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鱼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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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电影《南京照相馆》以独特视角在全国各地票房暴涨，它带着观众重回那段沉重的历史。影片通过聚焦南京大屠杀期间日军强迫平民摆拍“亲善照”的历史细节，深刻揭露了日本侵略者在战争中营造的虚伪“亲善”形象。
影片以照相馆为微观舞台，将日军的宣传策略具象化为镜头下的双重面孔：一方面通过伪造的和谐场景欺骗国际舆论，另一方面用“不许可”禁令掩盖真实暴行，这种表里不一的操作暴露出其侵略本质与文化殖民的双重企图。
“亲善照”的炮制：暴力胁迫下的虚假叙事
影片中，日军摄影师伊藤要求平民配合拍摄“中日亲善” 照片，甚至不惜摔死啼哭的婴儿以确保拍摄效果。这种极端行为揭示了“亲善照”的本质 ——以暴力为底色的舆论操控。例如，毓秀被迫与阿昌假扮夫妻摆拍时，镜头外的刺刀与镜头内的微笑形成强烈反差，暴露出日军将平民视为道具的冷血逻辑。这类照片往往被盖上“检阅济”印章公开发表，而真实的屠杀画面则被盖上“不许可”印章严禁传播，这种双重标准彻底撕开了“大东亚共荣”的谎言。
历史资料显示，日军在南京沦陷后确实组织大量摆拍，例如在中山陵、夫子庙等名胜古迹前与儿童合影，试图塑造“文明征服者”形象。但电影通过细节还原（如日军士兵在摆拍时仍佩戴染血的手套），让观众看到这些“亲善”画面背后是未干的血迹与未散的硝烟。正如导演申奥所言，日军的“亲善”本质是“文化掠夺与舆论争夺”，企图通过影像改写历史认知。
“不许可”禁令：真相湮灭与记忆争夺
电影中，日军将记录屠杀的照片盖上“不许可”印章，甚至销毁底片，这种行为与历史上日本战时新闻统制政策完全吻合。影片中阿昌在冲洗底片时，显影液中逐渐浮现的尸山血海与日军军官冷漠的“继续工作”指令形成强烈冲击，凸显了侵略者对真相的恐惧。
这种“不许可”机制不仅存在于南京，更贯穿整个侵华战争——日本每日新闻社保存的《不许可写真》中，大量处决、抢劫照片被刻意压制，而公开发表的影像全是“祥和”的占领区景象。
电影通过对比手法强化了这种虚伪性：一面是日军在镜头前分发糖果的“善举”，另一面是镜头外正在进行的强奸与纵火。这种叙事策略让观众清晰看到，日本的“亲善”宣传本质上是一场精心策划的记忆战争，试图通过影像霸权重塑被侵略国的历史认知。正如明妮・魏特琳在日记中讽刺日军报道时所言：“25句话中19句是假的”，电影正是用这种细节还原了侵略者的话术逻辑。
双重叙事的崩塌：从“共荣”到“铁证”
影片最具批判性的设计，是将“亲善照”与“屠杀照”并置为叙事主线。当阿昌将两套底片缝入衣襟时，胶片的物理形态成为历史真相的载体——原本用于美化侵略的摄影术，最终成为审判侵略者的“京字第一号罪证”。这种戏剧性反转揭示了日本“亲善”宣传的致命漏洞：任何谎言都无法掩盖铁证。
历史的显影：从银幕到现实的深刻启示
《南京照相馆》在南京大屠杀80周年后的今天上映，其意义远超一部电影本身。它是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质，迫使我们必须直面一个核心议题：我们应如何记忆，又如何在此基础上构建未来？
影片最震撼人心的力量，在于它并未将故事局限于民族受害的悲情叙事，而是升华为对战争异化人性、扭曲真相的普遍性控诉。导演申奥所强调的“中国人民用微薄力量揭示真相”，其价值正在于这种个体抗争所闪耀的普世人性光辉——在任何暴政和谎言面前，对真理的坚守都是人类尊严的最后堡垒。这与当下日本国内仍有良知之士不懈追寻历史真相的努力，在精神上遥相呼应。他们的存在提醒我们，历史的真正对手，从来不是某个民族，而是拒不认罪的军国主义幽灵以及试图埋葬真相的黑暗力量。
值得注意的是，电影通过阿昌与毓秀的觉醒，精准刻画了普通人从“苟活”到“担当”的蜕变。这种抵抗，并非简单的以暴制暴，而是以一种更深刻、更持久的方式进行——即争夺历史的定义权，守护记忆的纯洁性。当老金说出“元月就是元月”时，他捍卫的是一个超越民族界限的、关于真相的绝对性原则。这种守护，是对所有企图用谎言重塑世界的行径的最根本否定。
因此，铭记《南京照相馆》所揭示的一切，其最终目的绝非延续仇恨。相反，正是对历史最深刻的剖析与最清醒的承认，才是走向真正和解与和平的唯一基石。唯有共同直面这段沉痛的历史，才能防止人类文明再次坠入同样的深渊。影片警示我们，在当今这个信息战、认知战愈发频繁的时代，历史的教训并未过时——任何权力若企图用虚假的“亲善”面具掩盖罪行，最终都将在历史的显影液中原形毕露。守护真相，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免于恐惧和欺骗的未来。
（谭华祥 陈鱼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