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年：我“跑偏”的阅读记忆

1962年，我背着书包走进学堂，识字成了头等大事。那本小小的《小学生字典》，封面磨得起毛，书页卷边，成了我叩开文字世界的第一块敲门砖。它一点点带我从小人书的世界，走向布满密密麻麻文字的长篇巨著。每一本闯进我生活的书，都像一把新奇的钥匙，为我打开一扇扇通往奇妙天地的大门。

那时的书籍是真正的“奢侈品”。家中书架空空如也，仅有的几本“宝贝”，也是同学间冒着风险偷偷传阅的。为了多看几本书，我硬是练就了“以书易书”的本事——拿张三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去换李四的《青春之歌》，再用王五的《林海雪原》跟赵六交换《野火春风斗古城》。靠着这种“游击战术”，我的阅读版图才得以艰难地扩张。这些来之不易的书，也因此成了记忆里格外闪亮的“稀世珍宝”。

读《艳阳天》时，书中的主线斗争在我眼中如同晦涩的长篇大论，看得眼皮直打架。反倒是“弯弯绕”这个配角，一出场就抓住了我的心。他在外头受了气，回家冲妻儿发火，吵着要吃鸡。儿子真要杀鸡，他又暴跳如雷：“不过啦，我要吃鸡蛋！”随后煞有介事地从一大筐鸡蛋里，挑出个最小的拿去煮。这滑稽又透着生活辛酸的场景，让我反复回味，觉得比正剧有趣多了。年少的我读书囫囵吞枣，还总爱揪着细枝末节较真。焦淑红执意让小石头喊她“姑”，这个情节就成了我心中的谜团。我挠着头问同桌丫头，她白了我一眼：“你傻呀，焦淑红想跟萧长春好呗！”经她一点拨，我才恍然大悟那背后藏着的微妙情愫。

读四大名著时，我的阅读记忆更像脱缰的野马，在独特的道路上尽情奔跑。别人沉醉于宝黛的凄美爱情，我却对薛宝钗“情有独钟”，固执地认定她“真坏”。尤其记得她一个人路过假山，撞见小厮与丫鬟搂抱那一幕，一句轻飘飘的“林妹妹你等我一会”，在我当时的认知里，就是嫁祸甩锅的铁证！《三国演义》中，刘备接过赵子龙拼死救出的阿斗，哭天抹泪地喊着“为这孺子，险失大将”，我那时只觉得他假模假式，在做戏收买人心；而夏侯惇拔箭啖睛，高喊“父精母血不可弃也”的血腥场面，直接把我震得目瞪口呆，成了久久挥之不去的记忆。《水浒传》里，生辰纲被劫的蒙汗药桥段，神不知鬼不觉放倒众人，看得我拍案叫绝；那句“赤日炎炎似火烧，公子王孙把扇摇”的民谚，更是朗朗上口，道尽了世道艰辛。《西游记》本是降妖除魔的奇幻之旅，我的魂儿却被盘丝洞勾了去，蜘蛛精的曼妙身姿、神秘的洞穴，在我脑海中翻腾出无数奇幻景象。

与曹禺剧本的相遇，是一场误打误撞却又奇妙至深的“探险”。那是个雾气蒙蒙的清晨，隔壁老婆婆佝偻着身子，正对着煤炉忙活。她手里拿着本早已没了封面的书，泛黄的书页在她手中翻飞。只见她随手撕下几页纸当作引火材料，丢进炉中。我心头一紧，凑近一看——泛黄脆弱的竖排字页上，赫然印着“曹禺”两个墨黑的字！眼看火舌又要吞噬下一页，我急得直跺脚：“婆婆，别烧！给我吧！”最终，我用墙角堆着的几个破纸盒和一摞旧报纸，换来了这本沉甸甸、带着烟火气的“宝藏”。

捧着这从炉口抢回的残本，我如获至宝。面对这本无头无尾、顺序全无的“残卷”，我鬼使神差地直接掰开了书中间还算完好的部分——“日出”两个大字赫然撞入眼帘！陈白露在纸醉金迷与内心良知间的挣扎徘徊，金八爷翻云覆雨的手腕，像锋利的刀片，瞬间划开了旧时代溃烂的脓疮，看得我血脉偾张。

读完《日出》，意犹未尽。顺着装订线，在未被撕毁的相邻书页间摸索，又一头栽进了《北京人》的深宅大院。愫方那令人窒息的隐忍，曾皓道貌岸然的虚伪，在字里行间织成一张密不透风的网，憋得我几乎喘不过气。最后，我摸索到靠近书脊根部仅存的、粘连焦糊的几沓纸页，周朴园阴沉的书房、四凤颤抖的手指、周萍与繁漪绝望纠缠的目光……随着那个雷雨夜的轰鸣炸响，一个家族深埋的罪孽与挣扎被赤裸裸掀翻在眼前。过了很久很久，我才恍然惊觉，这部让我在破碎文本里跌跌撞撞的戏，竟是大名鼎鼎的《雷雨》！而我这段从残本夹缝中摸索出来的“野路子”，歪打正着：先闯入《日出》的辛辣人间，再陷进《北京人》的沉闷牢笼，最后才被那场最暴烈的《雷雨》劈得外焦内嫩。未曾想，这种因“残缺”而被迫“跑偏”的读法，反倒让我从断简残篇中，咂摸出了一整个时代悲剧的彻骨之味。

阅读的胃口一撑大，外国文学的深水区我也敢扑腾了。托尔斯泰的《安娜》看得我心里像压了块湿透的棉被，《复活》里聂赫留朵夫那钝刀子割肉似的忏悔更叫人憋闷。雨果的《悲惨世界》中，巴黎下水道那绵延幽深的描摹，仿佛将整个社会的污浊与救赎都压进了字句之间，读来沉重，却愈见恢弘。但要论伤筋动骨，莫过于《红与黑》了。于连·索雷尔这个拧巴到骨子里的家伙，像块烧红的烙铁，直接摁进了我的脑子。拿到书就跟中了邪似的，课也听不进了，饭也忘了吃，整整两天一夜，眼珠子恨不得粘在竖排繁体字上。从他在市长家当家庭教师的小心算计，到跟德·瑞那夫人那要命又烫手的私情，再到巴黎名利场里踩着刀尖跳舞，最后法庭上那通撕破脸皮的疯狂咆哮……书合上时，我浑身发软，脑瓜子嗡嗡响，像刚害完一场滚烫的大病。

更绝的是，这书还是跟当年点拨我“焦淑红为啥让小石头叫姑”的同桌丫头借的！熬红了眼读完，赶紧去还书。丫头噗嗤笑了：“喂，书呆子，看魔怔啦？这书为啥叫《红与黑》啊？红的啥？黑的啥？”我张着嘴，脑子里于连上蹿下跳的影子还没散，憋了半天，只挤出几个干巴巴的字：“红，血……黑，枪……教袍……”丫头一撇嘴：“嘁，白看那么起劲，连个名儿都说不圆乎！”臊得我脸上直发烫。

对付那些缠脚布似的洋人名，我的老法子照样管用：“渥伦斯基”剁头去尾叫“渥斯”，“冉·阿让”压扁成“冉阿”，至于那个让我大病一场的“于连·索雷尔”，自然简化成了更顺口的“于索”。靠着这套“密码”，管他托尔斯泰还是司汤达的人物迷宫，我愣是能摸爬滚打着闯进去。

书读得多了，仿佛无形中戴上了一副特殊的眼镜。读初高中那会儿，“一学期学工，一学期学农”的日子，如今想来近乎荒诞，但正是这些特别的经历，意外成了我磨砺文字的砺石。每次实践归来，交上去的作文，较之平时那些干巴巴的“大批判”文章，总显得活色生香，大有长进。学工时，食堂窗口在我眼中就是一座微型舞台。阿姨手中那把菜勺，简直是件神奇的“魔法道具”！舀起红烧肉时，勺子里油光锃亮、堆尖冒流，小山似的肉块勾得人眼馋。可这勺子一旦探出窗口，就像中了“抖动咒”——先是左右狂甩，肥美的肉块顺着勺沿骨碌碌往下溜；接着上下猛颠，汤汁甩出半尺远。等那“小山”最终跌进碗里，早已塌成了可怜的“土包”。学农时，看到清澈见底的小河里，水草随着水流悠悠摇曳，那姿态在我眼中，便成了“河底美人披散开来的、随波款摆的长发”。

阅读赋予的这双“眼镜”，让我在看似单调的劳动生活里，敏锐地捕捉到了荒诞剧般的细节与自然中流淌的诗意，并将它们化作笔下更富生命力的文字。

高二那年，我的鼻梁终于架上了又厚又重的玻璃眼镜——那度数深得，镜片一圈圈像啤酒瓶底。鼻梁骨被压得生疼，时常得用手指往上托一托。别人打趣：“哟嗬，小眼镜一戴，真像个‘小文人’了！”这“文人”的帽子，又重又沉，压得鼻子痛不说，还透着股说不清道不明的挖苦味儿。可有什么法子呢？镜片后的目光，早已沉溺在字里行间构筑的奇诡世界里，越扎越深。那些年散落在迷宫里的“跑偏”面包屑，引着我在文字与现实交织的幽径上跌跌撞撞。如今回望，那哪里是歧途？分明是命运馈赠的一份独门秘籍，专治精神上的“正襟危坐”，滋养着只属于我自己的、枝桠横生的思想丛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