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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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真白叫我带一些钱来。但我没想到他欠了近半年的房租，以及数额咂人的水电。房东太太看着拿着账单的窘迫的我，只好先把一点儿现金揣进兜里。“算了，你先去看他吧。”她无奈地说，“老实说，我早就不指望房费能付清了。如果他死在里面——以目前的情况，多半是这样——叫来警察，我整栋楼都别想租出去了。”我干笑了一番，道别了房东。
这里色调灰暗，陈设简陋。楼道的窗户是一个被砸出来的不规则的近圆形，可以看到外 面长得郁郁葱葱的大树。它的根系暴力破除了砖栏，很快霸占了楼前荒芜的空地。一楼的租客兼保安牛邦，常年带着软塌塌的线帽，闲时便在树下歇息，像清点战利品一样数着它鞭子似的枝条。不过短短几秒，我就看出牛邦和我们一样，不过是个多活了二十年的废物大叔，兜里的闲钱都拿去打赏声音甜美的女主播了。即便如此，真白还是想方设法从他那里搞到了钱。
在真白门前，我决定停下来抽根烟，想清楚自己是不是应该进去看他。显然，在各自糟糕透顶的关系网中，我们算是最臭味相投的一对。四年前，我在丽水的大街上拦人推销画像，三十块速写五十块精修，还送一个木制的画框。没活时，我就背着包在步行街上走来走去，从喷泉走到出口的电影院，绕回来喷泉的表演时间刚到一半，停下来画画喷泉。干了不到一个月我便放弃了，因为老是有人借各种理由逃单或砍价，到最后我一算帐，挣的钱还不如卖我相框的那个义乌老板。后来我还是时不时会去画画，不接单，只是一个个店铺画过去，一直很顺利，直到一家隆江猪脚饭的伙计站在店门外，打量了我半天，请了我一碗猪脚饭。我把画给他看，并提议给他画一副画像作为回报。他摇摇头，说，真丑。丑？对，贼丑。那你请我吃饭干吗？他没回答，起身去柜台里拿了一本薄薄的书过来。看书不？我花了半小时看完，对他说，真难看。他笑了，拿笔在上面签了个名，说，送你了。他的签名歪歪扭扭，我费了好大劲才读出来：真丑。他很生气。是真白！
门没锁。我站在门口，叼着烟，向里望去。里面是真白家的客厅、厨房、卫生间，全部杂糅在一处。厨房和蹲坑间隔了一层薄木板，对着客厅的一头都是开放的，因此，一股难闻的气味冲进鼻腔时，我无法分辨它来自下水道还是煮炉。墙上曾经铺过精装的木板，但如今以及破碎脱落，地上散落的墙皮积了一层厚厚的灰。墙角堆着整年的《十月》《莽原》《萌芽》，丝带勒进了封面，给书页留下凶狠的伤痕。报纸相较没有那么整齐，估计是经常用来铺地的缘故，屋子四处都有几沓报纸，被水打湿过的地方生了霉菌。
正当我思考要不要把烟蒂扔在门口的时候，里边的房间传来了一声粗重而疲惫的呼吸。我推开门，一张狭窄的小床上，堆了一层层褶皱分明的脂肪，像一座金字塔，塔顶镶嵌着一颗圆鼓鼓的珍珠，那是他的头颅；粗壮的四肢摊在肚子的脂肪上，皮肤像穿了盔甲一样闪闪发光。
我这才想起自己目的。不是拜访老朋友，更不是帮他处理后事，而是他说，如今的自己，肯定是很好的作画素材。
我熟练地解下背包，拿出素描本和铅笔。原本不到十平米的房间在主人的肉山下显得更为拥挤，我只好把橡皮叼在嘴里。屋里唯一的光源是头顶孱弱的灯泡，给真白的身躯投下大量的阴影。进门的位置不错，不过不算完美，肉山的冲击力在床尾会更加剧烈，不过我可不想尝试跨过那条汗津津的大腿。床尾的墙上挂着他的自画像，左下角是我的落款，正对着他发黑的脚趾。靠里的一侧堆满了稿纸。帮他搬家的时候，我劝他把这些东西尽数交给卖废纸的，至少能抵一顿饭钱。我们都该改改对一文不值的概念。美好的感觉也好，复杂的回忆也罢，都是虚无缥缈的，远不及酒肉落肚的愉悦。至少我们早已承认，在艺术精心的伪装下，我们都是一介俗人，臣服于简单的多巴胺分泌；向往孤独的内心，只在舞池边休息时才开始批判狂欢的众人。创作让我们快乐吗？被关注让我们快乐吗？难不成，让我们快乐的是精神园地的高贵？是说出“大众”一词时并不觉得自己包括其中的优越？我时常好奇，那帮作家是否真心喜欢自己创作的东西。假如世上从没有发表一说，假如已知写的东西永远不可能被他人看见，他们是否有为自己记述的动力，或是为世界记述的责任？
水滴打湿了稿纸。我赶紧往后退了一步，抬头一看，真白已经醒了，正目不转睛地盯着我。大概是离光源太近的缘故，他肿胀的眼球止不住地往外滴泪。“嗨。”真白说。
我点了点头，继续我的创作。
“没白来吧，我这副样子。”真白似乎笑了一下，但在我听来是一声沉重的喘息，“吓人吗？”
听他这么一说，我才好好思考这个问题。真白的身躯无疑出不了房门，估计翻身都困难，因此，他应该一动不动躺了很久了。不过，动不了的话，不应该饿得瘦下来吗？我老老实实说出我的困惑。
“并不是吃的。”真白拍拍肚子，脂肪像波浪一样排开，“我封笔了。”
“啊，嗯。然后呢？”
“欸，居然一点不吃惊吗？”
“和你这身肥膘比起来，是很奇怪的事吗？再说，我早觉得你不会写了，只是时间问题。”
真白看起来很受伤。我只好补充说：“毕竟写作没什么安慰啦。就算我是一个再烂不过的画家，死了之后，画的东西也算有点价值，当一个摆件，偶尔也会让人想起：好像是有这么个人来着。没名气的作家，生前不论多么潦倒，都能算作死后的高光了。想来就很痛苦，不如直接封笔算了。”
“我倒没有想那么多……只是有一天想到，如果不写了会怎么样，然后就这么做了。没一个月，肚子忽地涨起来，等到意识不对的时候，已经下不了床了，索性就这么躺着。”
我不由得把笔触移到他的肚子上。“你是说，把你撑得这么大的是你的小说咯，那么，写出来不就得了。”
“你有没有同时来了很多灵感，但面对空白的画布，居然无从下手的感觉？”真白指着自己的脑袋，“我现在就是这样。要写的东西太多，反而无法专注于一个故事了。关于母题的东西倒是能写出来，可以如果没有意思的话，写小说干什么呢。”
“不，问题是你现在根本拿不了笔吧。”
“能写，你要看吗？”
真白突然闭上口鼻，粗大的呼吸声停止了，尔后，像一台巨大的发动机一样颤抖起来，耳、口、鼻都溢出了浓黄的粘液。他粗壮的手臂高举，重重拍在肚皮上，震出了一团棉花似的肚脐垢。随着手掌的挤压，纸浆不断从肚脐眼里喷出，洒在光溜溜的肚皮上。他的血管越来越红，体温升高，皮肤呈现出粉嫩的淡红色，似乎可以看见其中琼脂一般的液块。纸浆被迅速加热蒸干，冒出大量的水汽，慢慢形成一张张布满字迹的稿纸。尽管我马上把画纸贴在胸前，水汽还是侵染了进去，变成了软绵绵的一张。真白吹了一口气，成型的稿纸随之飞到空中，一张落入我手，其他的则飞去了房间已堆满稿纸的一侧。
“怎么样？”
我扫了一眼。“无聊。繁琐。像老妇人起毛球的超长丝袜。为什么觉得有人想看你事无巨细的心理活动？”
“你说那个啊，不，我是说我刚才的表演，厉害不？”
“你多少有点恶心了。”我皱起眉，“不光恶心，还把我的稿纸弄得软塌塌的，我过来就是要画画啊。”
“总之，我就放弃写作了，拖着这副样子过完后面的人生得了。也不愁吃穿，挺好的。”
“房租呢？”
“喂，你不会，”真白显得十分吃惊，“你不会已经变成‘按时交房租，一日三餐都能吃快餐’的那种人了吧。”
“为什么要给这种人算成类型啊，有什么值得骄傲的吗？”我说，“我可是有正经工作的，交房租不算难吧——话说，这不是理所应当的吗？”
“哦，那恭喜我的朋友了，干着无聊的工作，画无聊的东西，按时交房租，真不错呢。赶紧走吧，看来我没有朋友了。”
我正要起身，真白突然动了动他的大腿，顿时，堆得高高的稿纸如泄洪一般冲了过来，把我绊倒在地。我正要发怒，手里突然多了几张稿纸。
“方便的话，把这些拿走吧。”
“说着满不在乎的话，其实还是惦记。”我没看，直接塞进了包里，“这么多年了，连个编辑都不认识吗？给我又有啥用啊。”
“等你到这个阶段的时候就懂了。死了就都无所谓了。只是生产了这么多东西，虽然大概是垃圾，但总觉得自己亏欠了它们，不如就亏欠一下你吧，把它交代走，我的任务就完成了。至于你怎么处置，也是你的亏欠了。”
我怎么会不懂呢？我默默地想。你那副自画像，就是我执意要挂在这里的啊。
2.
每当我觉得精神愈发充盈，道德就愈发堕落。为了新小说人物的多面性，我不停为他们的龌龊行为找补，以至于身体的某一部分变得难以压抑世俗的欲望。编辑说你应该多看看我们杂志的佳作，自己摸索很难找到出路。她的意思很明确：别再投你一文不值的东西来了。同为打工人我挺理解她，但是这份理解并没有转移到那些期刊作者上。我喜欢情绪，喜欢爱恨交织的复杂，偶尔也为迷茫着迷，就像大部分青年一样。但是这一切的情感，所谓爱所谓恨，都是愚蠢的，都是不存在的，存在的只有东西。为什么她们不能停止大脑的废料产出，好好思考关于人类本质的内容呢？
真白死了已经两年了。我遵守着我的承诺，没有把他的手稿交给任何人。在我手里没有任何用处，这是我亲口说的；再者我也懒得去了解一个陌生的领域。真白和我的关系是孤立的，没有第二个朋友来和我谈谈真白的死，我甚至怀疑是否真有人关心。
时代广场办了一个临时画展，画展的第三天，保安连人带画把我从二楼扔了下去。讽刺的是，他们以粗暴为理由拒绝了我的艺术，方式却是同样的粗暴。考虑到保安是画展画家兼职，我原谅他的素养缺失，不过他的审美实在让人不敢恭维，这也是我在众多画作中选择换掉他的原因。当他羞辱我的作品时，我把他的画从二楼扔了下去。他真是个十足的笨蛋，空练了一身肌肉。当他发现我的屁股砸坏了他的画时，他哭得像个被扇了巴掌的孩子。我鼓着掌，朝他大喊：
“你连自己的作品都认不出来！”
然后我拖着酸痛的大腿离开。在一棵老榆树下，我把真白的画拿出来，把他的一条腿贴了回去。裂纹让真白显得更加狰狞，我捏了点泥土摁在他的乳头上，让他成了一个十足的董卓。三国时代他醉死在浑浊的酒池，现在死在邋遢的床上。千年过去没有多少差别。死在古战场的人被血流冲走，而时代广场的风似乎在对我做一样的事。
那天之后我不再画画了。某种意志让我在电脑上打出了第一个字。
把脸泡进冰水里，我开始我一天的循环。看一上午格雷厄姆·格林，下午写作，写完之后感叹真是一篇佳作，然后把这个念头连午餐一起扔到马桶里。晚上点开微信开始找合适的期刊，翻一翻它刊过的小说并嗤之以鼻，信心满满地投稿。当手上的存货全部漂流出去后，我会歇上一段时间。我会去时代广场散步，看看最新的画展。那个对我动手的保安穿着常服，在广场上摆摊画像，完全没有认出我。一旁的招牌写着：30元速写。
我指着摊位前堆积如山的画作，说：“生意不错。”
“这不是卖出去的。”他说，“如果城管来抓我，这些是可以直接扔下的。”
“直接扔了？”我有些不可思议，“你画得不错，不觉得可惜吗？”
他把脚边的书包拉出一角，露出里面的颜料与画笔。“这些才是不能丢的家伙。”
我耸耸肩，请他吃了一碗隆江猪脚饭。他在我的速写四个角都签了名。
“如果以后我出名了，你手里这一幅就是独一无二的。”
这是发生在我尚未了解自己的使命的时候。因此，我把它扔在了角落，像给尸体拉上被单一样铺上了布。也许大家都是一样，相信别人的平庸就像相信自己的不凡。
研究生毕业典礼上，院长慷慨地呼吁我们不要甘于沉沦于社会，要勇敢地做出自己的选择。我记得还是他，在我们这个濒临被合并的小院系办公室，对着毕业去向表一个个打去电话。想象中的毕业犹如古时皇上给国子监精英们发布圣旨，鼓励他们去国家大好河山一番作为。实际上，毕业证书好似从濒临破产的银行取的钱，所有人都会用责备而嫉妒的眼光看着你，好像你取走了他们的一部分。这笔钱于是被赋予了特殊的意义：血汗。你再也不能把它看作你的私人财产，它必须提供足以回馈人们的价值。当然这是毫无道理的。钱是你父母或是你自己赚的，排队或是插队的本事也是你自己熬的。你马上发现，罪魁祸首应该是经营不善的银行。但是谁又敢找银行的麻烦呢。
搬出宿舍后，我在附近的商圈写字楼找了份工作。写作的时间不多，好在我也不着急。只是月末没钱的时候，我会踌躇半天，像盗取商业机密一样翻楼下报刊亭买的杂志，理智战胜情感后，再把它丢到一边。时间长了，各式各样的杂志把家里弄得像屠宰场的水沟，我便用丝带把它们绑了起来。习惯了这样的生活后，我察觉到身体正在进化，陌生得像一个新的物种。过了28岁，我不再相信爱情需要漫长等待，没由来的嫉妒却汹涌澎湃。对于独居男人来说，换一个工作比换掉床单更简单，找一个女孩比找到手机更难。
和修长城一个道理，如果看不到自己的成果，我真的难以坚持下去，我甚至没有拿鞭子的监工鞭笞我。我也并非没有退路，我不是在穿越沙漠朝圣，放下笔就会渴死在沙漠里。活着为了记录，活着为了讲述，我一直被这个信念支撑着，直到某天，公司老板给我打来了电话。
“旷工一个月，滚蛋吧。”
第一时间跳入这个泡在荒诞里的大脑的是一个死去的员工。公司一定从第一天起就发现我不在，为了开除我，憋到旷工一个月才把我开除。然而我并没有旷工。我只是死了。公司开除不成，反而狠狠赔了一笔。
我从天亮构思到天黑，才想起自己没去上班这件事。印象里只是因为疲惫休了三天，怎么变成了一个月？出错的是时间，还是我的感官？
然后我又开始构思关于感官失灵的小说。
有些小说最终写出来了。有些小说忘了写没写。我有了一种迫在眉睫的感觉。什么都不重要了，世界只存在于我大脑中的房间。我唯一对这段经历感到遗憾的是，我声称自己是一个不受思想摆布的人，不受摆布却又如此沉溺，这是对多么美妙的矛盾，我却不能描写这种矛盾。我看得太多，想得太多，从而失去了对创作的基本控制。同样失控的还有我的体型。“陌生得像一个新的物种”原来并不是一个比喻。那些写不出来的文字闯进了我的身体，在我的血肉里游动。房东来看过我一眼，吓得拔腿就跑，再也没有来要过房租。
我要死了。这不再是一个选择。不是你想象自己走投无路踏上天台，一晃神又能继续生活。我什么都明白了。我要死了。
做我们这行为数不多的好处是，当你想到无数的前辈和你的下场一样悲惨，心里还是蛮爽的。剩下只有一件事要做。
我把那个保安画家叫到了家里。他早就不做保安了，不过还没放弃画画。我把正对着床头的那幅画指给他看，他不好意思地笑了。
“我画得没那么好……”他坦然地说，“以后大概也不会出名。挂在这里真不合适。”
“不，正因如此，我才把它挂起来。它提醒我们的宿命。”
他茫然地盯着我。
“我曾经有一个朋友是战士，然后我也成了战士。他没要求我，但我就是这么做了。大家都因为莫名其妙的理由做了人生的选择。”我说，“我打赌我是你见过最棒的模特。一个充满生命感的模特。作为回报，你要帮我带走一样东西。不用交给任何人，确保它一直在你手里，好吗……祝你好运。”
个人信息：
本名：徐元昊
联系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学院路15号北京语言大学
就读高校及专业：北京语言大学汉语国际教育专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