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姐的“梳妆盒”

梳妆盒，旧称"妆奁"。古有：“懒起画蛾眉，弄妆梳洗迟。”之句传颂，千百年来作为女子嫁妆必备之物，凝结着母亲的祝福与新娘的憧憬，承载着岁月的温柔与牵挂……

——题记

一：喜宴

（1991年）

第一次见刘姐的梳妆盒，是在张以群的婚礼上。

刘姐大名刘慧珍，比我年长五岁。我和刘姐关系向来不错，即便我以工代干调到厂工会后，日常联系也没断过。我结婚时，刘姐送了厚礼，如今她嫁女儿，我自然要随双倍礼金。

那天，我忙完厂子里的事情，赶到“淮上酒家”。参加婚宴的人差不多都到齐了，平日里大家都穿着劳动布工作服，如今一个个都收拾得干净整洁。女同事们更是穿上平素里舍不得穿的漂亮衣裳，打扮得焕然一新，看着既熟悉又陌生。大家有一搭没一搭地开着玩笑，现场气氛和谐热闹。刘姐一看见我，便非要拉我到主桌就坐。

刘姐的一身装扮让我大为惊艳。她穿着豆绿色的中式缎面棉袄，掐出了细细的腰。手工的金鱼戏莲盘扣，随着动作泛着微光，比起周围那些有机玻璃扣子、不中不西的腈纶混纺女式呢外套，更衬得她文静高雅。一条杏色围巾随意搭在肩上，乌黑的齐耳短发显得清爽又利落。下身是一条黑色西裤，搭配一双带点跟的皮鞋，她笔直地站着，整个人看起来高挑了许多。我这才发现，稍加打扮的刘姐竟如此漂亮。

“小程！”刘姐的眼睛笑弯成了月儿，拉着身着红色套裙的新娘张以群，向我介绍：“这是你程……”看着我俩年龄相差不过十来岁，刘姐一时语塞。还是新娘机灵：“程大哥，您好！一会儿上台说几句吧。”不过是简单的几句祝福话，我没多想便答应了。

“请新人家长上台！”临时客串司仪的小伙子，举着裹红绸的话筒喊第三遍时，新郎父母已经端坐在铺着钩花布的长椅上。一身红衣的新娘，搀着捏着杏色围巾角的刘姐往台上走去。看着台上，新郎父母端坐一旁，娘家这边只有新娘和刘姐，这对相差十五岁的“母女”。我相信，在场很多人都会心生疑惑：这妈妈和女儿怎么只相差十几岁？新娘的爸爸又去哪儿了？除了厂里几位老员工知道一些大概，参加婚礼的人，只有我最清楚，这背后的故事和曾经的过往。

新娘张以群的爸爸和我父亲，是十几年的老同事。我很小的时候就知道这位张叔叔，他每次来我们家，不是带一盒饼干，就是一盒烘糕，再不济也会带一包糖果。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这些很是珍贵。在我的记忆里，张叔叔为人豪爽，酒量也很好。至于刘姐是怎么嫁给张叔叔的，我父亲最清楚，他也时不时跟我念叨……

二：妆奁

（1972～1987年）

张大江死了媳妇，三年都没能续弦。他还不到四十岁，正值壮年，身材高大挺拔，浓眉大眼，鼻直口方，在厂子里人缘很好，说媒提亲的人自然不少。可这事一直没个着落，问题就出在他的丈母娘身上。丈母娘常年住在家里，帮忙照看，年幼体弱多病的外孙女小以群，但凡有人上门提亲，都会被她骂走。别看张大江在外面风风火火、吆五喝六的，回到家，在丈母娘面前，却总是低眉顺眼，一口一个“妈”叫着。

这一天，不年不节，丈母娘突然烧了一桌子好菜，叫来张大江平日里，关系要好的同事和朋友。酒过三巡，老太太开始摊牌：“大江啊，我知道你不容易，今天当着大家的面，我跟你说清楚，三年之内，不准你惦三想四的！要是再有媒人上门，别怪我不客气，明天我就去你们单位找革委会胡主任，看还有谁敢给你保媒拉纤！”众人见张大江有这么厉害的丈母娘，都面面相觑。那些原本围着张大江转的俏寡妇、老姑娘，也都偃旗息鼓，落荒而逃。明眼人都能看出来，老太太是真的放心不下外孙女，担心孩子有了后妈会受委屈。

三年后，丈母娘终于亮出了底牌。原来，她把在农村最小的女儿刘慧珍养到20来岁，让她顶替姐姐嫁给张大江。于是，便有了姐夫娶小十八岁小姨子这桩稀罕事儿。

父亲说，张大江和刘姐的婚礼是1972年年底，在单位食堂举行的，简朴甚至是潦草。那天，刘姐怯生生地抱着，一个用红布裹得方方正正的东西，和张大江完成了婚礼。

领结婚证时，农村生产队出具的户籍年龄显示她23岁，刚刚够晚婚年龄。谁信呢？玉米缨似的头发，巴掌大的小脸，细眉细眼，小手小脚，个子也不高，站在人高马大的张大江身边，整个小了一号。可又有谁能想到，新婚当夜，刘姐是搂着小以群睡的。

父亲说起这段往事时，我问刘姐嫁给张大江时，怀里抱着的东西是什么？父亲告诉我：“是梳妆盒，也叫妆奁子。只不过72年那会，破除‘四旧’的风还正紧，没敢公开，我也是后来才知道。说来也太奇怪了，小姑娘（小以群）跟这个梳妆盒太有缘了，有事没事，哭着闹着要抱着梳妆盒玩耍。”

几个月后，张大江奉命带着一个施工队，去山里援建三线。刘姐独自带着六岁的小以群生活。那年的冬天异乎寻常地冷，夜北风刮得窗棂呜呜作响。小以群蜷在里侧抽噎着要妈妈，刘慧珍把妆奁塞进孩子怀里：“这里装着仙女的首饰，抱着睡就不怕了。”月光漏进糊着报纸的窗户，照见妆奁铜锁上“百年好合”的刻字，泛着幽光。

那个年代小孩子白喉已罕见，可小以群幼时漏打疫苗不幸染病，昏沉沉生命垂危。夜半刘姐背她到省立医院抢救，攥着病历在凌晨三点的走廊里焦灼打转，白炽灯管嗡鸣刺耳；这个瘦弱女人日夜守护、不眠不休，寻医问药用尽办法，硬是凭顽强毅力和深沉母爱，把女儿从死亡边缘拉了回来——护士推开抢救室门的瞬间，她瞥见女儿无力睁开凹进去的大眼睛：“小姨……”刘姐抱住小以群失声痛哭：“小群，你，活过来啦！”一串滚烫的泪水，滴落在小以群苍白的脸上。

一年后，张大江从三线归来，看到白白胖胖、活蹦乱跳、戴着红领巾上一年级的女儿，张大江的心彻底融化了。他一把抱住曾经的小姨子，声音哽咽：“慧珍啊，我可是整整等了你三年啊，小群又有妈了！”这个一米八的汉子，竟呜呜地哭了起来。

小以群总还是一口一个“小姨，小姨”地叫着。刘姐也总是清脆地应道：“哎……”

因为张大江支援三线时表现出色，经过上下多方努力，终于解决了刘姐的城市户口，顶替姐姐，进了建工系统唯一的机械厂，成为了一名工人。1976年，我也招工进厂，开始了每月18元工资的学员期，有幸与刘姐成了同事，还跟她学了几个月的钳工。

那时候，刘姐给我的印象是，有事没事，总是笑眯眯的。一身洗得发白的工作服，看不到一丁点油污，一副杏黄色的护袖，脖子上的口罩塞在胸前的衣襟里，只露出两根雪白的带子。一顶藏蓝色的工作帽，遮住她日渐黑亮的短发。

机修车间的石棉瓦顶棚，在冬雨里叮当乱响。刘慧珍把冻僵的手往劳保棉手套里缩了缩。身旁那位壮实上了年纪的女工友，笑着打趣：“瞧这小身板，怕是还没长开呢。”刘姐只当是没听见，攥着从乡下带来的蓝印花布包袱，我知道里面铝制饭盒，装的是留给小以群吃的肉丸。下班的铃声响起，厂区里广播喇叭传来歌曲：《毛主席走遍祖国大地》。同事们撑起木柄的黑布雨伞，或穿上雨衣，推起自行车，穿过走廊。墙上“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标语被风雨掀开一角。这是我对1976年，那个龙年的早春，最清晰的记忆……

刘姐一直不愿再生孩子，她总说有以群一个就够了。可经不住张大江的软磨硬泡，三年后，儿子张以民出生了。

那些年，小以群最温暖的记忆总在深夜醒来，小姨妈妈披着月白衫子斜倚床沿，一手托着哭闹的小弟弟喂奶，一手搭在银辉下的樟木妆奁上，哼起绵长的乡间小调，比她学校的音乐老师，唱的还要清润动人。

一家人平平安安、和和美美地度过了十五年的好时光。可天有不测风云，1987年，张大江被确诊为胃癌晚期，半年不到便撒手人寰。我代表厂工会给刘姐送去一笔抚恤金，并去殡仪馆参加了张大江的追悼会，至今都忘不了刘姐及两个孩子，撕心裂肺的哭声。真的难以想象，此后的几年，刘姐一个人带着两个孩子是怎么熬过来的？

刘姐后来告诉我，是梳妆盒救了娘仨。张大江单位厂里抚恤金，加亲朋接济，薄薄一沓纸币、几枚硬币，全摞在妆奁的抽屉里。那几年妆奁锁扣开了又关，八九岁的以民扒着桌沿，眼珠随母亲取钱的手在盒里打转——那里有糖果，肉包，还有玻璃弹球，有他想要的一切光亮。 这盒子陪着刘姐熬过最艰难时光。直到张以群大专毕业，在建工系统机械施工公司谋得一份工作。日子才有了起色，刘姐的脸上才有了久违的笑容。

 三：传承

（1991年）

婚宴主席台上，客串“主持人”的小伙子提醒我上台讲话。我这才从回忆中回过神来。瞥见刘姐把方方正正的物件，放在台中央的桌面上。红绸布突然被穿堂风掀起一角，露出底下老樟木的雕花。我的太阳穴突突直跳，那定是刘姐当初抱着嫁入张家的梳妆盒。今天，刘姐会以母亲的身份，把这个梳妆盒传给女儿张以群！

我缓步走上台，一只手轻轻放在梳妆盒上，手指扣住边缘，雕花的芙蓉枝蔓，在掌心留下凹凸的触感。婚宴厅的日光灯管，在头顶嗡嗡作响，照着台下渐起的骚动。我接过话筒，先说了几句开场白，无非是厂长年底特别忙，让我代表之类的话。接着，我拍着梳妆盒问道：“大家知道这是什么吗？这物件现在少见了，旧时称作妆奁。《孔雀东南飞》里‘箱帘六七十，绿碧青丝绳’说的便是这类的嫁妆文化”。

话到此处，红绸悄然无声落下……

“自古以来，每逢女子出嫁，首饰盒必不可少！蕴含着多少娘亲对女儿的祝福，承载着多少新嫁娘对夫家的美好向往。今天是王先生与张以群大喜的日子，本不该说这些，可我实在控制不住。”我径直走向前，拉起刘姐的手臂：“大家都认识刘姐，刘姐是新娘张以群的小姨，更是一位了不起的母亲！”台下顿时一片哗然。我努力镇静自己的情绪，娓娓述说曾经的那一幕幕往事……

“让我们有请新娘的母亲……” 司仪的话筒，突然发出刺耳啸叫。刘姐踉跄半步，肩上的围巾滑落下来，抱起梳妆盒，以群的红皮鞋在台面急促地叩响，匆忙迎上去。

满堂宾客起立鼓掌时，话筒里传出话语，更是把婚礼推向高潮：“让我们请出新娘的‘小姨’，把自己曾经的嫁妆，梳妆盒传给今天的新娘！”这一刻，哭成泪人的新娘张以群“扑通”一声，双膝跪下：“妈妈！”带着哭腔的呼喊撞碎吊顶的水晶灯影。刘姐的手悬在半空，二十年光阴从精致木纹里，簌簌抖落。我忽然看清铜锁旁那“百年好合”的字样，掠过一道亮光……

看着台上这对不是“母女”却胜过“母女”的两人，紧紧相拥，泣不成声。参加婚礼的人们无不为之动容，纷纷起身，掌声经久不息。看着周围激动的场景，不少人都流下了感动的泪水。这哪像是一场本该喜庆的婚宴？倒像是带着手帕去看《卖花姑娘》这部悲情电影。台上的新郎妈妈，脸色有些不悦，好在精明的“主持人”立刻说道：“请大家坐下，让我们共同举起酒杯，祝一对新人百年好合，早生贵子！”这话虽说是俗了点，不过好歹把婚宴带回了该有的喜庆氛围。

满堂宾客含笑拭泪，后厨适时响起青瓷碗盏的脆响。1991年冬天的那场婚宴，终究在红烧蹄髈的袅袅香气里，完成了，对某个乡间的梳妆盒温柔交接……

 四：潮涌

（1992～1996年）

猴年春节刚过，正月初八，上班首日。我特意骑车在市里绕了一圈，满街都是新鲜事儿。含山路那家土产土杂店已改头换面，洋气的“麦登丝”取代了旧招牌。门口鞭炮硝烟未散，店内人头攒动。路人笑着议论：“麦登丝？合肥话‘卖洞俬’（谐音）不就是卖东西的意思嘛！”

拐到寿春路，蓝带大酒店同样鞭炮齐鸣，一场婚礼正在举行。身着袒胸露背白色婚纱、在寒风中瑟瑟发抖的新娘，旁边一位大姐忍不住埋汰：“也不怕冻着，结婚不穿红，一身白，跟穿孝服似的。”

这是个中西方文化激烈碰撞的时代，一切都像万花筒般瞬息万变，社会在摸索中前行。人们脸上写满疑惑与不解，但眼中更多的是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这一年的变化更让我猝不及防。刚到单位，第七任老厂长就找到我，一脸愧疚又无比真诚地告知，原本以为工会主席位置非我莫属，上层却空降了一位。心灰意冷之下，面对下岗大潮，我毅然选择了停薪留职，在淮河路做起服装生意，没想到竟做得风生水起……

1996年的春天来得格外早，淮河路两旁的梧桐树早早吐出嫩绿新芽。我躺在竹椅上，端起那把刻有并蒂莲的紫砂壶，壶中正飘着袅袅的雨前“毛峰”醇香。这是刘姐在我结婚时送的礼物。我心里怦然一惊：“刘姐，现在怎么样了？还有那个被绸布包裹着的樟木妆奁？” 隔壁音像店传来，孙悦的《祝你平安》温情歌声，余音缭绕，不觉心水已皱。恍惚中瞥见玻璃橱窗映出一个，既熟悉又陌生的身影，转头惊喜 ——正是张以群。

“程大哥，好久不见啊！”她笑着打招呼。四五年没见，她穿着一身秋香绿色春装，新烫的大波浪头发，落着几片梧桐树的飞絮，脸上洋溢着极具亲和力的微笑。几句寒暄后，话题自然转到了刘姐身上。

“小姨妈妈已经提前退休了，现在住在我那儿帮忙带孩子。”以群说这话时，脸上带着淡淡的温柔笑意。她身旁，女儿雯雯像只欢快的小鹿，蹦蹦跳跳，时不时好奇地打量着店里的东西。

我的思绪瞬间回到91年冬天的婚宴上，刘姐手中的梳妆盒，我脱口而出：“那梳妆盒……”

“梳妆盒啊，小姨妈妈宝贝得很，有事没事总拿着绸布擦拭，还总念叨‘木头要人养啊’，‘那么好的樟木精细得很呢’。说起梳妆盒，总是如数家珍，头头是道。”

我满心都是对那神秘梳妆盒的好奇，预感到，它背后藏着非同寻常的故事。后来数次见到张以群，听她娓娓道来，那浓雾散去，渐渐清晰的过往……

“每年清明回乡上坟，小姨妈妈，总会绕开一处小池塘边的土木屋。那土屋破旧不堪，荒草丛生，谁也不知道它藏着什么秘密。直到去年，一场大雨把木屋彻底冲垮。原来就是土坯垒成的墙垣，很快就与周围的土地融为一体。当时小姨妈妈站在远处，望着那堆废墟，眼泪瞬间夺眶而出，整个人失魂落魄。那一刻，我知道这土屋背后，必定藏着一段刻骨铭心的往事。”

记忆闸门从1968年缓缓拉起……

舒城，晓天。那个叫柳湾塘的小村庄。小栓，一个苦命的孩子，自幼跟着爷爷长大，父亲早没了音信，母亲也早早离世。好在爷爷的木匠手艺传给了他，靠着这门手艺，小栓勉强维持生计。

年轻憨厚的小栓，有着乡下孩子特有的质朴。刘姐则温柔善良，眼里透着灵动的光芒。梅雨时节，十八岁的刘姐蹲在田埂边，看着小栓用狗尾草，编出活灵活现的蚱蜢。“比细丫头手还巧。”她笑着接过草编，指尖拂过他掌心的茧。小栓从怀里掏出用油纸包着，晒干的栀子花瓣。

那年，小栓在村口老柳树下刨木头，碎屑沾满刘姐的蓝布衫。他教她辨认木纹：“樟木防虫，枣木硬实，核桃木的纹路像流动的河。”她忽然握住他布满刀痕的手：“木头会疼吗？”小栓红着脸抽回手，却漏接了滚落的墨斗，乌黑的线痕，在他们脚边蜿蜒成河。

然而，现实的残酷，如同一堵无法逾越的高墙。城乡之间巨大的差距，让这段感情岌岌可危。当刘姐要去省城，嫁给姐夫的消息传来，小栓感觉整个世界都崩塌了。

院场的土屋内。黄杨木直角尺，别在小栓褪色的靛蓝腰带上。随着刨子推拉的动作轻叩胯骨。新剖的樟木板，在梅雨季的空气里舒展毛孔，他屈指敲击木胎，听到三长两短的共鸣音，这是爷爷教的辨木法。刻刀入木三分时，忽然想起慧丫头总问“木头会疼吗”，手腕不觉放轻了力道。第三日晨光熹微时，铜锁扣上的"百年好合"已凝了层薄露，像少年眼底未落的泪。

村里人说：74年栓子爷爷死了，小栓一声没哭。跳进门前的池塘里，半晌从水里套出一根粗麻绳，雇来一头牛从水里拉出黑乎乎的东西，用水一冲，竟是一口上好棺木。安葬好爷爷，第二天众人去探望，门倒是没锁，只是从此再也没有看到栓子的身影……

以群眼里浸着泪水：“清明回来的那天晚上，小姨妈妈独自坐在阳台上，泪水打湿了怀里的樟木梳妆盒，对我说：‘小群啊，我这一生与小栓哥没缘分，这是他给我嫁给你爸爸的嫁妆！小栓哥说，这奁子能传七代，现在我传给你了，以后雯雯嫁人你再传给她！’”

 五：沉沙

（2009～2016年）

命运兜转，我又回到了原点。2009年末我回原单位办理改制买断工龄的手续，没想到，竟还能搭上最后一班福利分房的末班车。我满心欢喜地拿到了新房的钥匙，那是6幢506室，满心盘算着装修的事儿。

刚下楼，我竟又碰上了张以群。她也是来看房的，好巧不巧，她就住在我楼下的406室。她轻描淡写地说，简单装修一下，准备出租。

2016年。命运再次安排我与刘姐相遇。这么多年没见，刘姐还是那么干净利落。说是也要到这个小区来住。第二天，我下楼瞅见406门开着，张以群一个人在屋里。虽然还是那亲和力的笑容，但明显没有以前生动了。一番交谈后，我才知晓了刘姐搬到这里的真正缘由。原来，她那个同父异母的弟弟张以民，简直就是个被赌博吞噬的恶魔。深陷牌九场，无法自拔，欠下了高达六十多万的赌债。竟恶狠狠地逼着刘姐把张大江留下的三里庵学区房卖了。还了赌债和老婆离了婚，带着剩下的三十多万直奔珠海，肯定是冲着澳门的赌场去了。媳妇带着儿子回了淮南娘家，发下毒誓，这辈子都不让刘姐见孙子一面。刘姐思念孙子，也只能在夜深人静时暗自落泪。

“程大哥，爸爸和小姨妈妈那么善良，怎么会生出这个极度自私的儿子呀？爸爸刚去世那几年，他才七八岁呀，还偷了好几次梳妆盒里的钱了，后来差点让他拿到典當行给當了。小姨妈妈的梳妆盒，在他眼里不是传承，而是一捆梱钞票。不是说‘人之初性本善’吗？”张以群说这话时苍白的脸上，写着无奈与坚忍，而更多的是一种担当：“我要把这房子重新装修下，让小姨妈妈过得好些。”

同在一个小区，我与刘姐楼上楼下住着，本应时常走动，可平日里却没多少交集。整个小区里，我似乎只认识刘姐一人。她每次见到我那口子，总是唠个没完：“小程（早已是老程了）人好，实在厚道！”

每年春节，刘姐家总是最先贴上新春联。她家的防盗门擦得洁净如新，那整整齐齐的红纸墨字，透着浓浓的喜庆。可不知从何时起，有几年没见刘姐家贴新春联了。

一天，我上楼时碰到刘姐下楼，她问我：“程老弟，现在上哪才能买到以前的那种桐油啊？半斤足够了。”我一时有些疑惑，不知道她买清桐油做什么，但还是热心地和她交流起来。正巧，我和妻子过几天，要去杭州旅游，我便说在杭州帮她找找看。

在杭州西湖西泠印社旁，一家专营明清仿古家具的店里，我们还真买到了，正宗古法制作的纯正桐油。回到小区后，我们第一时间把桐油交给刘姐。刘姐看到桐油，欣喜若狂，“太好了！”这句话重复了一遍又一遍。我好奇地问她买桐油做什么用，她原本上下舞动的手缓缓放下，神情瞬间凝重：“你还记得以群结婚时，我送给她的梳妆盒吗？”

我心里突然有不好的预感，忙答道：“当然记得！”

只见刘姐双唇颤抖着说：“以群她前年随他爸去了，也是那要命的胃癌。”刹那间，我们两口子都懵了，明白了这几年没见刘姐家春联的原因。一时间，竟找不到合适的言语劝慰她。

“这是以群托梦要的桐油。”她突然开口，我这才发现她左手戴着枚古怪顶针，分明是半截刻刀套着银箍。在她浑浊的瞳孔里，我似乎看到当年小栓刨木时纷飞的碎金。

沉默许久，刘姐拉着我们走到里面卧室，指着上面的顶柜说：“你个子高，把里面那个纸盒拿下来！”我踮起脚，小心翼翼地拉开柜门，取下纸盒。刘姐揭开纸盒，里面是用红绸缎包裹着的东西。我轻轻拿出，放在桌上，打开红绸缎，正是那个梳妆盒。这是我第一次如此近距离地观赏它，只见这梳妆盒木质温润，纹理细腻，雕刻精美，盒盖上的图案栩栩如生，透着古朴典雅的气息。

“只有这种老桐油润木，它能渗到木的最里边，养着呢！”刘姐说着，翻开盒盖，里面嵌入的镜子边缘，已经被空气侵蚀，开始雾化了。刘姐问我要不要换块镜子，我仔细查看了里面的结构，玻璃镜子镶嵌后开槽密封的，方寸之间、半榫头楔、严丝合缝、工艺精湛、无懈可击。我郑重地告诉刘姐：“不用换，也用不着换，它本就是古物件，保留这份岁月的痕迹才更有意义！”

刘姐像是明白了我的意思，突然笑了起来，眼中闪烁着光：“知道吗？我的大外孙女后年就要从澳大利亚回来了，我要代表以群把这梳妆盒传给她！”说着这话，刘姐兴奋的脸上泛起了孩子般的绯红。

六：救赎

（2020～2023年）

接下来的几年，刘姐好象在小区里消失了。我好几次下楼，想着去敲406的门，都被妻子拦住了。“别去打扰人家，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

一个落雪天，我和妻子路过小区门口，那个五十来岁、眉目清秀的女保安和我妻子很熟。她突然指着前面，那个像是没有人推，一辆缓缓滑行，带顶篷的幼儿车：“你们看，那不是你们楼下的刘老太太吗？”细眼再看，正是深深佝偻着身子、穿着绛红羽绒服的老年妇人，趋步赶路的背影。

“什么？那是刘姐！”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急忙追上去，想一探究竟。可跟着跟着，我的脚步缓了下来，心想若是真的是刘姐，我该怎么开口询问？她又该如何回答我？

后来，妻子从女保安那里得知了一些刘姐的情况。原来，刘姐突然就老了，腰身完全佝偻了下去。她几乎每天都提着一大包食品，去尼姑庵上供品，庵里的主持劝过她多次，可她还是变着花样地送，早出晚归，谁也劝不住。我怎么也想不到，从前干净利落、深居简出的刘姐，怎么会变成这样？

一个阴冷的傍晚，我从老年大学上油画课回来。126路公交车，在稻香楼宾馆站停下时。我又一次看见了刘姐。依旧是那件肥大的绛红色羽绒服：“刘大姐，你过来！”正在找座位的刘姐，听见我的喊声，像是费力地挺了挺腰身，抬起头，放下羽绒服帽子。头发已经完全白了，稀稀疏疏：“是小程啊。”

我急忙起身过去拉住她，在我身边坐下，忍不住问道：“你这是又从雨花塘莲花庵回来的吧？”

刘姐点着头，答非所问：“今天有点冷吧？我在那里面暖和着呢。”

我愣了一下，看着她问：“暖和，你是说莲花庵吗？”

刘姐像是清醒了一些，说道：“是的，蜀山区政府今年为庵里装了好多台空调，我也捐了一万块钱了。”说完，她挺得意地红着脸笑了，可紧接着又直勾勾地看着地下，即便这是在公交车上。看她这样子，我一时也不知该说些什么。

车到工大北区站，我和刘姐下了车，准备换乘另一路车。阴雨天又赶上晚高峰，公交车迟迟不来，打车也十分困难。我提议去路边的面馆坐坐，刘姐说她从来不在外面吃饭，这几年都是在庵里吃斋饭。我劝她就当陪我吃点，她这才同意。进了面馆，一人一碗面，吃了一个多小时。在这期间，我终于知道了刘姐这几年的苦楚。

原来，以群的女儿雯雯学习优异，早几年去澳洲留学。以群离世后，女婿不到半年就再婚了。雯雯在国外像是没了根，无奈之下找了个人嫁了。

刘姐说，雯雯长得太像以群了，去国外读书、找人结婚都可以，可千不该万不该，找了个洋人啊。她喃喃自语：“她妈妈临死前要我办的事我没完成啊！”

我骤然一惊，怔怔地望着刘姐，惊道：“是那个梳妆盒？”

刘姐又露出那失神的表情，喃喃说道：“大江走了，以群走了，以民跑到澳门去了，雯雯也不回来了，我那个孙子也见不到了”。

我彻底明白了，这么多的事情叠加在一起，才让刘姐变成了现在这个样子。透过面馆氤氲的热气，依稀看见刘姐用顶针蘸着面汤在桌上画年轮：“樟木要经六十道霜才算成材，就像人得熬过三劫九难……”我似乎读懂了，她的皱纹里藏着无数细密的木纹，那是半个世纪的爱恨，在时光里窖藏的沉香。

三个月后，刘姐攥着老人手机突然用力敲门。屏幕上雯雯的短信还亮着："外婆我想您了，想妈妈了，还有那个梳妆盒，常常出现在梦里"。她声音发颤，直呼我的名字：“程俊华，雯雯回来了，回来了！和那个外国人离婚了，明天过来看我，梳妆盒，梳妆盒我可以传给她了。”

　尾声：潮归

（2024年）

春联的朱砂晕又一次染红了刘姐家的门楣，正月初八，我和妻子应刘姐之约，正欲敲门，406室门轻轻开了，飘出一缕檀香味，混着年轻人的笑语，开门的正是——雯雯，那个从澳洲归来的女孩。眉眼间跃动着熟悉的灵光，我恍惚看到那个冬天里的喜宴台上，双手抱着梳妆盒掩面而泣的张以群……

“程爷爷，我是雯雯！”普通话里带着澳洲腔，红绸布包裹的梳妆盒正躺在她怀里。妆奁的铜锁上，系上了根新彩虹编绳。

刘姐从蜷缩在藤椅里要起身站立，我忙迎上去，她一把紧紧抓住我的手，铜锁映着刘姐颤抖的老花镜片：“今天要叫你们看透这木头心事。”

打开最上面一层：是一份房屋产权证，正是406户号，产权人：刘慧珍。刘姐说：“当初办产权证时以群坚持要署我的名字，明天我要去过户给雯雯。”

又打开中间一层，居然是上世纪70年代“合肥市居民购粮本”扉页上潦草的钢笔字：户主，张大江。妻，刘慧珍。长女，张以群。子，张以民。我手一抖，居然飘下几片那个年代所特有，全国和省级粮票。

再打开最底下一层抽屉：一个木相框，里面镶嵌着一张黑白全家福照片，中间坐着中年时的张大江，和怀抱着两岁张以民年轻时的刘姐。在他们身后是花季少女张以群，两只手调皮地搭在爸爸，和小姨妈妈的肩上，笑得像梅雨初霁的天光。

一旁的雯雯突然一把夺过相框：“那是我妈妈……”扑在刘姐的怀里竟呜呜地哭了起来。就在这时我忽然发现，梳妆盒底层背后刻着一行清晰的小字，不由自主地大声读出来：“木遇火则焚，遇水则浮，唯有人气养得活。”

刘姐的手指抚过盒底凹凸，擦拭着半个世纪的刻痕，在斜阳下泛着琥珀光。当年小栓刻刀入木时，怕是早料到这樟木匣子要替他说尽未言之语……

此刻雯雯的泪正渗进百年木纹，洇出蝴蝶状的暗痕，恰如那个梅雨季，油纸包里那片风干的栀子花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