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法摆脱的宿命

 无法摆脱的宿命

   ---中篇小说《在什么山上唱什么歌》读后

  宜昌作家周士华（网名“夷陵散人”）的小说《在什么山上唱什么歌》（原载《芳草》武汉城市圈作家专号），以颇具原生态意味的民间语言，讲述了望江山山歌艺人赵五更因唱山歌走红后，在喧嚣繁杂的城市中迷失了自己，经过一番挫折，最终还是同自己的追随者山杏一起卖手机套子，回归到一个平常人平平淡淡的生活的人生轨迹。

 赵五更被县文化馆挖掘、包装出来后，先后夺得了全县、全省民歌大赛的一等奖，又在省春晚中出尽了风头，并由此迁走了户口，改变了自己的民族成分，留在了县文化馆歌舞团工作，实现了他走出大山的心愿。在随后的歌舞团改制中，尽管他没有被遣散，但因在参加南方某电视台的一档娱乐节目后，他经受不住心目中的“毛狗子精”芙蓉妹妹的诱惑，毅然决然地离开了歌舞团和他的粉丝山杏，随芙蓉妹妹南下闯天下，为她（而不是他或者他们二人）挣了大把的钞票。随着山歌市场日渐萧条，他也被芙蓉妹妹一脚踹开，在贫病交加中险些命丧他乡。

 可以说，赵五更回归平淡，是他无法摆脱的宿命。

 其一，这是艺术生命的必然。任何一种文化或艺术，都有它特有的土壤来培育、滋长，离开了这种特有的文化土壤，艺术之花也就失去了其生长过程中特殊的空气、水分和养料，最终只能逐渐干枯、萎谢。赵五更的山歌，是在望江山的精魂灵气中浸润出来的，离开了望江山，得不到望江山水土的滋养，他的山歌就成了无根的浮萍，成了炫目一时的昙花，注定长不成参天大树。在后来的演唱中，他自己也意识到，他已经没了激情，唱歌的声音干巴巴的，一点也不好听，连他一向看不上眼的老爹赵篾匠也赶不上了。

 其二，这是当下体制的必然。巴县挖掘民歌的目的，不是为了更好地传承和保护这种民间艺术，而是有着直接的功利性：他们只是为了在申报民族自治县时将它作为申报的条件和筹码，作为获取荣耀、名声乃至政绩的一种手段或途径，作为举办大型活动或接待上级来人的助兴之物。赵五更只是政府的花瓶和盆景，哪儿需要他来装饰，他就被摆在哪儿。为此，他们可以让赵五更将自己的民族成分由汉族改为土家族，将其户口由望江山村迁到县文化馆。至于如何传承、保护这一民间瑰宝并使之发扬光大，则不在他们的考虑之列。这也是一个非常现实的命题。在民间文化的传承与保护中，我们的体制机制常常是缺位甚至是错位的。有了这样的体制机制，赵五更的丧失艺术生命也就不可避免了。

 其三，这是主人公性格的必然。赵五更生在大山，长在大山，没有读过多少书，之前也没有走出过大山，他原本就是大山里的农民，他同中国成千上万的农民一样，渴望能出人头地，渴望能过上城里人的生活，渴望能娶上一个毛狗子精一样漂亮的女人。这些愿望和要求，当然无可厚非。然而，他懒散、随性、没有思想，对名利，对喧嚣芜杂、光怪陆离的都市生活缺乏免疫力和抵抗力，在诱惑面前，他把持不定，迷失了自己。他骨子里的性格弱点，注定“他不可能是望江山山歌的代言人。他是被天赋迷失的人，是被欲望葬送的人。他也是时代如火如荼的商战中被策划的一枚棋子，没有能力把持自己，在别人的棋盘上，被动地冲锋，打下江山也好打不下江山也好，最终的命运是被注销。”（网友“方言子微”语）。

 其四，是中国农民命运的必然。千百年来，中国农民要想根本改变自己的命运，过上所谓的上等人的生活，最基本的途径只有两条：一是学而优则仕。从封建的科举到如今的高考，都是这一模式；二是从军入伍，靠军功的累积来擢升。除此以外，别无他途。即使有人不甘心，想通过其他途径来改变命运，也往往是劳而无功，转了一个圈子后最终还是要回到原来的起点。这一点，对赵五更也不会例外。所以，从更深层次来看，赵五更的命运，也是中国农民的历史宿命。也就是说，作为一个农民的儿子，赵五更最终的落脚点，还是像大多数农村人一样，要么回家种地、唱山歌，要么在城里务工、经商，做小买卖，他的农民或农民工身份，就像是与生俱来的胎记，无法消除。他能做的，只能是“在什么山上唱什么歌”，不可能逾越这一历史的惯性而独自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