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鱼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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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大学郑静副教授题为“电影赏析与评论”的学术讲座，以精妙的“三幕剧”结构，系统呈现了电影批评从文本细读到文化阐释的方法论跃升。这场讲座不仅完成了知识体系的传递，更展现了电影研究作为人文学科重要分支的思辨深度与阐释力度，为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电影批评范式提供了富有启发的理论资源。然而，当前电影批评领域存在文化资源分布不均的“中心 - 边缘”结构性问题，全国约 90% 的学术资源集中于不到 20% 的大城市，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电影批评的广泛传播与深入实践。郑静教授的讲座，在提供理论资源的同时，也为我们思考如何解决这一问题，推动电影批评的公共性转向提供了新思路。
媒介理论视域下的跨媒介叙事重构
郑静教授以《白鹿原》的跨媒介改编为切入点，揭示了不同艺术形式的本体论差异。电影择取田小娥的情爱叙事进行聚焦，而电视剧则回归白嘉轩的史诗架构，这种选择深刻反映了媒介特性对叙事结构的决定性影响。文学凭借其线性绵延的文字特性，构建出允许读者沉浸与反思的心理空间；影像则通过蒙太奇与镜头语言，在有限的时空内实现情感的瞬时凝聚与爆发。
从《周渔的火车》将内心独白转化为视觉韵律，到《归来》对历史创伤的诗意凝练，这些改编实践共同指向一个核心命题：跨媒介转换本质上是一种创造性重构，而非简单的内容移植。恰如“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同一故事在不同媒介的映照下，呈现出迥异却互补的艺术景观。这一现象印证了麦克卢汉“媒介即讯息”的经典论断，同时也可置于当代媒介理论家亨利·詹金斯“跨媒介叙事”的理论框架下理解。然而，我们也要认识到，这些理论在应用到具体的跨媒介改编分析时，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例如，麦克卢汉的理论过于强调媒介本身的作用，而忽略了内容创作者的主观能动性；亨利·詹金斯的理论则主要基于西方文化背景，对于非西方文化语境下的跨媒介叙事现象解释力有限。不同媒介在共同的故事世界中，以各自独特的方式贡献着叙事整体的不同面向，共同丰富着受众的认知维度，但这一过程并非简单的叠加，而是充满了复杂的互动与冲突。
接受美学视角下的文化接受差异研究
郑静教授通过《英雄》《金陵十三钗》等案例的精准分析，展现了文化伦理作为“深层语法”如何制约着不同文化语境下的审美判断与情感认同。
首先是《英雄》的跨文化接受反差。《英雄》在东西方市场的接受反差，折射出政治伦理的历史性差异。影片对“武力统一”的哲学辩护，与西方“帝国叙事”的审美传统形成某种共鸣，却触及了中国文化传统中对“暴秦”的历史记忆与“以仁治国”的政治理想。这种接受差异不仅关乎审美趣味，更体现了中西方在政治合法性建构上的不同路径。在西方市场，观众可能更倾向于从个人英雄主义的角度去理解影片中的角色，而中国观众则更容易从历史传承和集体主义的角度去审视影片的主题。
其次是《金陵十三钗》的跨文化接受困境。《金陵十三钗》的跨文化接受困境，则揭示了伦理观念的文化特异性。影片中“妓女救学生”的叙事逻辑，在中国“舍生取义”的伦理传统中被赋予崇高意义；而在西方个体主义与平等观念视域下，这种基于职业贵贱的牺牲逻辑却引发了伦理质疑。“山川异域，风月同天”，然而对同一轮明月，东西方文化却赋予了不同的伦理光辉。这一现象恰如文化理论家萨义德所言：当文本跨越文化边界时，其意义将在不同的权力结构与知识体系中发生深刻变异，呈现出“理论旅行”的复杂轨迹。但萨义德的理论主要关注东方主义对西方文化的影响，对于非西方文化之间的跨文化接受研究相对较少，这也为我们进一步研究提供了新的方向。
文明比较框架中的影像宇宙观表征
在文明比较的层面，郑静教授通过《流浪地球》与《星球大战》的对比分析，揭示了深植于东西方文明内核的不同宇宙观。这种对比不仅有助于我们理解不同文化背景下的电影创作特色，也为跨文化电影批评提供了新的视角。
《流浪地球》体现的是集体主义家园意识。《流浪地球》中“带着家园流浪”的叙事母题，体现了中国农耕文明“安土重迁”的文化心理与集体主义精神。影片中，人类为了生存，选择带着地球一起逃离太阳系，这种对家园的眷恋和守护，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天下观”和“家园意识”紧密相连。杜甫的诗句“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恰切地映照出影片中对故土的眷恋。然而，我们也要看到，这种集体主义精神在电影中的呈现，有时可能会弱化个体的独特性，如何在集体与个体之间找到平衡，是未来中国科幻电影需要思考的问题。
《星球大战》展现的是个体主义开拓精神。《星球大战》的星际开拓叙事，则延续了西方海洋文明的“出埃及”传统与边疆精神，彰显了个体探索与文明扩张的内在驱动。影片中，卢克·天行者等角色凭借个人的勇气和智慧，在星际间展开冒险，体现了西方文化中对个体英雄主义的推崇。李白的诗句“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的豪情，则暗合了影片的开拓精神。但这种个体主义导向的叙事，也可能导致对集体利益的忽视，在跨文化传播中，需要考虑到不同文化背景下观众对个体与集体关系的不同认知。
公共性转向：文化传播“双向奔赴”的实践路径
一是文化资源分布问题与影响。针对文化资源分布的“中心 - 边缘”结构性问题，全国约 90% 的学术资源集中于不到 20% 的大城市，导致边缘地区的电影批评研究无法得到足够的资源支持，影响了电影批评的全面发展和文化传播的深度与广度。这一问题不仅限制了边缘地区电影批评人才的培养，也使得不同地域之间的电影文化交流存在障碍。
二是实践路径与案例分析。郑静教授提出了文化传播“双向奔赴”的实践路径，即通过讲座、线上课程、数字策展等创新形式，突破学术圈层，实现文化资源的有效流动。例如，重庆大学与一些地方高校合作开展线上电影批评课程，将优质的教学资源输送到偏远地区，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同时，一些数字策展项目通过线上平台展示不同地区的电影文化，促进了地域间的文化交流。这些实践不仅实现了知识的民主化，更推动了文化认同的建构与文明对话的深化。“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这不仅是文化普惠的理想图景，更是电影批评参与社会建构的实践路径。但我们也应看到，在实施“双向奔赴”实践路径的过程中，面临着技术、资金、人才等多方面的挑战。如何克服这些困难，提高实践路径的可行性和可持续性，是未来需要进一步探索的问题。
结论：走向跨文化阐释的电影批评新范式
郑静教授的讲座，完整展现了电影批评从技术分析到文化阐释的方法论演进。在全球化与本土化的双重语境下，电影批评应当建构起成熟的双向阐释能力：既立足本土文化经验，参与全球电影文化对话，又通过文化传播“双向奔赴”的实践路径，推动电影批评的公共性转向，实现文化资源的均衡分布。唯有如此，电影批评才能从解释世界的理论工具，真正转变为改变世界的实践力量，在公共文化领域中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