扁担挑月

梦想在山巅盘旋，渴望在心中燃烧，但脚下的路，还得一步步踩在现实的泥土里。1978年的夏天，高考失利的尘埃落定，我回到了葫芦地，回到了那片熟悉的、却也让我渴望逃离的黄土地。

就在我闷头干农活，思考着下一步该如何“跳农门”时，生产队干部们也在琢磨着“搞活经济”。为了给队里增加点活钱，他们决定办一个小型面条加工作坊。固定资产寒酸得可怜：两间空置的生产队库房，一台不知道转了几手的旧压面机，外加一百斤作为启动资金的小麦。作坊的任务是生产两种面条：机制面条和需要手工拉抻的油面条。人员也精简到极致：两名经验丰富的老师傅负责生产，再配一名会计兼出纳，同时还要兼顾作坊里的杂活。

生产队长和小队会计的目光，落在了刚刚回村的我身上。我这个后生，在他们看来，是塆里少有的高中生，识文断字，脑子也灵光。“响伢啊，”队长拍着我的肩膀，“这作坊的账和钱，就交给你管了！另外，人手不够时，你也得搭把手。” 于是，十七岁不到的我，摇身一变，成了“陈会计”，一个掌管着百斤小麦和一台旧机器账面流水的小掌柜。

技术上，有两位老师傅坐镇，一位是本家大伯，一位是塆下的保哥。有他们两位，技术不成问题。作坊开张不到三天，那一百斤小麦就魔术般地变成了洁白的粉末，又在机器的轰鸣和师傅们灵巧的双手中，化作了整整一百二十斤的机制面和油光水滑的手拉面。看着码放整齐的面条，我心里刚升起一丝成就感，立刻就被一个更现实、也更棘手的问题浇灭了：怎么把它们变成钱？

面条再好，躺在作坊里也只是粮食的另一种形态。销售，成了决定作坊生死存亡的关键。这个艰巨的任务，落在了两个“新兵蛋子”肩上：一个是我这个“陈会计”，卖出去后得负责收钱记账；另一个，是刚嫁到本塆不久的一个小媳妇，程芳姐。叫她“小媳妇”，一是因为她年纪确实不大，比我也就大个两三岁的样子，二是因为她长得瘦瘦小小，一阵风刮来，真让人担心会把她吹跑了似的。

指望顾客上门？那是痴心妄想。葫芦地，地处偏僻，信息闭塞，外塆的人根本不知道这里开了个面作坊。况且，那年头，能吃得起、舍得吃“商品面条”的农家，凤毛麟角。队长下了死命令：面条卖不出去，就没工分！这意味着，我和瘦弱的程芳姐搭档，很可能要白忙活一场。

别无选择。第二天天刚蒙蒙亮，我和程芳姐就各自挑起沉重的担子出发了。一担面条，足有八十多斤！山间小路崎岖不平，田间小埂泥泞难行。扁担深深嵌进我稚嫩的肩膀，火辣辣地疼，骨头缝里都透着酸胀。程芳姐更是艰难，没挑多久就气喘吁吁，额头上沁出细密的汗珠，瘦弱的身体在重压下微微摇晃。两人原想着，卖一点，担子就轻一点。谁曾想，现实给了他们当头一棒。

来买面条的乡亲，绝大多数都是用小麦来换！按规矩：一斤小麦换八两面条，还得额外补给他们作坊五分钱的加工费。如果全用钱买，一斤面条要两毛五分钱，还得搭上一斤宝贵的粮票，这对农村人来说，简直是天方夜谭。于是，我收进小麦，称出面条，找补零钱。结果，挑出去的担子没轻多少，收进来的小麦却沉沉地压在了回程的路上。担子非但没减轻，反而越挑越重！

无奈之下，我们两人只能咬紧牙关，互相照应。你挑一段，累了我来换你；我撑不住了，你再接过去。崎岖的山道上，两个年轻的身影，一高一矮（我个子也不高），一担沉重的面条和一袋袋新收的小麦，在扁担下晃晃悠悠。汗水浸透了粗布衣衫，脚步沉重地丈量着一个又一个陌生的塆子。

如果说挑担是体力上的煎熬，那么“叫卖”就是心理上的难关。农村作息规律，白天壮劳力都在地里，只有中午和傍晚时分，家里才有人。他们必须在人家吃饭或歇晌的时候，把面条推销出去。这就需要像旧时的货郎一样，扯开嗓子吆喝。

程芳姐刚过门，脸皮薄，站在人家屋场外，嘴唇翕动半天，硬是喊不出声，只急得满脸通红。我呢？刚出校门的学生娃，平日里连大声说话都少，更别提当街叫卖了。两人面面相觑，你望望我，我看看你，都想让对方先开口。

程芳姐憋着笑，推了我一把：“你喊啊！你个儿子伢（小伙子），怕么事丑（害什么羞）！”

我也臊得慌，回敬道：“你么不喊？你这大个人（你年纪比我大），还怕么事？呵呵。”

两人像打太极一样，你推我让，僵持在人家门口。

最终，还是我深吸一口气，心一横，眼睛一闭，豁出去了！我张开嘴，那声音起初带着颤抖和羞涩，细弱蚊蝇：“换…换面条啊……” 喊出第一声，仿佛冲破了一道无形的屏障。第二声就顺畅多了：“换面条啊！刚刚下线的新鲜面条！又白又劲道！”声音在山坳间回荡，惊飞了树上的麻雀。

从此以后，这吆喝就成了他们卖面条的“标配”。我是主唱，声音洪亮；程芳姐是副手，适时帮腔。两人配合越来越默契，“换面条”的吆喝声，竟也喊出了一种奇特的节奏感。山路漫长，担子沉重，但这一路吆喝，一路互相打气，互相替换着肩上的重担，竟也生出几分苦中作乐的滋味。程芳姐总是默默多挑一会儿，或者把水壶递给他，像个真正的大姐一样照顾着这个“小会计”。我心里感激，也尽力多承担些体力活。我们从未因谁挑得多、谁挑得少红过脸，这份在重担下结成的、相互担当的情谊，让我多年后想起，心头仍会泛起暖意。瘦弱却坚韧的程芳姐，是我人生路上遇到的一位善良的好大姐，一位难得的同事。

平心而论，在面作坊当“陈会计”的日子，比在田地里顶着毒日头“修地球”要轻松愉快得多。我不用再在泥水里打滚，不用再被扁担压得直不起腰。每天在那两间弥漫着面粉清香的小作坊里，跟着老师傅学压面、学拉面，看着麦粒在自己眼前变成银丝般的面条，也掌握了一门实实在在的手艺。月底盘账，看着那虽然微薄、却实实在在增加了的队里收入，我也有一种小小的成就感。

然而，作坊里氤氲的面粉香气，山道上沉重的扁担，乡亲们递过来的带着体温的小麦和毛票，还有程芳姐那鼓励的笑容……这一切，终究不是我心底真正渴望的归宿。我的目光，总是不由自主地越过眼前的面条担子，越过层叠的山峦，投向更远的地方。那个“跳农门”、看看外面大世界的理想，如同埋藏在地下的种子，从未停止萌动。面条作坊的安稳，只是我人生旅途中的一个驿站，而非终点。我知道，自己迟早要再次背起行囊，去寻找那条通往山外的路。

夏日的夜晚，结束了一天的劳作，我常常独自坐在屋前的小凳上，仰望着深邃的星空。繁星点点，如同撒在黑丝绒上的碎钻，闪烁着遥远而神秘的光芒。每当此时，一种难以言喻的渴望便在我胸中剧烈地鼓胀，像要冲破这四面环山的牢笼，飞向那星光指引的未知远方。

就在这渴望如野草般疯长之际，一个机会，带着点“关系”的色彩，悄然降临。我被安排在大队代销店。这在计划经济年代，是每个大队独一无二的“商业中心”。它从公社供销社批发来有限的小百货、副食品——盐巴、煤油、火柴、肥皂、针头线脑、糖果糕点之类，再卖给社员。同时，它也肩负着收购任务：鸡蛋、鸭蛋、废铜烂铁、破布头……社员们用这些零碎，换取日常所需。店里通常只配备一个人，既是掌柜，也是伙计。那一年，我刚满十七岁，成了这个小小“商业王国”的主宰者。且在这里工作，一天可以顶一个劳动力的十分。

问题是，虽然顶着“面条作坊会计”的名头干过一阵，但我的珠算水平，实在拿不出手。卖面条账目简单，心算足够。可到了代销店，买卖瞬间复杂起来。销售还好，商品明码标价，算清楚，收整钱，找零钱，就行。最头疼的是收购！那些拎着鸡蛋鸭蛋、抱着破铜烂铁来的社员，个个都是精打细算的主儿。农村人收入微薄，一分一厘都是命根子。卖东西时，恨不得把秤杆子盯出花来，斤两要算到几钱几厘，价钱要算到几毫几分，那份计较劲儿，让我这个半路出家的“账房先生”头皮发麻。

第一次独当一面接待顾客，就给了我一个下马威。来人是个五大三粗的男劳力，一看柜台后站着个面皮白净、眉眼间还带着学生气的“小毛孩”，鼻孔里哼了一声，满脸的不屑与怀疑。他把一篮子鸡蛋“哐当”往柜台上一放，粗声大气地嚷道：“换煤油！还有盐！” 我心下一慌，手都有点抖。我拿起那杆老旧的盘秤，小心翼翼地拨弄着秤砣，想把秤杆打平。越是紧张，手越不听使唤，秤杆晃晃悠悠，总也找不到平衡点。

那汉子看得不耐烦，眉头拧成了疙瘩，嗓门更大了：“搞么名堂！你会不会卖货？一点个伢儿（小屁孩）也站这个位置？瞎搞！” 那语气里的不满和轻蔑，像针一样扎人，仿佛我占了什么不该占的位置，跟现在人们痛恨贪官污吏似的。我脸上火辣辣的，但只能强作镇定，硬着头皮继续。我费劲地称完，鸡蛋一共一斤九两五钱。按收购价一毛五一斤算，我心算了一下，报出价钱：“一共两毛九分钱。这点钱，只够买一样，煤油或者盐巴。”

“个裸细伢！（带地方粗话，有责骂之意）” 汉子一听就炸了，唾沫星子几乎喷到我脸上，“你会不会算账？！老子在家秤好了的，一斤九两六钱！该是两毛九分半！你给我打两毛钱的煤油，九分钱的盐！还有半分钱，给老子拿根缝纫针！” 他算得又快又准，连半分钱一根的缝纫针都安排得明明白白。我哑口无言，脸臊得通红，只能忍气吞声，按对方的要求一一照办。

一个月下来，月底盘账，我傻了眼。不仅没给公家赚到钱，账面上还倒亏了二十块！在那个年代，二十块可不是小数目。这意味着我不仅拿不到应得的十个工分，还得自掏腰包把这窟窿补上！巨大的压力像块石头压在胸口。

吃一堑，长一智。我开始琢磨应对之策。我找来一张大纸，像个真正的学徒一样，笨鸟先飞。我列出所有需要过秤收购和出售的商品，从一斤一两一钱开始，一直算到十斤，把对应的价钱仔仔细细、工工整整地列成一张巨大的“价格速查表”，贴在柜台后面最显眼的地方。这样一来，顾客来了，我只需稳稳当当地过秤，然后对照表格一查，价钱一目了然，效率高了，差错少了，顾客的质疑和刁难也少了许多。

至于那“暗亏”的问题，我也被逼出了“智慧”。在收购鸡蛋、废品时，我学会了不动声色地在秤上“微微”压一点分量，少报个几钱；卖东西时，尤其是煤油、盐巴这些散装货，我也“悄悄”地少给那么一丝丝。分寸拿捏得极好，几钱几厘的出入，在粗糙的盘秤和社员们习惯性的“毛估估”下，很难被察觉。这是生活逼出来的小伎俩，是那个贫瘠年代里，一个十七岁少年为了生存、为了不赔钱而学会的、带着苦涩滋味的“精明”。我内心或许有些不安，但现实的鞭子抽打着，我别无选择。

三个月后，公社供销社的会计下来盘存对账。我的心提到了嗓子眼。结果出来，我不仅填平了之前的亏空，账面上还多出了三十多块钱的“盈余”！这在当时是“正常盈亏平衡”的最佳状态（盈利多了会被怀疑克扣社员，亏损了则是能力问题）。供销社会计难得地露出了笑容，当众表扬了我这个新手：“不错！账做得清楚，东西也管得好！” 我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甚至有点小小的得意，但我只是抿着嘴，没吭声。

那时节，公社供销社要求我们这些代销员，每周都得挑着货担子下乡送货。刚从面粉堆里钻出来的我，对肩挑手提的活儿倒不陌生，面作坊里磨面、扛粮袋，肩膀也算练出来了。可说实话，我心里头对挑着货走村串户这事儿，总有点打怵。倒不是怕累，是怕碰见人，尤其是怕碰见高中同学。想想看，人家要么在读书深造，要么在体面的地方工作，我却挑着些针头线脑、油盐酱醋，像个货郎似的在乡间土路上晃悠。每回远远瞅见个像同学的身影，心就猛地一紧，脚下也不自觉地想绕道，生怕撞个正着，那点残存的少年意气被这身行头衬得灰头土脸，怪难为情的。不过，这走村串户的活儿，偶尔也有那么一丝丝让人心头微漾的时刻。特别是碰见几个相熟的女同学。她们不像男同学那样可能带着点揶揄，眼神里多是善意的好奇或者一丝不易察觉的同情。我也喜欢跟她们开点无伤大雅的玩笑，仿佛能冲淡些担子压在肩头的沉重，找回一点轻松的感觉。

记得有一回，就挺有意思。一位挺文静的女同学，磨磨蹭蹭地来到代销店门口。她没进来，就站在柜台外边，低着头，脸颊飞起两团明显的红晕，连耳根子都透着粉。她手指飞快地朝柜台里某个角落虚虚一点，声音轻得像蚊子哼：“我……我要买这个。”我顺着她指的方向一看，是那叠用粗糙黄草纸包着的卫生纸（那会儿就是当卫生巾用的）。她羞得头快埋到胸口了。我心里忽然起了点促狭的念头，想逗逗她，看她那窘迫的样子也挺有趣。于是，我故意装作没听清，脸上挂着点无辜的疑惑，用手指煞有介事地挨个点着旁边的货品，声音还拔高了一点：“买这个？——毛巾？还是……”手指又移到雪花膏上，“这个‘香香’？……要不，来点水果糖？甜着呢！”她一听，脸更红了，像熟透的虾子，急得直跺脚，又忍不住“噗嗤”笑出声来，带着点嗔怪和无奈，声音总算大了些，带着点豁出去的劲儿：“哎呀！不是！就是那个！那个纸！” 她飞快地又朝那叠黄草纸包戳了一下，随即立刻把手缩回去，仿佛那纸烫手似的。柜台里外，一时充满了又尴尬又有点好笑的气氛，连空气都好像粘稠了几分。

考验接踵而至。这年七月，暑热难当，公社供销社突然下达了一项“甜蜜”的硬任务：每个大队代销店必须负责销售六千斤西瓜！任务分派会上，其他几个大队经验老到的代销员都叫苦连天，说任务太重，根本卖不动。我初生牛犊不怕虎，加上刚受了表扬有点飘飘然，没多想就接下了这沉重的“甜蜜负担”。

西瓜运来了，堆在代销店大门口内，像一座绿色的小山。可天公不作美，偏偏连着下了好几天雨。湿漉漉的天气里，西瓜无人问津。社员们手头紧，油盐钱都算计着花，谁舍得花钱买这不当吃不当喝的“奢侈品”？看着瓜堆在雨水的浸泡下，有些瓜皮开始发软，散发出不太新鲜的味道，我心急如焚。扔掉？太浪费，公家财产，我负不起责。情急之下，我只好自己“消化”。今天吃一个，明天吃半个……起初还觉得甜，后来吃得胃里发凉发胀。终于有一天，我吃得上吐下泻，脸色发白。怕人笑话，更怕被说糟蹋公家东西，我硬撑着去找赤脚医生，谎称是“夜里贪凉，肚子受寒了”，开了点药丸子吞下去。

看着剩下的西瓜还在风雨中“坐以待毙”，我急中生智，想出了一个不是办法的办法。我挑了些品相还行的西瓜，主动给大队部的干部、加工厂的师傅们“送”上门：“叔，姨，尝尝鲜，队里分的西瓜，甜得很！” 先让人家吃进嘴里。等人家吃得差不多了，我才搓着手，带着点少年人的羞涩和不易察觉的精明，上门收钱：“那个……供销社定的价，西瓜一毛钱一斤，您看……” 人家吃了瓜，抹不开面子，尤其看我还是个孩子，更不好意思赖账，纷纷掏钱。我收钱时，还“不经意”地把分量报高了一点，把自己之前吃掉的“成本”也悄悄摊了进去。就这样，靠着“自己猛吃”加“高价外送”，那六千斤西瓜，竟奇迹般地“钱货两清”了！

在公社供销社召开的西瓜销售总结大会上，主办会计板着脸，把那些抱怨任务重、最后却没完成的老代销员狠狠训斥了一通：“看看你们！一个个老油条！连个细伢（指我）都不如！人家是么样完成的？” 为了表彰我的“突出贡献”，供销社还特意奖励了我一把崭新的、算珠油亮的算盘。

我接过算盘，算珠碰撞发出清脆的声响。我脸上努力保持着平静，心里却像打翻了五味瓶。这算盘，是对我“歪打正着”的肯定，也像是一个无声的提醒：在这条看似安稳的代销店小路上，我凭借着“小聪明”和一点关系，或许能走得下去。但这条路，真的是通往山外星光的方向吗？那把新算盘沉甸甸的，却压不住我心底再次翻涌起来的、更加强烈的渴望，我想走出小山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