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崎山的风

但店镇往北偏东，过了泉华山、杜家冲，就到了大崎山脚下。大崎山属大别山系天柱山脉，主峰龙王顶海拔一千零四十米。山顶长满了黄山松，四季苍翠，还散落着古银杏、青檀、桢楠、喜树这些老树。风从大别山深处来，穿过松针，声响低沉，像一个人在远处低声说话。明代《黄州府志》里记载：大崎山“巍巍雄奇，蜿蜒盘状，至此突然高举，山势绝崖，甲于一郡”。我小时候不晓得这些，只觉得山就是山，理所当然地立在那里。

我出生在但店镇一个叫葫芦地的小塆子。在白云山下的黄坳高中读书时，我常与同学结伴爬到白云山顶，遥望大崎山。山顶常年挂着一缕云，疏疏淡淡，飘飘悠悠。那时候，我们一群半大孩子，谁也不觉得大崎山有什么了不起。它就在那儿，像塆子路口的老槐树一样，你天天看见，就不当回事了。

小时候，偶尔与塆里大人结伴到大崎山，大人专心砍柴。我则更多的只是惦记野山果和枞头菇。石缝里的野山莓熟透了，一碰就破，汁水染红手指。风把汗衫吹得鼓起来，像一只小白帆。

一九七九年，我穿上军装，离开了但店。先当防化兵，后来成了测绘兵。在部队图书室里，我第一次看到《新唯识论》，翻开来全是“体用不二”“翕辟成变”这类字眼，看不懂。但书脊上印着“熊十力著”，心里莫名动了一下。小时候，我从塆子里一位有见识的大伯那里就已经知晓，熊十力的老家就在离我塆不远的上巴河张家塆。

一九九三年，我转业回湖北，进了省城的金融系统。那时候“黄冈县”已经变成了“黄州市”。一九九六年，黄冈撤地建市，黄州一分为二，我们成了团风县但店人。

团风是个小县，人口大约三十万，面积八百多平方公里。可这片泥土里，走出一串名字：包惠僧、林育南、林育英、李四光、熊十力、王亚南、秦兆阳、殷海光。有人说团风是“名人之乡”，这话不虚。

这些人里，离我最近的是包惠僧。他的故居就在但店镇拱桥铺村社庙塆，离我老屋不足三公里。包惠僧生于一八九四年，乳名桂酸，学名道亨。五岁入私塾，后来就读于黄州高等小学堂。一九二一年七月，他受陈独秀委派，和陈公博一起代表广州区出席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那一年他二十七岁。

包惠僧有个绰号叫“大炮”。因为他个性强，情绪容易激动，待人处事全凭热情，话不投机就可能与人吵架斗殴，敢于直言，不怕伤人，不计后果。这个绰号我一直记得。我们但店那一带的人，好像多少都有点这个脾气，认准了的事，九头牛也拉不回来。

包惠僧一生波折。大革命时期，他与周恩来、廖仲恺等人频繁接触。后来因为各种原因误入歧途，投靠了国民党。新中国成立后，他提出复归，周恩来安排他到革命大学学习，后在内务部任研究员，一九五七年任国务院参事。他晚年撰写了许多回忆中国共产党建党初期和早期工人运动的史料，一九八三年出版了《包惠僧回忆录》。

一九七九年七月，包惠僧病逝于北京，享年八十五岁。他的骨灰最初安放在北京八宝山公墓。二〇〇九年四月一日，遵照他生前“叶落归根”的嘱托，家人将他的遗骸迁回故乡，安葬在父母墓旁。

我曾与作家梅赞兄一起专程到包惠僧的故居参观，那天他侄子包楚豪正好在家，他说：我二伯父总共只回过两次家乡。第一次是一九四六年冬。回来的那天晚上，家里来了三桌客。吃饭的时候，听到有人尊称四弟、五弟为“四老爷”“五老爷”，他当场发了脾气，将两个弟弟痛骂了一顿。第二天一大早，乡长带了八个兵来为他站岗，也被他骂了一顿。他对乡长说：“我只是在政府做事，不是做官。你把对我的这种尊重用在民众身上，乡亲们的日子就好过了。”

第二次回来，已经是二十年后的一九六六年。包惠僧在家乡住了四天。离开前，他长跪在父母坟前，老泪纵横地叮嘱侄子：“我在你祖父母身边的时间太少了。我死后，你们把我的骨灰葬在这里，让我陪陪他们，看看乡亲。”

我读到这段的时候，想起自己。一九七九年离开但店，到一九九三年回来，也是十几年。这期间我只回过几次家，每次待不了几天就走了。包惠僧离开家乡去革命的时候，大概也是我这个年纪。他走出去，就再也没能回来长住。

包惠僧的故居，背倚山岗，面临玉带小河，前面是上、下巴河交汇处的冲积平地。故居是土木结构，墙体除底层为青砖外，均为土砖。门前两口水塘相连，一棵大樟树耸立在水塘边。故居后面有一座小山坡，包惠僧的墓就在那里。墓碑很简单，只刻着“包惠僧先生之墓”几个字。山坡下就是他的故居。一个出席过开天辟地会议的人，就这么安安静静地躺在老家的小山坡上。

包惠僧之外，团风还走出了不少人。他们的名字在外头被人提起时，常常带着“大家”二字。可在塆里，他们不过是张家塆的放牛娃、林家塆的读书郎，是田埂上那些老人嘴里的“老辈子”。

林氏三兄弟，林育南、林育英、林育蓉都是回龙山镇林家大塆人。林育南二十出头就领导了京汉铁路大罢工，一九三一年在上海龙华就义，才三十三岁。我念高中时在学校图书室一本旧书里看到他的名字，蹲在地上把那页翻来覆去看了好几遍。三十三岁，比当时的我大不了多少。出了图书室，抬头就看见白云山，暮色里那道山梁黑黢黢的，风从那边吹过来，带着晚稻的香气。林育英化名张浩，在长征中从苏联带回重要指示，后来毛泽东亲笔为他题写了“忠心为国，虽死犹荣”的挽联，还和朱德、任弼时一起为他执绋抬棺，那是中共党史上绝无仅有的礼遇。这些事塆里很少有人提起，田埂上放牛的老人偶尔含糊地感慨一句“林家大塆出龙”，就不再往下说了。

熊十力家境贫寒，八九岁还给邻家放牛，十岁才随做塾师的父亲读书。一个放牛娃，后来竟成了中国现代哲学的宗师。有一年清明，我陪父亲去上巴河办事，顺路看了他的故居。几间土砖屋，屋前一口水塘，塘边一棵老槐树。父亲指着塘埂说：“熊先生小时候就在这里放牛。”我蹲下来摸了摸塘埂上的土，干裂的，硌手，跟但店田埂上的土一模一样。

还有李四光，他创立的地质力学帮我们找到了大庆、胜利那些大油田；王亚南翻译了《资本论》全三卷，是第一个从德文译过来的；秦兆阳当过《当代》主编，王蒙、路遥、陈忠实的成名作都经他提携。殷海光与熊十力并称“双哲”，一个县里走出两位在中国思想界有深远影响的人物，放在全国也少见。

有一回在大崎山顶，遇见邻村放牛的张叔。他老了，腿脚不好，还是爱往山上跑。我们并排坐在老松树下聊天。他掏出一支烟点上，伸出右手往山下指了指：“你看那片，都是稻田。”山下是田，是塆子，是弯弯拐拐的田埂。

说话间，张叔将还冒着烟的烟蒂部，往石头上摁了一下，说：“我放了半辈子的牛，也冇看出这山有么事特别的。可外边的人总是说，你们团风那地方，出了不少人物。”

“那你跟我讲讲，都是些么事人？”

我说，那可多了。有中共一大代表，有工人领袖，有共产国际代表，有军事家，哲学家，有地质学家，有翻译《资本论》的，还有文学家。这些人的影响可大了。

张叔听了，半天没说话。风从山上滚下来，从我们中间穿过，把烟灰吹散了。他忽然说：“那按这样说，你是不是也算从这山里走出去的？”我哈哈一笑：“张叔，你莫笑话我，我最多算是个写字的。”他也哂笑了一声，站起来拍了拍裤子上的土，下山去了。

我坐在那儿，一直坐到太阳快下山，望着那山间的茫茫云海。山下塆子里的灯次第亮了起来，几扇窗户亮着桔色的光。

但店五桂河还是清清的，清得能看见鹅卵石。我蹲在河边洗了把脸，水凉得沁骨头。对面田埂上有个放牛的老人，戴着草帽，慢悠悠地跟在牛后头。这个画面，似曾相识，和我念高中时，透过教室窗户望见的基本上是一样的色调。

风从山上拂过来，带着松树和野草的味道，吹过稻田，吹过河面，吹到我脸上。这风，和林育南吹过的、熊十力吹过的、李四光吹过的，是同一阵。也是我在黄坳高中念书时，每天傍晚趴在窗台上吹过的那阵。

风里带着稻花的甜味、泥土的腥味，还有一点说不清的、让人心里发烫的东西。

世人皆知四海风云，却不知所有长风，皆起于这座山间。大崎山替我们守着，一年又一年。