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月流坑

几年前，我慕名去了乐安县流坑古村，践行了一份多年的想望。这个离我家才一百来公里的村庄，大大地颠覆了我的乡村常识。在几千年的“小国寡民”般的乡村社会，地域间的差别竟会如此地大。而乡村宗族社会强大的生命力也令我感慨万端。这也算是我此行的最大收获吧。

车子出了高速公路，拐入当地的县道。不久，就感到自己已经坠入一个大山谷里，远处的天际线上，横亘着巨大灰褐色屏障，那树木稀疏的山岭上羊肠小道依稀可见。山脚下是一弯浅浅的河水，由北向南牵引着我们，掠过河谷中的一个个村子，最后在离流坑五百米处停了下来。我们步行进入村子。

流坑并非陶渊明笔下那种“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的桃源世界。那扑面而来的一堵堵高大的马头墙。自然不是“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可以形容的了。恍然间，我们以为走错了地方。这哪里是村庄，分明是个市镇。后来才知道，早在近四百年前，明代徐霞客就在《江右游日记》中记述了这个地方:“其处阛阓纵横，为万家之市，而董姓为巨姓，有五桂坊焉。”这个村子里的人均以自己为汉儒董仲舒的后代为荣，自五代南唐繁衍至今，人口有五千多人。这几乎相当于一个小型乡镇的人口。

村口有棵枝繁叶茂的大樟树，上面的标牌说此树已有八百年之久了。像这样的大树流坑已经没几棵了。以前，流坑村内外遍地樟树，几乎把村子围了个严实。上世纪八十年代，村里还没有保护意识，大量的樟树被用来熬制樟油，或当木材卖掉。

绕过樟树东行，很快，我们的眼帘中出现了流坑科举时代荣耀的标志性建筑：状元楼。据说，五桂坊在其南面，是为彰扬北宋1034年董家叔侄兄弟五人同榜进士之事而建，现在只知道方位，已看不到一点遗迹了。而状元楼也不是简陋、破败形容得了。最早的状元楼建于南宋时期，村里为纪念唯一的状元董德元而建。董德元在51岁那年中进士第一，由于得到了当时的太师秦桧的提拔，并在短短的几年间官至宰相之位，是流坑举足轻重的人物。宋代又是流坑科举的繁荣时期，那时的状元楼自然风光无比，据说朱熹还为它题写过门匾。现在的状元楼建设时间大约在二百年前，因董德元是个与秦桧走得很近的人，在历史上扮演着不光彩的角色，现在的状元楼如此衰败、毫不起眼亦是情理中的事了。

穿过状元楼，片刻间，一池秋水便横在眼前。这便是流坑的龙湖。周围杨柳依依，池中碧波荡漾，实在是村中的一大美景所在。这个宽不足百米的长条形大水塘把流坑一分为二。当初村里并无此塘。明代时，村人董燧在调整村子规划时，把原本是高地和沼泽的中央地带深挖成了今天的龙湖。据说，主要是出于风水上的考虑，不能任凭村里的生活污直接排放到村东的大江里去，否则村里的“福气”将会跑得一干二净，须要借助龙湖舒缓一下。所以，各条巷子的生活用水，才通过专门的排水沟流入龙湖。这似乎与住宅天井的“四水归堂”的风水说相一致。无论如何，龙湖最大的作用还是使得这个房屋密密麻麻的大村子开辟出一块疏朗的空间，就像布满亭台楼阁的园林中出现的一大块水面，令人耳目一新。

龙湖上有长短不一的四道石桥，方便着村人的来往。与桥并列的还有一道土堤，上面盖有六米来宽的长廊，为过往者遮阳挡雨，所以这种桥又叫风雨桥。白天，长廊里聚集着村中老老少少。他们下棋或闲谈，桥上还有不少的卖猪肉、蔬菜的摊贩，是流坑今天的农贸集市。这条长廊是解放后所建，才不过几十年之久。在桥上溜达，心中不免怅然若失，当年的“万家之市”竟然退化成到了如此地步。

流坑的主体和精华都在龙湖以东。远远望去，一堵堵高大的房屋山墙排列在龙湖东岸，仿佛一道道森严壁垒。这些高墙据说是当年抵御山贼和太平军的重要屏障。这里集中了村子里的二百多栋清代建筑，大多坐南朝北，主要分布在七条东西向和一条南北向的共八条巷子中。这七条数百米巷子里分别居住着董家七个支房，他们的房屋自成建筑组群。站在巷口望去，里面高墙林立，重门叠户，虽然砖石陈旧、破损，但那些房屋的构架上显露着豪门大户的气势和余威。青石铺就的巷道边，矗立着门庭，跨入才发现这些房屋院落狭小，只有天井和照壁，而且进深较大，在白天，厅堂里的人脸都很模糊。但这些建筑里曾经一度是荣华富贵的标志。这些门头上刻着“大夫第”、“司马第”的房屋里，门窗都是精雕细琢，甚至涂朱描金，厅堂里都挂有字画，摆设着太师椅、几案。其实，这些明清住宅的主人大都是商人。

自明代中期以来，流坑的科举仕途之路已走到尽头，中进士者寥寥无几。两宋是流坑历史上科举发达的黄金时代。董德元的出现意味着流坑的科业发展进入巅峰时期。流坑的32名进士中，绝大多数均来自宋代。那时的官员社会地位极高，做官往往会带来一笔丰厚的收入。他们致仕时可以购置田产，营造房屋。所以，那时的村人一直以治科目作为发家致富之唯一途经。此后，流坑的科举式微，特别是进入清代以后，流坑更无一人中进士。家族昔日兰桂齐芳的荣耀至此已成为遥远过去。当这样一条脱贫致富的路走不通了，眼看着村里的收入越来越少了，地少人多的流坑便迎来了其历史上的商业繁荣时期。

村东头江边码头上还存留着当年的石级，石缝里长满了杂草。河岸边不见人影，河中也看不到半条船。十几年前这里捶衣声此起彼伏，后来，村里每家每户都凿了水井，村人便很少去江边洗刷了。只剩下空荡的码头对着平静北去的江水。据说，在过去，这样的码头流坑有七个，可见当年此地竹木贸易发达兴隆的盛况。

这条名为乌江的河流，环绕了大半个村子，在村里人看来，是千真万确的“玉带水”，它不仅给流坑带来两宋时的官运，而且带来明清时的财气。流坑人至今称其为恩江。乌江是流坑人当年走向山外的主要通道，中了科举的学子们载着一船诗书从这里拔锚起航，踏出仕途第一步，然后行程遍及全国。年老时，他们载着满船银两，踏上归程，最后在码头登岸，终老家乡。乌江也是流坑得以商业发达的一个根据。乌江上游竹木茂密，森林资源十分丰富。靠山吃山的流坑人，依傍着乌江便做起了竹木贸易。流坑商人在上游把砍伐的木头抛入江中，再在流坑码头捆扎成木排，顺流而下，经赣江入长江，经销全国。竹木生意做得顺风顺水，白花花的银两也就源源不断而来，随即又变成了流坑巷子里的一幢幢豪宅巨府。当然，那门额上面的“大夫”、“司马”自然也可以花钱买来。

商业上的成功，无形中动摇了以读书致仕为正务的祖训。因为谁都可以通过花银两来捐个一官半职，选择走科举道路的流坑人也就越来越少了。捐了官的流坑商人，执意要把自己称做儒商，这一点，流坑人毕竟是流坑人，他们到哪里都忘不了自己出身于书香世家。偶尔会舞文弄墨，附庸风雅。比如说，把客厅命名为“采韵”，把花园叫做“留青”。

数百年的竹木贸易持续下来，周围连绵不断的青山因砍伐过度，几尽光秃，水土大量流失，河道变浅，以致无法通航。流坑人也算是知道了“靠山吃山”的后果了，但积下了不少财富的流坑人又染指当时炙手可热的漕运，帮助官府把江南的粮食运到京师或全国各地。而后又在家乡办起了许多作坊。流坑也就成了名副其实的“万家之市”。至今存留下来的那二百多栋房屋几乎都是建于清代，可以说是流坑商业繁盛时期的一个见证。

这些房屋中，除了住宅之外，还有不少祠堂和书院。到流坑不能不去看祠堂，祠堂是宗族社会的象征。流坑在道光年间有大小祠堂八十多座。至今村中还存有五十来座祠堂。最大的宗祠还数建于明代的董氏大宗祠，进深达七十多米，面积数千平米。大宗祠内每年举行春秋两次祭拜。因场地有限，那时，各支房应按身份、财力选拔男性代表参与祭拜。大宗祠不仅是流坑宗族势力强大的证明，也是财力的体现。自董氏迁居于此，已逾千年，因而支房众多，且各房都有自己的分祠和堂名，且各祠堂都购置田产，其田租用于祠堂修葺、每年祭祀的开销费用。在过去，祠堂的作用不可小觑。乡村社会的秩序往往是通过宗族管理来实现。像流坑这样一个数千人口的同姓村子，宗族成员当然要通过各房分祠来分别管理。尽管各房分祠形制、大小不一，但毕竟是本房族人活动的主要公共场所。宗族内部实行的近似民主制管理。各房房长须按辈分、年龄推举，且轮流担任。遇到重要事务大家一起在祠堂进行商议解决。这种管理体制大概有点类似我国现行的各级人大代表制，只不过人大代表换成家族成员罢了。除了对祖产、祠堂进行管理之外，宗族还对教育、娱乐、卫生、安全等村中事务作出许多规定。

建村不久，董氏家族就选定了读书、科举、做官致富的道路。把族中子弟的教育视为第一要务。比如，明万历十年的《大宗祠祠规》中说，凡是愿意读书的子弟，都可由大宗祠名下的田产收取的租子来支付。各房派也大量出资助学。流坑还先后办有书院二十多所。村北的文馆是董事家族公用的书院，它不同于各房派所建的私塾。这个三进的书院是现今保存最完整的一所。过去是村人们以文会友，吟诗作赋的去处。从其建筑形制来看，文馆兼有文庙的性质。文馆的前院建有“泮池”、“状元桥”，这些在古代书院里具有象征性意义。进人过厅，便能感受到一股强烈的追求功名意识。太师壁上的画作主题是梅花鹿。鹿者，禄也。很明显，这是在告诫后人要获得高官厚禄就得把书念好。最后一进是明伦堂，这里是学子们祭拜孔子的地方。在文馆中的地位也最为重要。据说明伦堂的地基也比前两进高些，还有它的装饰上也毫不含糊，且最能显示其规格之高。正中央的六角藻井壁上布满金色的海藻纹，以及用红、绿色彩描绘的花卉、八宝、山水、花鸟等图案，是文馆的精华部分。这金碧辉煌的藻井简直是流坑历史上科举一度繁荣的写实吧。

晚清以来的一百多年间，流坑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首先是太平军在1857年攻破村子，造成大量村民的伤亡和远走他乡。这样便拉开了流坑百年动荡的序幕。1905年，清政府废除了科举制，使得这个以科举起家的村子彻底丧失了进入上层社会的希望。自此，流坑的传统教育一落千丈，而新式教育却难以展开。进入民国，全国烽烟四起，乡村满目疮痍。大山深处的流坑也不能幸免。1927年，规模宏大矗立了四百年的大宗祠毁于战火，只留下几根大理石残柱，一直无法重建。各家分祠也无人修缮，任其衰败。后来，村里又闹起了革命，家族成员之间严重社会分化。1949年后，流坑已和其他乡村一起遭受到“破四旧”的浩劫，大量的宗祠和宗谱被破坏。人们一度谈“宗”色变。至此，流坑的宗族社会已然瓦解。

今天的流坑成了游人们窥探传统农业社会的一大标本。人们望着修葺一新的高耸着马头墙的祠堂，神秘而激动不已。因为这稀罕的风景在中国大地上已难以看到。但有谁知道，这些只是流坑村的皮囊罢了，在时代激烈动荡下，与那些祠堂相匹配的宗族社会的精神内核早在数十年前就已荡然无存。改革开放以来，商业化浪潮席卷了一切，流坑也不例外。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村人陆续地外出务工、经商成了村里主要的经济来源，他们再也无法像祖辈那样热衷于读书致富了，即使经商也无法成为当年流坑的儒商。现在全村能看懂家谱、写好毛笔字的寥寥无几。村里留下的是长廊里沐浴夕阳的老人，还有那些暂时无法离开的孩子。来去匆匆的如我等的游客们带来的一时喧闹，并没有令空心化的流坑添加多少活力，反而使得这个规模巨大的古老村庄显得更加凄清而荒落。

我曾不止一次地为流坑的宏大巨制而感叹。那精心设计整齐、错落有致的街巷，那悠久而辉煌的科举史，还有分散在各房祠堂里的宗族管理模式。这些都不是我那近千人却有八大姓的家乡村子所具备的。在乡村建设如火如荼的今天，也许我们真该去深思这些遗存的价值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