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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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满招损，谦受益；玉石俱焚；咸与维新；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奉先思孝，接下思恭；我武惟扬；偃武修文；暴殄天物，夙夜不逮；燮理阴阳；政贵有恒，辞尚体要……
你知道上面这些广为人知的关于为人处世、治国理政、文学艺术的名言警句、成语典故出自哪里吗？不错，它们都出自“四书五经”中的《尚书》一书。
《尚书》既是我国现存最早的政事史料、历史文献汇编，也是我国第一部兼记叙和论说的散文集。除了文学价值之外，《尚书》最重要、最核心的价值，还在于其史料价值。
一、“时日曷丧，吾及汝偕亡”—民谣里的信史
“时日曷丧，吾及汝偕亡”，是夏朝末年民间流传的一句民谣，出自《尚书·汤誓》。这句民谣讲的是，夏朝的时候，夏桀以天上的太阳自居，认为自己惠泽天下。面对他的暴政，老百姓这样诅咒道：“时日曷丧，吾及汝偕亡”。意思是“（你这个）太阳何时毁灭?我愿与你同归于尽”,深层表达了当时的人民群众对统治者残暴行径的愤恨及誓死抗争的意志。商汤在讨伐夏桀之前，在誓师动员大会上的誓词中引用了这句民谣,说明了讨伐夏桀的正义性、必要性，鼓励大家众志成城，勇往直前，一起推翻夏朝的残暴统治。
《尚书》收录了虞、夏、商、周等上古时期的官方文诰（如诰、训、誓、命等），包括君臣对话、战争动员、政令颁布等一手文献，记载了虞夏商周的重要历史事实，诸如尧舜的禅让，夏禹治水和划定九州、统一中国，商汤伐桀，盘庚迁殷，武王伐纣，周公东征和统治东方各国的事迹等等，都保存在这里面。例如《盘庚》三篇记录了商王迁都的训话，《牧誓》详述周武王伐纣的誓师场景，为研究我国早期王权制度、社会结构提供了原始依据。
《尚书》中所记载的内容，可与甲骨文、金文相互印证。通过与考古发现的互证作用，大部分已被证明为信史。如商王世系、祭祀制度等在甲骨卜辞中得到了验证，证明《尚书》中记载的商周确为信史。基于商周记载的可信度及文本内在延续性，《虞书》《夏书》中关于尧舜、大禹及夏朝的内容，虽待更多考古实证，但具备历史合理性。这一逻辑为反驳“夏代虚无论”提供了文献根基。
根据类比推理，其中《虞夏书》记载的尧舜、大禹以及夏朝的历史，也应该是信史无疑。这些资料，有力回击了否定夏代历史的观点。西方根据一部虚无缥缈、难以查考和印证的《圣经》就说他们的历史有多悠久，而我们有着这样铁证如山、一脉相承的历史文献，却不加以利用，岂不可惜哉？
二、千万世文章，从是出焉--史志体例的范式源头
宋代文人李耆卿在《文章精义》中评价说，《尚书》“虽非为作文设，而千万世文章，从是出焉”，后代史志类著作的各种体例范式均发源于此。因此，《尚书》受到历代学者的高度重视。早在汉代司马迁写《史记》的时候，就很重视她，引用不少，甚至整篇地引用着。
《尚书》中每篇独立叙述完整事件（如《金縢》记周公忠贞事迹），开创了单篇叙事的先河，是后世纪事本末体史书的萌芽。《尚书》按朝代和帝王顺序编排文献（如《虞书》至《周书》），形成时间脉络清晰的史料体系，为编年体史书的雏形。《禹贡》篇系统记载九州疆域、山川物产，确立“大一统”疆域观念，是我国最早、最有价值的地理著作，成为后世《汉书·地理志》的范本，成为地理志一类书籍的源头。
三、民为邦本，本固邦宁--文明基因的密码本
上古时期的天文、地理、哲学思想、治国大法、教育、刑法、典章制度等，在《尚书》中都有许多真实反映。比如，《尚书》首次系统提出“天命观”（《汤誓》）、“德治”（《康诰》）、“民本”（《五子之歌》“民惟邦本”）等思想，奠定儒家政治哲学基础，是我国早期政治理念的源头。《吕刑》篇详述西周刑罚制度，是我国最早的系统的刑法文献；《洪范》篇记载“五行”学说，是研究我国古代政治史和思想史的重要文献，反映早期国家治理模式，是我国制度与法律的早期记录。
作为中华文明“政书之祖、史书之源”，《尚书》不仅是上古历史的直接载体，更通过与考古发现的互证，奠定了中国早期文明的信史框架。其文本的系统性与连续性，为探索华夏文明起源提供了不可替代的原始依据。我们应该充分重视这些珍贵史料，研究它，来为弘扬我们的民族文化、增强文化自信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