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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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春，齐师伐我。公将战，曹刿请见。其乡人曰：肉食者谋之，又何间焉？刿曰：肉食者鄙，未能远谋。乃入见......”
这段传诵千古的文字，出自《左传·庄公十年》的《曹刿论战》。这篇中学语文教材中的经典篇目，不仅生动记述了长勺之战的史实，更留下了"一鼓作气"等脍炙人口的成语，展现了《左传》作为语言宝库的独特价值。
作为我国第一部记事详赡的编年体史书，《左传》不仅是史学经典，更是语言艺术的典范。其语言风格独树一帜，既简洁凝练又含蓄典雅，既典奥深邃又丰润华美，开创了史家之文的新境界。作为先秦时期的重要典籍，《左传》与《诗经》《尚书》等共同构成了中华文化的源头活水，对汉语的发展演进产生了深远影响。今天，我们日常使用的许多名言警句和成语典故，都能在《左传》中找到其源头。
一、智慧结晶：历久弥新的名言警句
《左传》中的名言警句，凝聚着先秦时期的人生智慧和治国理念。这些警句言简意赅，内涵丰富，至今仍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在个人修养方面，《左传》提出诸多精辟见解。“民生在勤，勤则不匮”（宣公十二年）道出了勤劳这一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重要性；“人谁无过？过而能改，善莫大焉”（宣公二年）展现了儒家文化中改过迁善的宽容精神；“俭，德之共也；侈，恶之大也”（庄公二十四年）则从正反两方面阐明了崇俭戒奢的价值取向。
在处世哲学上，《左传》的警句同样发人深省。“多行不义必自毙”（隐公元年）揭示了恶行终将自食其果的规律；“骄奢淫逸，所自邪也”（隐公三年）警示人们克制欲望的重要性；"兄弟虽有小忿，不废懿亲"（僖公二十四年）则强调了血浓于水的亲情纽带。
为政之道方面，《左传》的论述尤为精辟。“为政者，不赏私劳，不罚私怨”（昭公五年）确立了公正执政的基本原则；“人各有能有不能”（定公四年、五年）则体现了知人善任的用人智慧。这些思想至今仍为治国理政者所借鉴。
二、语言精华：源远流长的成语典故
《左传》堪称汉语成语的重要发源地，据统计，出自《左传》的成语多达200余条。这些成语大致可分为三类：
第一类是原貌传承型。如“一鼓作气”（庄公十年）、“唇亡齿寒”（僖公五年）、“外强中干”（僖公十五年）等，历经两千余年仍保持原貌，足见其语言生命力之强。
第二类是演变发展型。如“言不由衷”由“信不由衷”（隐公三年）演化而来；“退避三舍”由“辟君三舍”（僖公二十三年）调整而来；“劳师袭远”则简化自“劳师以袭远”（僖公三十二年）。
第三类是意义提炼型。如“鞭长莫及”提炼自“虽鞭之长，不及马腹”（宣公十四年）；“尔虞我诈”浓缩了“我无尔诈，尔无我虞”（宣公十五年）的深意；“众怒难犯”则源于“众怒不可犯”（昭公十三年）的警示。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左传》中的许多历史事件已成为后世常用的典故。如"东道主"源自烛之武退秦师的故事（僖公三十年）；"楚囚""南冠"则出自钟仪守节的事迹（成公九年）。这些典故在历代文学作品中反复出现，如骆宾王《在狱咏蝉》中的"南冠客思深"，夏完淳《别云间》中的"今日又南冠"，都赋予了作品更深厚的文化内涵。
三、文化基因：影响深远的语言遗产
《左传》的语言成就不仅体现在其丰富的词汇创造上，更在于其对中华文化基因的塑造。书中的“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僖公十年）、“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僖公十四年）等成语，早已融入民族的语言血脉；“问鼎中原”（宣公三年）、“上下其手”（襄公二十六年）等典故，则成为特定文化意象的载体。
这些语言遗产之所以能够历久弥新，关键在于它们既承载着特定的历史记忆，又蕴含着普遍的人生哲理。正如清代学者章学诚所言：“《左氏》之文，文史之极则也。”《左传》将历史真实与文学艺术完美结合，使其语言既具有史料价值，又具备审美价值。
从《曹刿论战》的“一鼓作气”到烛之武退秦师的“东道主”，从钟仪守节的“南冠楚囚”到子产治郑的“众怒难犯”，《左传》为我们留下了一座取之不尽的语言宝库。这座宝库不仅是汉语发展的重要里程碑，更是中华文明独特性的生动体现。在建设文化强国的今天，深入挖掘《左传》的语言财富，对于增强文化自信、传承文化基因具有特殊意义。正如《左传》本身所昭示的：优秀的文化遗产，永远是民族精神生生不息的源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