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昌雨痕

这不是一场计划中的行游，只是三次在雨中的偶然停步。于昙华林75号，一扇寻常木门后，我触到了晚清海战中，一个幸存者将半生波涛锁进青砖的静默；在解放路365号，一座八角门楼前，我目睹了教堂、学堂与市井在同一个街巷上留下的三重年轮；至昙华林深处的“第三厅”旧址，一方朴素的牌匾，则让我听见了抗战烽火中，一群文人以笔为枪、以歌为旗的集体呐喊。

雨落古城武昌，青石板路上的水光，旧墙上的洇迹，伞沿断续的声响。三天冬雨，三处坐标。私人记忆、信仰嬗变、救亡呐喊。它们本在各自的故事里沉默，却因同一场雨的浸润，在我行走的轨迹中连成了一条虚线。于是，雨的模糊与清晰，都成了理解这座城的语法。

翁守谦故居

我居住的地方与昙华林相隔不远，常在这片古街巷里散步，石板路走得熟了，闭着眼也能数出哪儿有几级台阶。老房子粉墙斑驳，“融园”的咖啡飘着芬香，我总以为，自己对这片古街巷很熟悉。直到这个雨天，我路过75号的时候，出于好奇，掏出手机，用微信扫了一下墙角的二维码，屏幕瞬间跳出“翁守谦故居简介”，我才怔住：原来这安静的门后，藏着一片蓝色的海。

这是一栋两层的砖木小楼。1895年前后建成，正是甲午战后那几年。房子是中西合璧的样子，格局仍是老式院落，模样却带了些西洋风味。麻石台阶被岁月磨得泛光，底层并排开着两扇高大的半圆拱门，像一双沉默的眼睛；二楼对应着四扇拱窗，窗与门之间用壁柱笔直地连起来，让整面墙看起来简朴而庄重。屋顶是舒缓的斜坡，铺着深色的瓦，仿佛一顶沉静的冠。

这房子最初的主人，便是从甲午海战中归来的翁守谦。他原籍福建，1894年，随叔兄堂弟等12人一起被分配到北洋水师，担任北洋水师一艘战舰上的军官。1894年7月25日到1895年4月17日，中国战败，被迫签订了《马关条约》。翁守谦所在的战舰，叔兄堂弟等11人阵亡，他成了那艘战舰唯一的幸存者。北洋水师没了，翁守谦回到北京，心灰意冷，弃官做了居士，改名益斋，暂居北京小将坊。1912年，翁守谦携一家老小来到了昙华林，用毕生积蓄买下了一栋宅子，这就是现在被称为翁守谦故居的房子。

这是一座典型的、清朝中期风格的江夏民居，为中国传统民居院落形式。楼不算大，总面积六百余平方米，如今结构和模样都已有些改变，但仍是翁家后人的住宅。青砖表面已风化如粗陶。窗子是旧式中西合璧的样式，玻璃蒙尘，铁棂间绿藤蜷曲，像是时间本身生长出的触须。我站在那儿，忽然觉得这不仅是栋老宅，更像是一位沉默的证人。而我这个日日路过的人，直到今天才听见它低微的呼吸。

推门时铰链“吱呀”一响，仿佛惊动了什么。院子很小，墙角秋海棠，绽放出暗红色的光；石缝里的苔藓，在阴湿处静默地铺展。翁守谦从滔天海浪退回内陆，居住昙华林。这里离长江不远，却再也听不见海的潮声。从此将半生波涛关在了门外，过着闭门念佛参禅，种花养鸟的闲居生活，对甲午战争的悲痛往事闭口不谈。我静立院子门前，总觉得有涛声隐隐，不是来自远方，而是从砖缝、木纹与沉积的光阴里渗出来，低低呜咽。

想象他后来的日子，一袭灰布衫，坐在如今已朽去半扇的窗后。案头或许摊着《金刚经》，或许只是一册旧棋谱。鬓发渐白，眼神暗淡，唯有那握过舵轮、勒过缆绳的手，关节依旧粗大突出。那些关于战舰、旗语、硝烟与落水呼号的记忆，是否总在夜半涨潮，拍打他残破的梦岸？不得而知。然而，1938年，武汉沦陷，再次打破了他的宁静，70余岁的翁守谦，带着全家逃难到湖南宁乡，从此再也没有回来。故居被日军占领后，改为马厩。抗战胜利后，房子回到翁守谦后人手中。

午后的光斜穿过二楼窗格，在地板上切出几何形的暖色。从这里，望得见黄鹤楼的一角飞檐。千年来文人登楼赋诗，感慨兴亡，而翁守谦选择低头走进这条小巷，将半生波涛锁进几进青砖小楼。这不是退却，或许是一种更深的镇守，守着无法言说的记忆，守着十一个消失于海上的姓氏。

离开时，日影已斜，光线划过西墙。巷口的路灯还未亮起，但天光分明柔和了一层。回头再看，75号的瓦檐，镶着一道淡金色的边，像一艘在薄暮时分静静收拢帆索的旧船。我平日走过这里，心里盘算的不过是三餐琐事。而这一刻，脚下被鞋底磨光的石板，墙头被风雨蚀旧的青瓦，忽然都沉甸甸地有了故事。

有些英雄不在碑林史册，而在市井烟火深处，将轰烈的往事熬成静默的时光。咸腥的海风终会散尽，只剩窗前那棵树，一年一年，不问来处，也不问归途，只是长着。长出新叶，落下旧枝；见过人来，也见过人往。

三一堂

冬至后的第三日，微雨。

我撑着一把折叠伞，走在武昌解放路上。不经意间，看见路的左侧有一座八角亭式建筑，在雨中静立。走近一看，门牌号码是365号。我左右看了看，发现这座“亭式建筑”在周围的市声与流光里，显出一种沉静的突兀。目光游落处，门楣上“三一堂”三字吸引了我注意，在雨水的浸润下，显得清晰又苍然。

“亭式建筑”门边，挂着一块老木牌，上面有这样记载：它源于基督教的“三位一体”（Trinity），即圣父、圣子、圣灵，合为独一真神。而在我看来，它虽源起“信仰”，但更像一句无心的谶语，预示这座建筑后来起伏的命运。“圣三一”本是圣公会教堂常用的名字，指向神圣的合一。1910年它落成时，名字与使命一致，只为侍奉“神”。而今天站在它面前，我却看到另一种“三位一体”：中式的八角重檐，西式的鎏金圆球，连同武汉匠人当年的手艺，共同砌成了这座建筑。东方的形制、西方的信仰、本地的土木，在此悄然合一。名字因而成了一种隐喻。百年以来，它以一身之躯，活出了三重生命：圣堂、学堂、市井之场。钟声、书声、市声，在同一个坐标上交替响起，像三次不同的呼吸，却来自同一个身体。

雨丝斜斜织下，把整条解放路染成了一幅灰蒙蒙的旧画。二十年前我刚到武汉工作，办公楼就在三一堂斜对面。那时，在此来来往往，并没有留意它，偶尔看了一眼，也只当是寻常街边的一幢旧楼罢了。后来，我在一条解放路附近的一个旧书店里，翻到了一本泛黄的武汉影集，其中竟收录了这座三一堂。照片里它完好无损。哥特式的尖拱长窗，与中式的飞檐相对而立，给人一种安静的和谐。如今我站在这里，却只能透过这唯一幸存的门楼，在雨雾中依稀辨认它往日的轮廓了。

细看门楼，雨水正顺着青砖的缝隙缓缓流动，如同岁月本身在砖石上留下的泪痕。我伸手触碰了一下墙砖，那些被百年风雨打磨得湿润的砖块，使我突然意识到：我的指尖触碰的，不仅是1910年的砖石，更是这座城市的实体记忆。那些中西合璧的细节，中式的龙首与西式的鎏金圆球，此刻在雨中显得格外清晰，就像是向我诉说着一个关于相遇与妥协的故事。

穿过门楼，眼前的景象让我的思绪有一瞬间的断裂。身后是沉默的历史，身前是商业空间。汽车尾气散发出的气味混合着潮湿的空气，招商海报上“历史珍贵”的字样在雨中微微卷边。我站在这个交界处，忽然理解了何为“时间的断层”。同一个坐标上，1910年的礼拜堂、1938年的日占学校、1965年的小学、1980年后的舞厅与食肆，以及眼前这个尚未命名的商场，这些不同时代的“此刻”在意识中同时涌现，像多层透明的胶片叠在一起。

一位老人从旁边的巷子缓步走来，见我在雨中伫立，便也停下脚步，对我说：“这地方啊，”他望着门楼，“我小时候在这儿上过学。”他的话语很轻，却让那些历史记载突然有了温度。我想象着1938年那个春天，牧师将孩子们分送到不同学校时的情景；想象着1965年更名为“解放路小学”时，孩子们在新校牌下的雀跃；想象着1980年最后一个放学日，课桌椅被搬空时的空旷回声。这些想象让眼前的建筑不再只是砖石的集合，而成为了无数人生的容器。“三一堂”不再只是一个宗教标签。它变成了一则关于交融与坚韧的建筑寓言：在变动的时代里，如何以一身而承三命，如何在同一个位置上，与不同的时光共存。

雨下得更密了。我退到檐下，看雨水从八角飞檐落下，在石阶上溅起细小而执拗的水花。那些幸存的彩绘玻璃在阴天里显得暗淡，但我能想象阳光灿烂时，它们会在室内投下怎样的光影。建筑是有记忆的，每一块砖都记得工匠手掌的温度，每一扇窗都记得祈祷者的呼吸，每一寸木料都记得孩童奔跑时的震动。而此刻，它又将记住什么？是招商洽谈的对话，还是顾客来往的脚步？

往里走去，商场空旷的内部空间让人产生一种奇异的疏离感。钢结构的骨架裸露着，像是被剥去皮肤后暴露的骨骼。这里曾入驻过时尚品牌时，我忽然想起资料上记载的：此“三一堂”兴建于19世纪初，是美国圣公会在中国的唯一一座中西合璧教堂。唯一性在时间面前，似乎也成了一种易逝的属性。幸好，2016年，武昌界立方团队在负责三一堂原址及整体建筑改造时，将外围遮挡三一堂立面的建筑拆除，并改造成为休闲广场。自此，历经百年沧桑的武汉圣三一堂得以“重见天日”，成为解放路区域又一个具有历史、人文底蘊，又结合现代时尚潮流的新地标。

雨势渐弱时，我发现自己在这座门楼前已站立许久。近邻的武汉音乐学院，琴声断断续续飘来，与解放路商业街的喧闹声形成奇特的二重奏。这座建筑听过圣诗班的赞美诗，听过日据时期的日语教学，听过小学生的朗读声，听过舞厅的爵士乐，听过美食城的喧哗，而现在，它正聆听着新时代的商业奏鸣曲。所有这些声音层层叠加，构成了这座建筑真正的“材质”，不是砖石，而是被它承载过的时间本身。

离开时，云隙间漏下一缕微光，恰好照在门楼的鎏金圆球上，那一瞬间的闪耀，仿佛历史朝当下眨了眨眼。我忽然明白，我们寻找老建筑，其实是在寻找自己与过去的连接点。三一堂的每一次身份转换，都是武汉这座城市面对不同时代给出的答案。而它的“不完整保存”，或许正是最真实的保存，不是博物馆式的冻结，而是在时代浪潮中不断调整姿态的生存。

回望解放路，人流车马依旧。那座八角门楼在现代建筑的夹缝中，显出一种倔强的温柔。它让我想到纽约华尔街那座列入史迹名录的圣三一教堂，同样起源于1698年的那个名字，却在不同的土地上长出了不同的命运。或许每一座老建筑都是一面镜子，照出的不仅是过去的面容，更是我们今日对待记忆的态度。

雨完全停了。我收起伞，最后望了一眼三一堂。它的故事还没有结束，就像这场雨，看似停了，其实已渗入砖缝，将在未来的某个时刻，以另一种形式重新浮现。而我们每个人，都是它未完故事里的一个标点，轻微，但不可或缺。

“三厅”旧址

冬日的武汉总带着几分湿冷，细雨如丝，织密了武昌昙华林的街巷。我撑着伞，踩着青石板路上的水洼，朝着武汉第十四中学的方向缓步前行。雨丝打在伞面上，发出细碎的声响，倒让这条本就充满文艺气息的老街，多了几分静谧与肃穆。就在街巷转角与校门衔接处，一块木底黑字竖条牌匾静静悬挂着，“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那字迹在细雨中格外清晰，像一把钥匙，骤然打开了一段尘封的抗战记忆。

按照提示，我用支付宝扫码预约，屏幕跳转出“预约成功”的提示时，值守的工作人员朝我点了点头。“今天就你一个游客。”他的声音很轻，混着雨声传入耳中。这份意外的独处，竟让我莫名松了口气，或许这样，才能让我这个曾经的军人，能更真切地听见历史的低语。

旧址隐于十四中校园之中，与周围的高楼大厦、教学楼、操场自然相融，却自有一份迥异于校园日常的凝重与厚重。那是一幢二层小楼，黑瓦覆顶，白墙静立。楼旁散布着几组雕塑，一处重现当年孩子剧团活力洋溢的演出风貌；另一处则定格了历史的一幕：周恩来、郭沫若、桂涛声等人齐聚昙华林冼星海寓所，聆听冼星海试唱那首即将传遍山河的《在太行山上》。

踏入其中，雨势似乎小了些，零星雨丝落在庭院的青石地板上。这里没有喧嚣的人潮，只有风吹过窗棂的轻响，与校外昙华林的烟火气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我沿着展厅缓慢走过，目光扫过墙上悬挂的历史照片与文字介绍，那些沉睡的历史，便顺着文字缓缓苏醒过来。展厅主要分为三个部分：‌“名流内阁 文化战士”“领导救亡 战斗堡垒”‌和‌“历史贡献 永载史册”‌。系统地展示了第三厅在抗日战争时期的文化宣传历程及其历史作用。‌

从展厅资料看，原来这里是1938年初第二次国共合作的产物，而第三厅，竟是由共产党领导的进步人士组成。郭沫若任厅长，阳翰笙为主任秘书，胡愈之、田汉、范寿康分任各处处长，洪深、徐悲鸿等一众文人志士皆在此任职。在中共长江局和周恩来亲自领导下，团结各方力量，有序开展各项重要工作。

看着照片上一张张坚毅的面庞，我不禁想起，那个年代的文人，从不是手无缚鸡之力的书生。他们以笔为刃，以艺为旗，在山河破碎之际，扛起了唤醒民众、凝聚力量的重任。小小的第三厅，下设五、六、七三处，分管动员、艺术宣传、对敌宣传等业务，组织机构甚至比一、二厅更为庞大，足见其在抗战宣传中的重要地位。这哪里是一个办公场所，分明是一片没有硝烟的战场。

墙上的文字详细记载着1938年4月1日第三厅成立后，便马不停蹄地于4月7日至13日举行了抗战扩大宣传周的活动。其中第五天的戏剧日，更是让我驻足良久。彼时的武汉，12家戏院同步举办“抗敌剧总动员”，日夜两场不间断演出。话剧、京剧、汉剧、楚剧……从专业剧院到街头广场，从《岳飞》《梁红玉》到《木兰从军》《民族英雄朱洪武》，一幕幕充满家国情怀的剧目，在江城的各个角落上演。我仿佛能透过文字，看见戏台上演员们声泪俱下的演绎，看见台下观众群情激昂的模样——他们或许是衣衫褴褛的工人，或许是背着行囊的学生，或许是白发苍苍的老人，却在同一出戏、同一句唱词中，感受到了同一份保家卫国的热忱。

尤其是看到“每场演出，观众都十分踊跃地观看”这句记载时，我的心莫名一热。在战火纷飞的年代，戏票或许是他们难得的慰藉，却更是凝聚力量的火种。田汉掌勺艺术宣传，洪深主管戏剧音乐，徐悲鸿执掌绘画木刻，他们用自己最擅长的方式，将抗战的火种播撒到每个角落。那些剧目里的英雄，何尝不是他们自身的写照？以笔为枪，以艺铸魂，他们用文艺的力量，唤醒了沉睡的民族精神，让抗战的歌声响彻神州大地。

他们不仅负责抗战宣传与民众动员，更以一系列深入社会的实践凝聚起全民族的力量。1938年7月，第三厅发起“七七献金救国运动”，于武汉三镇设立献金台。活动原计划为期三日，因民众踊跃参与，热潮难却，最终延长至五天，共募集法币一百万元。从政府要员、商界巨贾，到街头黄包车夫、妇孺老幼，各阶层人士纷纷解囊，展现出“全民抗战”的真实场景。此次献金亦直接促成全国慰劳总会的成立，后续向前线输送了大量物资，其中便包括赠予八路军的五万套棉衣。与此同时，由共产党员董维健、杜国庠主持的国际宣传处，以多种形式突破日军的信息封锁。他们向敌国空投《告日本国民书》，创办世界语刊物《中国导报》发向五十多个国家，并持续开展对日反战教育。这些努力，为世界打开了一扇了解中国抗战的窗，也让国际社会听见了中国不屈的声音。

雨渐渐停了，阳光透过云层，洒在庭院的梧桐树上，留下斑驳的光影。我走出旧址，再次望向那块竖条牌匾，心中的敬意愈发浓厚。昙华林的街巷依旧热闹，网红店铺的吆喝声、游客的笑声此起彼伏，与旧址内的静谧形成了奇妙的和谐。或许这便是先辈们想要守护的模样，山河无恙，人间烟火。

回望这座藏在校园里的旧址，它没有宏伟的建筑，没有华丽的装饰，却因那些文人志士的坚守与奉献，成为武汉最珍贵的历史印记之一。这场雨访，让我不仅看到了一段历史，更读懂了一种精神，那是山河破碎时的挺身而出，是风雨飘摇中的坚定守望，是用文艺唤醒民族的赤诚之心。离开时，校园里传来学生们的读书声，清脆而响亮，与旧址的历史回响交织在一起，久久萦绕在耳边。

……

三个历史痕迹，三次雨中偶遇。这不是历史的巡礼，只是偶然的相遇。就像雨从不选择屋檐，它落下，而后痕迹告诉我们：那些真正塑造这座城市的，往往藏在最寻常的拐角，等待一次潮湿的注视。

2025年12月25日（星期四）写于昙华林陋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