她一眼，眼神复杂：“吴老师，有理想是好事。但现实是，你改变不了。”
阿秀咬咬嘴唇，没说话。
下一家是李二狗家。二狗妈在院子里喂猪，看见他们，转身进屋，关上了门。
第三家，吴三娃家。三娃爸倒是客气，请他们进屋坐，倒了水。但说到让妹妹上学，头摇得像拨浪鼓。
“吴老师，不是我不让，是实在没这个条件。家里穷，供一个都难，哪能供两个？”
一天下来，走了八家，家家户户，态度各异，但结果一样：女娃不上学。
傍晚，阿秀拖着疲惫的身子回学校。夕阳把她的影子拉得很长，孤零零地印在土路上。
走到寨子口，她看见阿妈。
“阿妈，你怎么来了？”
“听说你去家访了，”阿妈递过来一个竹筒，“喝口水。”
阿秀接过竹筒，水是温的，放了点糖，甜丝丝的。
“阿妈，我是不是很没用？”阿秀低声说。
“哪的话，”阿妈摸摸她的头，“慢慢来。”
“可他们不让女娃上学。”
“当年他们也不让你上学，”阿妈说，“后来不是让了？”
阿秀抬起头。
“阿妈，你当年是怎么说服寨老的？”
阿妈沉默了一会儿，说：“我没说服他。是寨老自己明白的。”
“怎么明白的？”
“因为我去了血站三十七次。”阿妈平静地说，“寨老看见了，就明白了。”
阿秀的心狠狠一抽
“阿妈……”
“阿秀，”阿妈看着她的眼睛，“你要让他们看见，女娃读书，是有用的。”
“怎么看见？”
“教出个样子来。”
那天晚上，阿秀一夜没睡。她在煤油灯下备课，准备明天的课。她要教得最好，让这五个男孩，成为最好的学生。
她要让寨子里的人看见，读书是有用的。
第一个月，五个男孩学会了拼音，会写自己的名字。
第二个月，他们会背十首古诗，会算二十以内的加减法。
第三个月，阿秀带他们去乡里参加朗诵比赛。五个男孩，穿着最整齐的衣服，站在台上，朗诵《静夜思》。声音洪亮，字正腔圆。
他们得了第一名。
奖状拿回寨子，寨老亲自贴在祠堂的墙上。红纸黑字，在昏暗的祠堂里格外显眼。
“看见没，我们寨子的娃，得了第一！”寨老逢人就说。
渐渐地，有人开始问：“吴老师还收学生吗？”
阿秀说：“收，男女都收。”
但没人送女娃来。
阿秀不着急。她等。
期中考试，五个男孩全部及格，杨大柱还考了双百。阿秀把成绩单贴在校门口，红纸黑字，谁都能看见。
寨子里开始有人说：“吴老师教得是真好。”
“大柱以前连自己名字都不会写，现在都能写信了。”
“我听说，读书读好了，以后能当干部。”
“真的假的？”
“你看吴老师，不就是读书读出来的？”
阿秀听见了，装作没听见。她继续教，用心教。她不仅教课本，还教唱歌，教画画，教做操。她把课堂搬出教室，在操场上体育课，在山坡上自然课。
孩子们喜欢她，追着她叫“吴老师”。家长们也渐渐接受了她，路上遇见，会点头打招呼。
腊月，寨子里杀年猪，杨大柱家请阿秀去吃杀猪饭。这是很高的礼遇，只有贵客才请。
饭桌上，大柱爸给阿秀敬酒。
“吴老师，谢谢你。大柱以前皮得很，现在懂事了，回家还教他妹妹写字。”
阿秀心头一动：“大柱有妹妹？”
“有，八岁了，叫小梅。”
“怎么不带来上学？”
大柱爸沉默了一会儿，说：“女娃……”
“女娃也能读书，”阿秀说，“你看我，不也是女娃？
满桌人都安静了。
“大柱爸，”寨老开口了，“让女娃也去上学吧。你看吴老师，多有出息。”
大柱爸看看寨老，看看阿秀，一仰头把酒干了。
“行！过了年，让小梅也去！”
阿秀的手在桌子底下紧紧攥成拳头，指甲陷进肉里，但她不觉得疼。
她知道，墙上的第一块砖，松动了。
过年，阿秀回寨子。寨子里的人见了她，都客客气气地叫“吴老师”。有孩子远远看见她，跑过来鞠躬。
阿妈做了丰盛的年夜饭：腊肉，香肠，血豆腐，还有一只鸡。阿秀给阿妈夹了块鸡腿。
“阿妈，你吃。”
“你吃，你在学校辛苦。”
母女俩互相推让，最后一人一半。
吃完饭，阿秀拿出一样东西：一本崭新的课本，一支铅笔，一个作业本。
“阿妈，我教你认字。”
阿妈愣住了，手在围裙上擦了又擦，不敢接。
“我……我笨，学不会。”
“学得会，”阿秀拉阿妈坐下，“我们从最简单的开始。”
煤油灯下，阿秀握着阿妈的手，一笔一划地写。
“这是‘人’，一撇一捺。人字很简单，但做人不简单。”
阿妈的手抖得厉害，字写得歪歪扭扭。但她很认真，眼睛紧紧盯着笔尖，像在完成一件神圣的事。
“人……”阿妈跟着念。
“对，人。你是人，我是人，大家都是人。男人是人，女人也是人。男人能读书，女人也能读书。”
阿妈抬起头，看着阿秀。灯光在她眼里跳跃。
“阿秀，”她轻声说，“你长大了。”
阿秀鼻子一酸：“嗯，我长大了。我说过，要教你认字。”
那一夜，阿妈学会了三个字：人，口，手。
虽然写得歪歪扭扭，但终究是写出来了。
阿妈拿着作业本，看了又看，笑了，笑着笑着，哭了。
“我这辈子，第一次写自己的名字。”
“明天我教你写名字，”阿秀说，“吴桂花，三个字，不难。”
窗外，鞭炮声此起彼伏。过年了，新的一年要开始了。
阿秀看着阿妈专注的侧脸，心里涌起一股暖流。
她知道，这只是一个开始。但开始，就是希望。
五年后。
青岩乡中心小学的操场上，正在举行六一儿童节庆祝活动。
操场上挤满了人，学生，家长，寨子里的乡亲。孩子们穿着统一的校服——白衬衫，蓝裤子，虽然旧，但洗得干净。女孩子们扎着红头绳，像一朵朵小花。
阿秀站在台上，看着台下。一百二十七个学生，全到齐了。男生六十五个，女生六十二个。一年级新生里，女生的数量第一次超过了男生。
寨老坐在第一排，穿着崭新的苗服，笑得合不拢嘴。阿妈坐在他旁边，也穿着苗服，头发梳得整整齐齐。她怀里抱着一个布包，抱得紧紧的。
活动开始了。孩子们表演节目：唱歌，跳舞，诗朗诵。一年级的小朋友表演《上学歌》，稚嫩的声音在操场上回荡：
“太阳当空照，花儿对我笑，小鸟说早早早，你为什么背上小书包……”
阿秀看着，眼睛有些湿润。她想起五年前，只有五个男孩，在空荡荡的教室里唱这首歌。
五年级的杨小梅——杨大柱的妹妹，现在已经是少先队大队长了——走上台，朗诵她自己写的诗：
《我的老师》
我的老师有一双温暖的手
牵着我走过山路弯弯
我的老师有一双明亮的眼睛
看着我学会写字算数
我的老师说
女娃也能顶半边天
我的老师说
读书能改变命运
老师，老师
你是山里的明灯
照亮我们前行的路……
朗诵完，台下掌声雷动。阿妈使劲鼓掌，手都拍红了。
最后一项，是给优秀学生颁奖。阿秀念名字，孩子们一个个上台，敬礼，接奖状，再敬礼，下台。秩序井然。
颁奖结束，寨老站起来，走到台上。
“我说两句，”寨老接过喇叭，声音洪亮，“五年前，吴老师来我们寨子。那时候，全校只有二十一个学生，都是男娃。吴老师说，女娃也要读书。很多人不信，包括我。”
台下有人笑。
“但吴老师坚持下来了。她一家一家地走，一家一家地劝。她教出来的学生，成绩好，懂礼貌，有出息。现在，我们寨子所有的娃，不管男娃女娃，都上学了！”
掌声。
“今天，我代表寨子，给吴老师送一面锦旗。”
寨老示意，阿妈站起来，走上台。她走得有点慢，但很稳。走到阿秀面前，她打开布包，取出一面锦旗。
红布，黄字。字是手绣的，歪歪扭扭，但一针一线，密密麻麻。
上面绣着三个字：谢师恩。
阿秀愣住了。她认得那针脚，是阿妈的手艺。
“阿妈……”她声音哽咽。
阿妈看着她，笑了，眼泪却流下来：“阿秀，这是阿妈自己绣的。字是阿妈自己写的，虽然丑，但是阿妈的心意。”
台下安静了，所有人都看着这对母女。
阿秀接过锦旗，沉甸甸的。她展开，三个大字在阳光下闪闪发光。
谢师恩。
阿秀深深鞠躬，久久没有直起身。
掌声再次响起，经久不息。
活动结束，人群渐渐散去。阿秀扶着阿妈往回走。夕阳西下，把她们的影子拉得很长。
“阿妈，你什么时候学会写字的？”
“晚上，你备课的时候，我偷偷学的。”阿妈有些不好意思，“写得丑，你别笑。”
“不丑，”阿秀说，“很好看，是我见过最好看的字。”
走到学校门口，阿秀停下脚步。校门上方，挂着一块新牌子。旧牌子“青岩乡中心小学”被取下，换上了一块新的。
新牌子上写着：“青岩乡民族小学”。
牌匾崭新，红底金字，在夕阳下闪闪发光。
“这是县里给换的，”校长走过来，笑着说，“说我们学校女童入学率百分之百，是典型，要表彰。”
阿秀看着那块牌子，看了很久。
“对了，”校长想起什么，“县里还拨了款，要建新校舍。两层楼，砖瓦结构，有玻璃窗，有电灯。”
阿秀想起五年前，她第一次走进这所学校：土坯房，破桌椅，漏雨的屋顶，二十一个学生，全是男孩。
五年。墙上的洞凿开了，光透进来了。
“阿秀，”阿妈轻声说，“你做到了。”
阿秀转过头，看着阿妈。阿妈老了，头发白了，背更驼了。但眼睛很亮，像年轻人一样。
“阿妈，”阿秀握住阿妈的手，“我们一起做到的。”
她们相视而笑。
远处，群山连绵，层层叠叠。夕阳给山峦镀上金边，像一幅巨大的画。
而在山与天的交界处，一轮明月正悄然升起。
月光下，新的校舍即将拔地而起。而更多的孩子，将在这里学会写字，学会算数，学会“人”字怎么写。
他们会记住，有一个老师，用她的一生，在墙上凿开了一个洞。
让光，照了进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