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心翼翼的父亲

父亲曾是一棵遒劲的大树，而我始终活在他的树荫下。

我记事的时候，父亲是农村中学的民办教师，白天在学校上课，放学后到自留地里干活。吃过晚饭，帮妈妈记好工分，父亲要么抱出一捆稻草，坐在煤油灯下搓草绳；要么用稻草编草帘或是用芦苇编竹箔（一种用于摊晒的农具）。父亲利用暑假在院子里挖了一个深坑，自己动手箍成一口沼气池，从此，我家做饭烧水就有了自制的土“煤气”。父亲还借来一套砖模，起早带晚把挖出来的黏土制成砖坯，晒干后卖给了小砖窑。在我看来，父亲几乎无所不能，总有着使不完的力气。

暑假里邻村一个孩子游泳时溺水淹死了，所有父母一时间如临大敌，不许自家孩子下水游泳。父亲也要到生产队上工，没有时间照顾我们。他怕我们下水，用锅灰在我和弟弟后背画上圆圈记号。可我们实在禁不住诱惑，偷偷下了河，并在父母回家之前互相给后背重新画上了圆圈。几次之后，父亲发现了端倪，把圆圈改成了名字。结果，我俩虽然依样画葫芦，却没法写出父亲那样端正潇洒的字，被父亲用一根比手指还粗的芦柴，狠狠地上了一课。

有一次，我和几个七八岁的小伙伴一起偷了一户人家的香瓜。第二天一早，那家女主人在自留地里跳着双脚叫骂。父亲把我叫到面前，沉着脸问我有没有参加？我嗫嚅着承认偷了一个。父亲攥紧了拳头，手臂上青筋暴露，眼看着一顿胖揍在所难逃，我索性闭上了眼睛。可父亲握紧的拳头却慢慢松开了，他到自家地里摘了两个香瓜，要我当面去跟人家道歉，并保证以后不再偷。捧着两只香瓜，不足百米的路，我磨磨蹭蹭走了许久，每一步都走得无比艰难，仿佛有无数双眼睛盯着，臊得恨不能有个地缝钻进去。不用回头我都知道，父亲正远远地在我身后看着。

我初中毕业没能考进高中。那年我十六岁了，母亲患有心脏病，家里的责任田勉强可以维持一家人生活。晚上听到父母商量准备让我复读，我已经懂得家里的困难，心里五味杂陈，一夜没能睡好。父亲次日吃早饭时说让我复读。那时，我真希望父亲能用芦柴揍我一顿。他越是心平气和，我越是不敢抬头去看他，只是机械地往嘴里扒拉着早饭，两颗咸涩的水珠滴进了粥碗里。

高中毕业后，我想在家里搞个养鸡场。父亲说养殖业风险太大，母亲刚刚去世，家里没钱，只怕赚得起，赔不起，劝我一定要慎重。我那时心高气傲，根本听不进去父亲的劝告，执意搞起了养殖。结果，遇上了九一年的洪水，鸡饲料运不进来，上千只蛋鸡眼看着就要断粮。父亲说家里还有几百斤稻谷和小麦，可以先用来应急。父亲领我去看那两缸粮食，那是全家人一年的口粮，粮缸上还贴着我春节时写的“富”字，红纸已经褪成了灰白色，仿佛在嘲笑我不切实际的冲动。我从头至尾都没敢抬头去看一眼身旁父亲的眼睛。

养鸡失败后，我为了谋生，开始到建筑工地上打工。每次回家看望父亲，他都会叮嘱我——做人要脚踏实地，工作要认真负责，与人相处要诚信，遇事不能头脑发热……仿佛我还是那个没有长大的孩子。

父亲在我成年后再也没有打过我，他平时的话也不多，可每次见到他，我总感觉自己是个孩子，只有老老实实听他教导的份。父亲的形象在我心中一直是高大巍峨的，像一棵参天大树，我总觉得他永远也不会老。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父子间的天平似乎悄悄倾斜了。父亲和我说话不再像从前那样说“你要这样”“你不能那样”，很多时候都是一副商量的口气，有时候甚至会说“你看行不行？”“你能不能？”他的话总是说到一半就飘起来，像一片犹豫着不敢落地的羽毛，充满了卑微。

去年秋天，父亲检查出食管癌晚期。半年来我一次次带着他到医院去接受治疗，父亲的头发掉光了，重新长出来的头发变得雪一样白，曾经伟岸的身躯变得有些佝偻。

五一那天我回老家参加一个生日宴，饭后和几个村里朋友一起打牌。父亲来了，静静地站在一旁看我打牌。过了一会儿，他小声问我晚上怎么安排？我说：“晚上有个酒局不想去了。”父亲小心翼翼地问：“那你在家里吃了晚饭回去，你想吃什么？”我随口说：“中午喝了不少酒，就想喝一碗调适（稀稠合适）粥。”父亲连声说：“好，好，我这就回去煮粥。”

牌局快结束的时候，父亲又来了，站在桌旁低声说：“粥煮好了，你打好牌去吃正好。”打完牌，我起身和父亲一起回家，父亲抢在我前面走，瘦弱的身躯，满头的白雪。夕阳把他的身影投在我前面，只剩下小小的一团。我一时有些恍惚，那个曾经高大伟岸的父亲真的老了。那棵为我遮风挡雨的大树，正在岁月的风霜里渐渐凋零。

到了家，父亲帮我盛了一碗粥，果然稀稠合适，厚墩墩的米汤上似乎有一层油膜。父亲又端出一盘腌莴笋、一碟咸菜：“吃粥配点咸菜才爽口。我刚腌的，你吃吃看。”我一抬头，发现父亲正拘谨地看着我，一副生怕稀饭和咸菜不合我口味的样子。我赶紧喝了一口粥，又吃了一筷子咸菜说：“嗯，好吃。真好吃。”父亲搓着手笑了：“下次少喝点酒，你也五十几岁的人了，胃吃不消。”

我赶紧点头：“我知道了，下次注意。”就像小时候父亲训我时一样。可父亲并没有像当初那样板着脸，而是小心翼翼地说了一句：“你应酬多，能少喝就少喝点，身体是自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