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鱼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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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8日晚，我走进电影院，观看了今年暑期档电影——《南京照相馆》。这部电影如同一堂别开生面的历史课，导演如同一位老师，通过独特的叙事手法，让观众深刻地了解了那段沉痛的历史。
电影开始时，导演就展现出高超的电影技法。影片开场呈现战前南京贡院街的景象，青石板路、沿街的茶馆、杂货铺、照相馆，行人往来，秦淮河一角等一幅幅画面，营造出具有生活气息的城市氛围。低沉的旁白（类似日记或回忆的口吻），“1937年12月，南京，我按下了快门”，声音平静却带着压抑感；同时穿插环境音——远处隐约的枪炮声、南京街头的嘈杂声（后来逐渐变成死寂），这种“平静的叙述”与“残酷的背景音”的反差，把观众拉进1937年南京的紧张氛围，抓住观众的注意力，激发观众的探知欲。
电影的主题鲜明——为历史显影，揭示战争真相。导演巧妙地以小人物阿昌的故事，并以充满象征意味的暗房作为故事的开场和故事的“记忆之场”，采用“侧写”策略，将战争的残酷真相一一呈现，通过声音与暗示织就心灵震撼，通过生活化细节勾勒有血有肉的普通人的觉醒抗争，从而实现提醒国人铭记历史，珍惜和平的主观愿望。
导演通过严谨的史料考证和珍贵的影像资料，使故事并非虚构，纯属事实。在故事中呈现了日军在南京大屠杀期间的种种暴行，如枪杀等画面，运用蒙太奇手法将枪击和摄影的过程交替展示，子弹上膛、胶片上卷，扣下扳机、按下快门，开枪和拍照的英文单词相同，暴行的实施和记录形成了呼应。镜头还对准日军军官准备处决中国平民并让日本摄影师伊藤拍下照片的场景，直观地揭示日军的残暴和冷血。
影片还揭示了日军侵略的双重残酷性，即对我中华文明的摧毁与对中国人生命的屠戮。日军一方面用“不许可”封存血腥罪证，另一方面制造虚假的“中日亲善”摆拍场景，这些试图掩盖其残暴的行径。其中日军随军摄影师伊藤秀夫出身贵族，却将婴儿被摔死的惨叫化作“完美构图”的背景音，还逼迫中国百姓摆出“喜迎皇军”的笑容拍照，深刻揭露日军侵华时宣称的“善邻友好”的虚伪无耻。
电影中日军施下的种种暴行，不仅是日军个体的失控，更是日本整个国家机器集体癫狂的产物。他们用“效忠天皇”的洗脑术，将普通士兵变成丧失人性的杀戮机器，如伊藤对阿泰说“我们是朋友”，却在通行证上写下死亡密码，这种变态行为被日本军国主义包装成“忠诚”与“勇敢”，展现日军对人性的扭曲与摧残。
日本的侵华史是一部中国人民的抗争史。面对日本的野蛮残景，中国人民并没有被吓到，而是在痛彻中觉醒，导演以“小我”“小地”为切口，展示一部宏大的近代中国人民的抗争史和血泪史。
如影片中由刘昊然饰演的阿昌，原本是一名邮递员，城破后为了活命冒充照相馆学徒为日军冲洗照片。起初他因恐惧而妥协，随着看到越来越多日军暴行的照片，他的良知被唤醒，最终决定让出通行证，留下来抗争，以生命为代价传递出南京大屠杀的真相，完成了从怯懦的旁观者到觉醒记录者的转变。
金承宗：照相馆老板，王骁饰演。日军进城后他带着家人藏在地窖，通过冲洗日军的底片得知了外界的暴行。他意识到不能再沉默，于是提议将记录罪行的底片缝入衣襟，约定谁能逃生就将其呈交法庭。出城时他为了掩护林毓秀和孩子，举起相机对准日本人，最终壮烈牺牲，相机成为了他反抗的武器。
林毓秀：高叶饰演的戏曲演员，怀揣着电影明星梦。城破后她为了生计曾与日军合作，被迫为日军唱曲、拍摄“良民照”，但在看清日军的残暴后，她逐渐觉醒，将记录日军暴行的底片缝进旗袍，带着底片和金家遗孤突围出城，用行动证明自己的爱国情怀和民族气节。
宋存义：作为平民群像中唯一身着军装的人，他自称“一枪未发就逃”，被贴上“懦弱逃兵”的标签。当他目睹阿昌冲洗出的日军屠杀照片，又确知亲人遇害后，他潜藏的正义与勇气被激发，他用南京城门楼的石头砸死日本兵，完成从逃兵到烈士的转变，以壮烈的牺牲展现抵抗精神。无数个阿昌、金承宗、林毓秀、宋存义构成全民抗战的洪流，最终将日本帝国主义赶出中国。
故事收尾，进行战犯伏法与历史审判。1946年南京审判战犯法庭上，林毓秀带出的底片成为“京字第一号证据”，战犯被判处死刑。刑场上，她举起老金遗留的相机，快门按下瞬间，子弹穿透战犯头颅，与当年日军屠杀同胞的影像重叠，完成历史对暴行的终极审判，这是对侵略者的审判，也是对历史真相的最终确认。片尾呈现南京的今昔对比画面，中华门、中山门、紫金山天文台等侵略者拍摄的断壁残垣，与如今南京的繁华渐渐重叠。银幕上泛黄的历史照片渐隐，梧桐掩映的现代南京街景浮现，孩童嬉笑着掠过镜头，卖栀子花的老妪在石凳上瞌睡，展现了和平年代的美好与珍贵，凸显当下的幸福生活是先辈们用生命换来的。
走出影厅，步行于街，回想起电影中的种种，心中感慨万千。我们深知和平的来之不易，也明白只有国家强大才能守护和平。想到如今国家的强大军事力量，如在纪念抗战胜利80周年的阅兵场上展示的先进武器，它们是对和平的有力保障。我怀着对先辈的敬仰和对和平的珍视，挺直脊梁朝着家的方向走去。
（陈鱼乐 秦中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