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响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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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沉重的历史，如同泛黄的纸页，上面浸染着泪痕、血印，还有模糊的墨迹，无声诉说着烽火岁月。那一封封抗战将士留下的“万金家书”，如同从民族危亡深渊中挣扎而出的灵魂印记，经时光沉淀，愈发闪耀如金。
1934年，吉鸿昌将军就义前，在刑场写下：“恨不抗日死，留作今日羞。国破尚如此，我何惜此头！”给妻子的信中，他嘱托：“家中余产留作教养子女用”，并强调 “夫今死矣！是为时代而牺牲”，将个人命运与民族存亡紧密相连。
新四军军需干部蔡良在辗转战场时，用草纸、毛边纸写下多封家书，其中写道：“若国不能保，家也亦不能存！”他反复叮嘱家人“努力为国家工作”，信封上的邮戳记录了他从山西到江苏的战斗足迹。这些家书现藏于建川博物馆，是战时艰苦与信念的鲜活见证。
1942年，八路军副总参谋长左权，在牺牲前的三天，给妻子刘志兰的信中，既有对女儿“北北”的牵挂：“有时总仿佛有你及北北与我在一块玩着、谈着”，也坚定表示：“时局有变，你可大胆处理太北的问题……一切以不妨碍你的学习及行动为原则。”铁血柔情与革命者的决绝交织。还有正面战场将领，以身殉国的壮烈誓言亦令人感怀。
1940年枣宜会战前，张自忠致信副将冯治安：“奔着我们最终之目标往北迈进……或暂别，或永离，不得而知。”他战至身中七弹殉国，成为二战中同盟国牺牲的最高将领。1942年缅甸战场，戴安澜在给妻子的绝笔中写道：“为国战死，事极光荣。”弥留之际，他命卫士扶自己北望祖国，遗骸归国时，十万民众含泪迎灵。
合上这些沉重的文字，我轻轻展开父亲珍藏多年的信笺。思绪回到当兵那年。父亲，这位解放战争时期的老兵，在信中抄给我一段话：“自盘古开天辟地，三皇奠定国基，五帝开拓疆土。但凡国家有难，男儿必当挺身，为社稷征战不惜命。即便尸骨堆山，血染江河，也绝不让寸土有失。士兵披肝沥胆，将领冲锋陷阵，统帅浴血，君王剑光凛冽。”父亲说，这是抗战时期的中条山战役时，一位父亲写给前线儿子的信。这段话，也是我当年从军的初心，他点燃了我投笔从戎的决心。从此，这些朴实如泥土的话语，像种子一样埋进我心。岁月流转，它们竟与那些名将家书中的血性，在时光深处遥相呼应，熠熠生辉。
我忽然明白，父亲早已用他沉默的一生，在我心上刻下了一封无字的“家书”。他几乎不提烽烟往事，只在深夜，偶尔用布满老茧的手，轻轻摩挲身上的旧伤疤。那些疤痕就像地图上的弯曲经纬，默默诉说着当年经历的艰难险阻。他如同那些抗战的将士，把最深的教诲，都化在了无声的行动里。那些伤痕，就是时间的碑文，刻着责任与担当。
20世纪70年代末，我传承了父亲的红色基因，穿上了军装。先在防化部队干了八年的防化兵，又在测绘部队奋战六年。转业回地方三十多年来，岁月带走了许多，记忆却愈发清晰。军营艰苦训练的情形总是在眼前浮现：队列训练时整齐的脚步声，整理内务时一丝不苟的棱角，阅兵场上庄严肃穆的军姿，防化洗消时忍受高温酷暑的操作，防化侦察任务中屏息的瞬间，野外测绘长途跋涉的艰辛，绘制地图时全神贯注的眼神，五公里越野汗水湿透衣衫的咬牙坚持，四百米障碍拼尽全身气力的冲刺……这一切，都成了生命里最深的烙印。尽管在部队我经历无数磨炼，且并未亲历战火，但父亲那封无字的家书，却像一道深痕，永远刻在心间。
毕竟，我们的时代在变，牺牲的方式也在变。父辈在战场上抛头颅洒热血，捍卫国家尊严；我们在部队的默默坚守，把青春献给国防。这何尝不是一种血脉的延续？从烽火岁月到和平年代，家书从浸透鲜血到饱含汗水，但其中那股精神，却如磐石般传承下来。吉鸿昌托付的“教养”之责，张自忠“海不清，石不烂”的誓言，都在今天军营的号角声里，在日常的摸爬滚打中，延续着生命，挺立在每一个军人的脊梁上。我摩挲着父亲那封薄薄的信纸，墨迹虽已淡去，但那字句的分量，早已沉入血脉。我忽然懂了，那些战火中写就的家书，何尝不是父辈留给整个民族最珍贵的遗言？它们早已超越了纸张，化作了刻在民族脊梁上的不朽铭文。
抗战家书是民族精神的“时间胶囊”，在胜利80周年之际重读，既是对英烈的告慰，更是对当代人的精神滋养。战火中，他们以墨写心；盛世里，我们以行承志。这些家书原件或文物多收藏于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建川博物馆等地，亲临展柜前，或能更真切地触摸那份穿越硝烟的赤诚。在和平的岁月里，我们这一辈，自当以汗水为墨，以忠诚为笔，在日复一日的平凡坚守中，续写这封无字的家书。当每一个晨昏，岗位上的身影如钉子般钉在那里，便是最坚定的回答：山河无恙，血未白流，英魂可慰，这薪火，永在燃烧。
此文原载《阅读时代》杂志 2025年第8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