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俊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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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时候，和伙伴们聊起电影，总爱开些无厘头的玩笑。不知谁起的头，将银幕唤作“白布无影”，把电影里的英雄调侃成“白跑路”。那些幼稚的戏言，如今想来，恰似一把把锈迹斑斑的钥匙，轻轻转动间，竟打开了记忆深处电影最初的模样。
最难忘的，还是露天电影。两根毛竹往空地上一立，黑边银幕在晚风里轻轻晃动，像极了神秘世界的入口。扩音器紧紧捆在毛竹上，时不时发出滋滋的电流声，与不远处柴油发电机的轰鸣交织成独特的“开场曲”。却丝毫不影响黑压压的观影人热情。大人们搬来长条凳，孩子们干脆席地而坐，眼睛直勾勾地盯着银幕，连眼睛都舍不得多眨一下。当光束穿透夜幕，银幕上光影变幻，有人被惊险的打斗攥紧拳头，有人被诙谐的桥段逗得前仰后合，那一刻，仿佛整个世界都浓缩在了这块白色幕布之上。
后来，我走进了解放电影院。观影大厅，左右两侧醒目的横幅标语便撞入眼帘。一条写着“我们的文学艺术，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毛泽东”，另一条是“在一切艺术中，对我们最重要的是电影——列宁”。述说着岁月痕迹。那个特殊的年代，电影的种类相对单一，却各有千秋。朝鲜电影总是哭哭啼啼，《卖花姑娘》里花妮一家的苦难，让多少人红了眼眶；国产电影则多是新闻简报加“三战”，《地道战》里高传宝带领村民智斗日寇，《地雷战》中赵虎大摆地雷阵，充满了革命的激情与斗志；阿尔巴尼亚电影的叙事总让人摸不着头脑，独特的文化背景和镜头语言，看得人云里雾里；罗马尼亚电影则大胆展现着别样的浪漫与热情，男女主角“搂搂抱抱”的镜头，总能惹得观众们低声议论又暗自好奇。而谁要是有路子能看上内部电影，那可是件轰动的大事，消息能像长了翅膀似的，瞬间传遍大街小巷。
高中时期，班上有位同学，父亲是省委干部。他总能出入省委俱乐部，观看神秘的内参电影。每次回来，他都站在教室中央，手舞足蹈地讲述电影里的情节。从惊险刺激的谍战场面，到细腻动人的情感纠葛，经他绘声绘色的描述，那些未曾谋面的光影世界，在我们眼前徐徐展开，引得大家羡慕不已。
有一回课间，我瞥见他正趴在课桌上，用作文本写写画画。凑近一瞧，上面密密麻麻全是“镜头推近”“淡出”“画外音”之类的字眼——原来他在写电影剧本。那一刻，我才惊觉，电影并非凭空出现，而是先有文字构筑的蓝图。后来我渐渐知晓了莎士比亚、曹禺、关汉卿，以及电影喜剧大师卓别林，还有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戏剧体系。这些前所未闻的名字与知识，让我对电影背后的创作世界萌生了浓厚的兴趣。
好在平日里我看了不少小说，甚至接触过一些电影剧本，慢慢地，也开始对电影有了自己的见解。看《地道战》时，我会觉得结尾高传宝拽起鬼子，喊着“抬起头来，看看这就是中国人民的力量”，有些像图解主题标语口号；而当看《卖花姑娘》时，我又能捕捉到悲剧的最高境界——不是直白宣泄的苦难，而是让美好在泥沼中短暂绽放，再亲手将其碾碎。那些被众人反复提及的“泪点”，在我眼中不过是预料之中的叙事设计。直到银幕上双目失明的顺姬歪着头，花妮颤抖着为她穿上粗布袜子，指尖的触碰让顺姬清澈无邪地呢喃“姐姐好痒”，那瞬间迸发的银铃般的笑声，如同阴霾密布的寒夜中骤然亮起的烛火，在满目疮痍的悲剧底色上撕开一道刺眼的光，直直戳进观者心底最柔软的角落。原来最刻骨铭心的悲伤，往往藏在悲剧缝隙里不经意漏出的那抹亮色中，用生命最本真的美好，映衬出苦难的锋利与沉重。
阿尔巴尼亚电影《脚印》，跳脱的叙事与晦涩台词让我摸不着头脑。后反复咀嚼，在邱岳峰老师富有磁性的配音加持下，才读懂阿尔丹大夫的复杂与挣扎。他的声音让这个清高又软弱的知识分子鲜活起来，当敌人越境时，阿尔丹毅然挺身而出，邱老师配音中那沙哑的嘶吼，伴着翻飞的白大褂在慢镜头中扬起，平凡人的勇气化作燃烧的旗帜，让我读懂"衣袂飘飘"里惊心动魄的力量。
《第八个是铜像》更是困扰了我们许久。散场后，同学们总争论，为什么偏偏“第八个是铜像”？直到某天重读希腊神话里的英雄传说，恍然惊觉，那七个曾与英雄并肩战斗的人，抬着牺牲者的铜像返回故乡，看似沉重的铜身，实则是记忆的载体。他们一路的回忆，串联起英雄从平凡走向伟大的历程，每一段闪回的画面，都是对勇气与信仰的礼赞。铜像冰冷，可关于英雄的故事与精神，却在讲述与铭记中永远滚烫。
即便在那炽热的年代，文字与光影交织的渴望仍如破土的春芽。也是那时，我有幸读到一系列苏联电影剧本。《战舰波将金》里敖德萨阶梯上震颤的婴儿车、《我们来自克朗施塔得》中工人阶级攥紧的拳头、《乡村女教师》瓦尔瓦拉跨越数十年的坚守，铅字构筑的蒙太奇在脑海中轰然展开，让我第一次意识到，文字竟能如此具象地勾勒出电影的磅礴气势。
1976年那场地震，震颤了大地，却也震开了别样的阅读机缘。在搭建的地震棚里，我得到内部刊物《摘译》刊载的美国电影剧本《爱情故事》。不同于以往接触的革命叙事，这部讲述平凡情侣生死离别的剧本，用细腻的情感暗流叩击着我的心。而日本电影剧本《砂器》带来的震撼更甚——没有大段文学性的铺陈，只有镜头般简洁的场景转换，“和贺英良在钢琴前十指翻飞，琴键起落间，童年雪夜的脚印在记忆里忽明忽暗”，寥寥数语，便将人性的复杂与命运的无常化作流动的画面。那些小心翼翼阅读的夜晚，剧本里跃动的光影，成了动荡岁月里最温暖的慰藉。
还是在地震棚摇晃的灯影下，《摘译》中刊载的日本电影剧本《啊，野麦岭》，像一把重锤狠狠叩击着我的灵魂。这部充满痛感与诗意的作品，将蒙太奇的力量发挥得淋漓尽致——雪地间女工们露着脚趾的双脚，在刺骨寒风中艰难跋涉，冻裂的伤口渗出的血珠，在白雪上晕染成刺目的红梅；转眼画面切换至灯火辉煌的宴会厅，贵妇们穿着镶金舞鞋，在华尔兹舞曲中优雅旋转，木地板上倒映着她们精致的面容与闪烁的珠宝。
更令人震撼的，是缫丝厂内蒸腾的热浪与美容院里氤氲的香气形成的强烈对照。滚烫的煮茧锅中，蚕丝女工们变形的手指在沸水中翻搅，皮肤被烫得红肿皲裂，却仍机械地重复着动作；而美容院里，贵妇们慵懒地伸出涂着殷红指甲油的手指，任由侍女精心修饰。这一幕幕交错闪现的画面，无需多余台词，便将阶级的残酷与人性的挣扎展现得淋漓尽致，看得人血脉偾张。蜷缩在防震棚角落阅读的时光，这些充满张力的文字画面，仿佛带着我穿越时空，亲眼目睹了那个时代的苦难与奢靡。
改革开放的春风吹散思想桎梏，电影艺术挣脱枷锁，在时代浪潮中重焕新生。那些曾在剧本中震撼心灵的文字，以胶片的形式再度叩击人心——《砂器》的宿命悲凉、《野麦岭》的血泪织章，跨越国界引发共鸣；而国产电影更迎来百花齐放的黄金时代。
《巴山夜雨》里，诗人秋实低声吟诵“君问归期未有期”，静默中的诗意比嚎啕更刺痛人心；《芙蓉镇》的雨幕下，姜文饰演的秦书田搂着刘晓庆饰演的身怀六甲的胡玉音，一句“活下去，像牲口一样地活下去”，将小人物在时代泥沼中的抗争与坚守，化作最痛彻的时代注脚。
世纪末，大导演卡梅隆从大西洋冰海中，又打捞起一段尘封百年的沉船。当《泰坦尼克号》这艘银幕巨轮缓缓驶入中国，席琳·迪翁的《我心永恒》空灵响起，杰克与露丝冰海诀别的画面，让无数观众热泪盈眶。从苦难反思到国际经典，电影以直观的光影，承载时代记忆与人类共通情感，在银幕流转间，传递艺术永恒的温度。
这就是电影啊！它像一座宏伟的艺术宫殿，容纳着一套完整的美学体系。文学作品纵然能以细腻笔触勾勒万千世界，却受限于个体阅读的私密体验与想象边界——即便如路遥《平凡的世界》中对孙少平苦难人生的深刻刻画，或是梁晓声《人世间》里对周家命运的宏大叙事，文字再磅礴，也只能在书页间与读者默默对话。而当它们被改编成电视剧，通过镜头语言重新演绎，便打破了这种局限。《平凡的世界》电视剧里黄土高原上的窑洞炊烟，《人世间》里吉春市光字片的斑驳砖墙，让无数观众得以直观触摸故事的肌理。
电影更是如此，它扎根于文学的土壤，将每一个精心编织的故事从纸面唤醒，从莎翁笔下的爱恨情仇，到寻常巷陌里的家长里短，文字在此获得全新的生命力；它又是流动的美术，银幕上的每一帧画面，都是精心调配的色彩盛宴，大漠孤烟的苍黄、江南烟雨的青灰、宫廷华服的金红，在光影流转间诉说无声的情绪；它更是跳动的音乐，当《冰山上的来客》里“花儿为什么这样红”的旋律响起，伴着阿米尔喊出“冲！”的激昂，或是“怀念战友”的悲歌裹挟着雪崩的轰鸣，扬排长那句“我一定要让他们活”的誓言，音乐便成了直抵人心的密钥，让画面有了呼吸，让故事有了温度。这些元素在蒙太奇的魔法下交织碰撞，最终凝聚成电影独有的魅力，在我的生命里投下永不褪色的光影。
而今走进影院，杜比全景声如雷贯耳，IMAX银幕铺天盖地，特效镜头在视网膜上炸开一朵朵科技烟花。商业巨制们沉迷于用分贝和像素堆砌奇观，却让那些曾让我们攥紧手绢的哽咽、那些黑暗中突然领悟的人性微光，渐渐消隐在爆米花桶的窸窣声里。当3D眼镜过滤掉目光的温度，当算法计算出最精准的泪点，我们是否在技术狂欢中，弄丢了电影最初打动人心的魔力。
——那块在晚风里微微颤动的白布上，明明只映着粗粝的光影，却让我们看见了自己灵魂的倒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