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南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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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地人一到北京，必然会想到去长城、故宫这样的富有政治意味的名胜古迹游玩。北京是个古都，王气自然特重，这可反映在许多街道、景点上。除去故宫和北海公园这类标准皇家宫苑之外，像天坛、地坛、大前门、德胜门等都是王气逼人的大制作。北京的文化习俗更是如此，北京的许多典故和轶事也都和帝王的生活有关。今天，北京城内残存的宫苑依然是海内外游客们趋之若鹜之处。稍稍留意一下，你就会发现不论晴雨雪天，天安门前通宵达旦都有游人在此拍照留念，更不用说其后面宫殿里皇帝宝座前，皇权的顶礼膜拜者大有人在。尤其是这几年，宫廷剧火爆地出现在银屏上，更是人们热衷于探究皇家生活的表现。即使是今天的北京，作为全国政治权力的中枢所在，它对于外界的魅力依然是有增无减。尽管如此，北京这个曾经的帝都，在其王气森森宫苑之外，细心的话，还是能找到过去文人们常常光顾的烟柳画桥般的雅趣之地。北京南郊的陶然亭过去就是这样一个好去处。
对我来说，发现陶然亭是个偶然。作为南方人，我对北京不熟，去的也少。一年夏天，因为寻找宣武门外的法源寺，一路瞎逛下来，到了陶然路上，突然看到陶然亭公园的大门，说是大门，门头却低矮狭小，在这个处处可见高大门楼的城市里，这个园门倒是显得有点另类，但又不及江南水乡园门的精致、小巧。跨入园门，眼前便豁然开朗了。首先是一排排挺拔的银杏树，然后进入眼帘的是小山般的窑台和其边上的映雪亭，再往前，整个公园尽收眼底了。这开阔的水面中高高突兀着的孤岛便是陶然亭所在处。陶然亭公园规模虽然不大，水面却占了一半以上，这在水贵似油的北京显得有点奢侈了。这境界有点类似于苏州园林了。
尽管陶然亭公园的结构布局不如南方园林那般精致、曲折多姿，备有假山、廊榭轩台一一齐全。陶然亭公园能做到有小丘、有水、有古迹也是不容易了。所谓古迹就是慈悲庵、陶然亭、抱冰堂等遗迹。建于清代的陶然亭历史比慈悲庵要短的多，却盛名在外。早在元代，这里是北京城外的荒郊，有人在此建下了慈悲庵。它座西朝东，门上方有石匾一块，题有“古刹慈悲禅林”，落款时间是康熙乙亥年，也就是陶然亭建立的那年。这一年，慈悲庵有过一次翻修。但是，院里却有一座金代的经幢，大概是建庵时从别处搬移过来的。明嘉靖年间修建外城墙，慈悲庵便处于北京城的西南城根。
历史上，在慈悲庵附近还建有不少私家花园和寺庙。如元、明时期的剌梅园、封氏园和祖园。北边的剌梅园是通往陶然亭的必经之地，所以今天的东湖岸边还有剌梅园留下的古槐树。至于剌梅园，清朝有诗文记载颇详。《藤阴杂记》曰：“城南剌梅园，士大夫休沐余暇，往往携壶榼，班坐古松下，觞咏间作。”有诗句“一条小径空城下，半面孤亭野寺间”，恰好说明了当时剌梅园与陶然亭位置关系。而封氏园是当时城南最著名的园林之一。封氏园中的风光以苍劲的古松为胜，多为金元两代的遗物。到康熙年间，这里“一望黄沙，夏日菱芦丛荡，谁复知有封氏园者。”今天，公园内还保留有封氏园的一株粗大的酸枣树，是城南唯一得以幸存的、最古老的树。这个花园的故址在现在云绘楼、清音阁之处。
北京的寺庙大都集中在西北郊，那些寺庙一般由帝王所建，规模宏大，是王公贵族们烧香拜佛之所。陶然亭一带的寺庙常常是外地在京的文人士大夫们活动场所。除了慈悲庵，这里较有名气的寺庙还有龙泉寺和龙树寺。窑台西面的龙泉寺是座较小的佛教禅院，却与许多名人有关联。晚清文人龚自珍和曾朴都有诗文描述过龙泉寺。章太炎先生也被袁世凯禁闭于寺中半年。因这里离刑场菜市口不远，戊戌六君子之一的康广仁死后也厝棺于此。如今，龙泉寺已经成为一家小学所在。
龙泉寺稍稍以南便是闻名于京城的龙树寺，它的历史可以上溯到唐代，旧名兴诚寺。又因为这里原有一株古槐，据说是辽代从先农坛一带移栽来的，其树枝千盘曲，状如卧龙，所以又叫古龙树院。
晚清湖广总督张之洞曾有诗《龙树寺西楼》云：“谁种楼西树几行，此来更比昔年长。苦思无限西山好，须待秋林九月霜”。并在寺内修建了别墅抱冰堂。进入民国后，寺庙倾塌殆尽只剩抱冰堂孤零零地立于水潭边。后人有诗云：“追随抱冰翁，更讽西楼句。”
如今，这些寺庙除慈悲庵外，都已经荡然无存了，但它们都是陶然亭公园的文化底蕴，只有在这个基础上，陶然亭才被赋予了人文意义。
陶然亭又称江亭，是由康熙年间一位名江藻的工部官员，为了管理附近的窑厂方便，便在慈悲庵以西设亭，后又改建成三面的敞轩。那时候的陶然亭一带是水乡泽国，成群野鸭穿梭于芦苇丛中。出生于汉江边上的江家兄弟与友人聚集于此，饮酒赋诗，陶醉于这片荒野气息之中，大有回到千里之外的家乡之感，便取白居易诗句“更待菊黄家酿熟，与君一醉一陶然”之中“陶然”二字命名江亭。江氏兄弟还写下了许多关于陶然亭的诗文。江臯在《陶然亭记》中道出了人们喜爱陶然亭的缘故，文中说：“久寂而思喧，厌劳而趋逸，又人情之常，无足异者。历纷华之境，多幽旷之思，居群动之中，怀独适之趣，非其人之性情与山水相洽，能自得其真乎。”继而说其弟江藻“游冶弋猎於声利之场，踵相接也，欲求寛闲幽僻之野清，远游览以自适其性。”而城南地区“离闤闠而远尘嚣，流水半湾，潺潺沙渚，葭苇藂生，绿波相荡，居然有濠濮闲意，顾而悦之，依僧舍构小亭，尽揽其胜”。他还希望将来在陶然亭周围挖湖建园。“他日乞凿湖而开绿野，如汉之二疏，吾知车辙马迹，拥兹亭而饯送，欣慕者不知其几也。”可惜，这一愿望在此后二百年间从未实现，陶然亭一带反而成了北京城环境最为脏乱的地区。直至上世纪五十年代才由政府改造成今天的公园。
数百年来，陶然亭不仅是如江氏兄弟般外来京官们思乡的一大根据，而且还是他们舒张政治神经的好去处。作为文化故都，北京是一直都是封建士大夫们顶礼膜拜的庙堂，他们千里迢迢而来，在京城通过科举考试挣得一份功名，成为这权力中枢的一员，在君主的淫威下讨生活。在这个官僚文人云集之城，几乎看不到一条类似于上海多伦路那样聚集了中外文化名人的街道，北京的士大夫文人都是散落在这座城市的四合院里，过着封闭而局促的人生。当然上海的开放式城市格局的形成与其租界遍布有很大关系。这是不同的地缘特征造成的。在北京，特别是明、清时期，士大夫为官的政治环境更为恶劣，他们每天都战战兢兢生活在恐惧中，那时流放和杀戮对为官者来说已是家常便饭。他们绷紧的仕途神经也需要松弛的时候，公务之余，客居京城的外省士大夫们总想在异常森严政治氛围中寻找到了一个可以舒缓了一口气的地方。最后他们找到了荒芜的城南陶然亭地区，这也是王公贵族们最轻蔑的地方，是北京城王权掌控最薄弱之地。粗略一查，不由令人大吃一惊，几百年来，在陶然亭一带活动的名人志士竟有数百名之多，几乎囊括了中国近代以来的全部民族精英。
早在道光年间，鸦片战争爆发之前，林则徐在京为官，便与龚自珍、魏源、黄爵滋等曾多次在陶然亭聚会，抒发情怀、议论时局，并且留有大量诗文。光绪年间，戊戌变法六君子曾多次在陶然亭聚会，共同商议变法事宜。六君子中，在陶然亭住的最久的要数谭嗣同了。在他写的《城南思旧铭》序文中，就很生动地叙述了他少年时代居住在陶然亭和慈悲庵附近的经历。文中说其居住的城南“厝棺中野，雨日蚀漏，谽谺洞开，故城南少人而多鬼。余夜读，闻白杨号风，间杂鬼啸。大恐，往奔两兄，则皆抚慰而嗬煦之”。谁也不曾想到许多年后，如此害怕死鬼的谭嗣同在他格外熟悉的城南菜市口慷慨就义。其时，陶然亭上下一片萧瑟，飒飒秋风中，芦花漫天似雪。
数百年来，无论是文人学子还是贩夫走卒源源不断涌向北京，滋润着这个运转着的权力中枢。外地人进入北京后往往被分成三六九等。特别是清代实行满汉分开居住以来，连这里的地块也都是等级分明。老北京有“东城富西城贵，崇文穷宣武破”之说。大概东、西城住的大多是旗人，当然是非富即贵；既然宣武、崇文是汉人聚居之地，自然非穷即破。虽然现在已经把宣武和崇文分别并入了东、西城区，这几百年形成的格局到现在仍无多大改变。过去，位于永定门内的陶然亭所在地就是属于当年又穷又破的城南宣武区，被称为“南下洼”。然而，城南地区也许曾经是整个北京城最接地气的地方。那里有琉璃厂和周围的古玩店和旧书市场，有江湖人聚集的杂耍场地天桥，有数百年的老字号，难怪有人说，正宗的老北京在城南。其实，应该说那时的北京最有人气、活力的地方是城南。
但民国年间的陶然亭却是北京城最破败、肮脏的地方。这一带成了乱坟岗子。成了底层社会人们最后的归宿地。那时许多寓居北京生活在下层的外地人死后，无运资回老家发丧，只好草草安葬在这城根之下，久而久之，空间有限，新坟压旧坟，以致到处可见尸骨累累。陶然亭附近，一派“新鬼厌烦旧鬼哭”的阴间惨像。
葬在这里名气大的要数杨派艺术的创始人京剧武生杨小楼和名妓赛金花了。过去的戏子身份低贱，和今天的明星相比简直有霄壤之别，许多来京演出的戏子，也就是今天所谓的“北漂”，生前都在这里买下墓地，即“梨园义地”。像杨小楼这样能熬出头的名角，也不免成为这一带的孤魂野鬼，可见当时戏子地位之卑下。武生杨小楼一生在戏台扮演的都是忠勇仁义式的人物，如《霸王别姬》中的霸王、《长坂坡》中赵云等，而且在现实中也是个有骨气的人。当年日本人打进北京后，曾用重金请他去唱堂会，遭到他严词拒绝，此后也不再登台演出，直到61岁那年病逝。据当年的报道，杨小楼的葬礼办的十分热闹、奢华，在当时颇为风光。
相比于戏子来说，妓女的地位更为低贱。杨小楼风风光光地下葬了，而一代名妓赛金花的葬礼却格外凄凉。赛金花原名傅彩云，与明代的苏三、陈圆圆，晚清的小凤仙一起被称为八大胡同的四大名妓。赛金花是一个颇有传奇色彩的奇女子。烟花女出身的赛金花年轻时曾作为公使夫人陪同丈夫洪钧出使欧洲四国。洪钧死后，她再度沦落烟花。晚年生活穷困潦倒，65岁时病死于八大胡同。最后还是街坊邻居、生前友好一起捐资把她葬在慈悲庵边上。一年后才有人记起为她立了墓碑。至今在慈悲庵的南殿内存放着一块篆刻着“姑胥赵灵飞之墓表”的墓碑，不知是否是原物。国画大师张大千曾为其画过《彩云图》。值得一提的是，晚清文人曽朴写的谴责小说《孽海花》就是以赛金花的经历来创作的。据说，文革中赛金花墓遭到严重破坏，大概是出于当时破“四旧”的需要吧。
此外，这里还安葬着一对对爱情至死不渝的革命情侣。
在陶然亭的角落里，细心的话，会看到有块一米高的石碑，靠右边刻有几行齐整的隶体大字，是德国诗人海涅诗句：“我是宝剑，我是火花，我愿生如闪电之耀亮，我愿死如彗星之迅忽。”下方有一段小字，像是立碑者自刻上去的，笔画凌乱、不齐。像是此碑的注释。“这是君宇生前喜欢的几句话，死后我把它刊在碑上。君宇：我无法挽留你迅如彗星之生命，我只有把剩下的泪留到你的坟头，直到我不能来看你的时候。”这块石碑显然不是墓碑，至于它是怎样立在亭子里就不得知了。不久，在陶然亭下面的二十来米的土坡上找到了一座合葬墓。墓主人是高君宇和石评梅。
能在石碑上刻下这样炽烈的爱情誓言的女子，必定是经历五四时代洗礼的女学生了。总是令人想起了敢爱敢恨的陆小曼，还有那写过《莎菲女士日记》的丁玲，以及鲁迅《伤逝》里的子君。她们把“没有爱情的婚姻是不道德的”奉为爱情信条。她们是上个世纪二十年代的爱情信徒。
高君宇与石评梅是山西同乡，高君宇是有妇之夫，却是“不道德的”。所以他和石评梅相爱了。后来，高君宇得急症而死。石评梅在陶然亭下为其守坟三年，期间，石评梅写下了大量的诗词文章来倾诉自己对高君宇的思念。自高君宇死后，石评梅仿佛也已离世。字里行间，充满着幽冷的气息，似乎到了病态、畸恋的地步，让人读之泪下。三年后，石评梅也因肺病恶化追随高君宇而去。
今天，在陶然亭下再也找不到杨小楼和赛金花的坟墓了。有人说，高君宇和石评梅之间悱恻动人的爱情，使得他们的坟墓保存下来；还有一种可能，就是高君宇是中共早期的领导人。因而，他们的坟墓才能在这个公园占一席之地，并遗泽后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